新聞類別
港聞
詳情#
【蘋果日報】【六四30年】
30年前北京天安門屠城後，一批被中共通緝或迫害的民運人士大逃亡，當年未受北京干預的香港成為中轉站，經香港「地下通道」（即後來所指的「黃雀行動」）出走外國的人極多，錢從哪裏來一直成謎。
《蘋果》獲得封存30年的學聯機密文件，揭示學聯當年成立的「中國民主基金」暗中支援，1989年7月起至1996年共撥款逾350萬元，協助營救包括項小吉、程真等逾40人，同時撥款超過100萬在中國省市做地下工作，繼續宣傳民運訊息，有香港大專院校學生當年甚至組成名為「三皮黨」的地下組織在全國進行大串連。《蘋果》一連五日解密學聯當年在運動中的角色，以及香港人出錢出力支援中國民運的事迹。
記者：許偉賢
「這個組織的初期，即1989年6月底的一段期間，只是扮演着一個中間人及運輸工具的角色，純粹是支援的作用。隨着我們與聯絡上的組織間日漸認識及溝通，我們發覺，如果要繼續這工作的話，則斷沒可能停留在單單是一個支援者的層面上，無論是自覺或不自覺，我們都必然成為一個當局者。」一份學聯1989年的《申請撥款的身份介定》說明文件，道出「中國民主基金」發展方向。
那年春夏之交，北京學運火熱，學聯4月起開始募捐支援，5月1日議決成立「中國民主基金（下稱「基金」）」，藉以表達港人對中國民主的支持。六四屠城後，學聯決定將基金的管理規範化，根據7月23日通過的《中國民主基金管理委員會章程》，基金除資助中國學生以合理、和平手段推動中國民主及社會發展，亦會在個別情況下資助香港學生推動及支援內地民主化活動。委員會有五名成員，其中三人是學生，另外兩人是社會人士。當年首屆委員會主席是現任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另外兩名學生包括時任港大學生會會長、現為勞福局長政務助理的周永恒。
六四後大班學運領袖及民運人士被中共通緝，香港一班有心人透過「秘密通道」施援，逃亡所需的「水腳」，部份是透過基金撥款。根據學聯從未曝光的財務紀錄，截至當年7月31日，基金透過公開向市民募捐共有約1,190萬元。一直保存密檔的蔡耀昌接受《蘋果》訪問時憶述，當年由「中間人」代為申請撥款後，基金委員會便對被營救者進行背景核實及風險評估，以決定是否批出款項，但部份個案因應緊急性會先撥款、後審議，「雖然係違法（部份人非法來港）」，但他相信捐助者對營救有危難的民運人士義不容辭，營救工作撥款完全符合捐助人意願。
基金運作保密 議程用代號
學聯密件揭示1989年7月起至1996年，基金撥出357萬元營救逾40人，首個於7月12日會議批出18萬元的營救者身份不詳，8月21日議決批出80萬元營救六人，包括北京高校學生對話團團長項小吉、當年著名電視政論片《河殤》撰稿人之一遠志明及工自聯呂京花等，同時通過以55萬元營救被北京通緝的北京師範大學學生、曾與時任總理李鵬對話的程真（最終用了50萬元）。
由於當年基金運作極度保密，審批上述兩筆款項時，議程以「Project A」及「Project B」為代號，直至1991年，有份支援北京學運的岑建勳接受BBC訪問時提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自此秘密營救工作才被稱為「黃雀行動」；據知1989年6月底至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前，基金共協助逾300人逃離中國，可統稱為「黃雀行動」營救對象；所謂營救實質是協助偷渡，據了解，基金最初有一名會計師以「社會人士」身份擔任委員審批撥款，因事件敏感，該會計師批出上述兩筆撥款後即辭任。
解密文件顯示，大部份撥款申請都有簡單計劃書，例如營救程真的計劃書披露她當時身在廣州，負責營救她的人是往還廣東、澳門及香港的走私分子，見人後付款，毋須付定金，並有一欄註明「由於營救者一直從事走私活動，經驗豐富，且現時進行此等活動若被揭發，所受到的罰則比運毒更嚴厲，故他們是有一定把握才接手處理的」。
程真是基金最巨額的單一營救個案，1989年8月底程真抵港後正是由蔡耀昌與基金時任財政張賢登以書包裝着50萬元現金到旺角商業大廈一酒樓以錢換人。蔡耀昌指當年步步為營：「我哋兩個攞住啲錢舂上去，唔知會發生乜事、唔知嗰班係乜嘢人嚟，中間被劫又點？」最終議決身懷巨款的張賢登先於附近守候，蔡單拖到酒樓，「當時係下晝三點，冇乜其他茶客，有幾個男人坐埋一枱，程真就喺另一枱俾兩個男人看管住，有啲似黑社會講數咁，我同程真隔空傾咗兩句，確認咗係佢，就落去攞錢上嚟……張賢登繼續喺樓下睇水，有乜依郁就報警」。
項小吉：沒這幫助不可能有今天
單是1989年，基金已營救逾廿人，除知名人士也有五名不具名的軍人；1996年6月3日會議通過撥款10萬元予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劉剛逃亡，成為最後一筆營救撥款。曾與「地下通道」人士接觸的支聯會常委朱耀明憶述，早期經香港逃亡的民運人士可以透過「民主歌聲獻中華」籌募的款項支付，「其後啲錢唔夠，就向學聯申請；我哋（中間人）畀名單佢哋（學聯），佢哋按情況撥錢」，他指學聯在六四中扮演重要角色，包括是首批早於4月中便北上支援的代表團體，「甚至影響住後嚟支聯會（5月21日）嘅成立」。當年擔任基金財政的張賢登證實，基金是當年眾多出錢營救的渠道之一。
當年成功逃亡至美國、之後進行法學研究的項小吉1995年7月去信基金感謝當年的幫忙，「沒有這種幫助我不可能有今天」，同時向基金申請撥款3.6萬以支援海外民主活動。據了解，基金當年於香港匯豐銀行設立戶口，其後考慮到1997年後可能存在政治風險，學聯一度將基金存放於瑞士銀行，近年已將大部份基金轉回香港。獨立於學聯日常財政賬目的基金，據知現時仍然運作，近年曾批款予仍身在內地的學者研究，但由於涉及敏感資料，或許要待中共倒台才有解密的一天。
長青網 - 一站式長者及護老者生活資訊網站
30年前北京天安門屠城後，一批被中共通緝或迫害的民運人士大逃亡，當年未受北京干預的香港成為中轉站，經香港「地下通道」（即後來所指的「黃雀行動」）出走外國的人極多，錢從哪裏來一直成謎。
《蘋果》獲得封存30年的學聯機密文件，揭示學聯當年成立的「中國民主基金」暗中支援，1989年7月起至1996年共撥款逾350萬元，協助營救包括項小吉、程真等逾40人，同時撥款超過100萬在中國省市做地下工作，繼續宣傳民運訊息，有香港大專院校學生當年甚至組成名為「三皮黨」的地下組織在全國進行大串連。《蘋果》一連五日解密學聯當年在運動中的角色，以及香港人出錢出力支援中國民運的事迹。
記者：許偉賢
「這個組織的初期，即1989年6月底的一段期間，只是扮演着一個中間人及運輸工具的角色，純粹是支援的作用。隨着我們與聯絡上的組織間日漸認識及溝通，我們發覺，如果要繼續這工作的話，則斷沒可能停留在單單是一個支援者的層面上，無論是自覺或不自覺，我們都必然成為一個當局者。」一份學聯1989年的《申請撥款的身份介定》說明文件，道出「中國民主基金」發展方向。
那年春夏之交，北京學運火熱，學聯4月起開始募捐支援，5月1日議決成立「中國民主基金（下稱「基金」）」，藉以表達港人對中國民主的支持。六四屠城後，學聯決定將基金的管理規範化，根據7月23日通過的《中國民主基金管理委員會章程》，基金除資助中國學生以合理、和平手段推動中國民主及社會發展，亦會在個別情況下資助香港學生推動及支援內地民主化活動。委員會有五名成員，其中三人是學生，另外兩人是社會人士。當年首屆委員會主席是現任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另外兩名學生包括時任港大學生會會長、現為勞福局長政務助理的周永恒。
六四後大班學運領袖及民運人士被中共通緝，香港一班有心人透過「秘密通道」施援，逃亡所需的「水腳」，部份是透過基金撥款。根據學聯從未曝光的財務紀錄，截至當年7月31日，基金透過公開向市民募捐共有約1,190萬元。一直保存密檔的蔡耀昌接受《蘋果》訪問時憶述，當年由「中間人」代為申請撥款後，基金委員會便對被營救者進行背景核實及風險評估，以決定是否批出款項，但部份個案因應緊急性會先撥款、後審議，「雖然係違法（部份人非法來港）」，但他相信捐助者對營救有危難的民運人士義不容辭，營救工作撥款完全符合捐助人意願。
基金運作保密 議程用代號
學聯密件揭示1989年7月起至1996年，基金撥出357萬元營救逾40人，首個於7月12日會議批出18萬元的營救者身份不詳，8月21日議決批出80萬元營救六人，包括北京高校學生對話團團長項小吉、當年著名電視政論片《河殤》撰稿人之一遠志明及工自聯呂京花等，同時通過以55萬元營救被北京通緝的北京師範大學學生、曾與時任總理李鵬對話的程真（最終用了50萬元）。
由於當年基金運作極度保密，審批上述兩筆款項時，議程以「Project A」及「Project B」為代號，直至1991年，有份支援北京學運的岑建勳接受BBC訪問時提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自此秘密營救工作才被稱為「黃雀行動」；據知1989年6月底至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前，基金共協助逾300人逃離中國，可統稱為「黃雀行動」營救對象；所謂營救實質是協助偷渡，據了解，基金最初有一名會計師以「社會人士」身份擔任委員審批撥款，因事件敏感，該會計師批出上述兩筆撥款後即辭任。
解密文件顯示，大部份撥款申請都有簡單計劃書，例如營救程真的計劃書披露她當時身在廣州，負責營救她的人是往還廣東、澳門及香港的走私分子，見人後付款，毋須付定金，並有一欄註明「由於營救者一直從事走私活動，經驗豐富，且現時進行此等活動若被揭發，所受到的罰則比運毒更嚴厲，故他們是有一定把握才接手處理的」。
程真是基金最巨額的單一營救個案，1989年8月底程真抵港後正是由蔡耀昌與基金時任財政張賢登以書包裝着50萬元現金到旺角商業大廈一酒樓以錢換人。蔡耀昌指當年步步為營：「我哋兩個攞住啲錢舂上去，唔知會發生乜事、唔知嗰班係乜嘢人嚟，中間被劫又點？」最終議決身懷巨款的張賢登先於附近守候，蔡單拖到酒樓，「當時係下晝三點，冇乜其他茶客，有幾個男人坐埋一枱，程真就喺另一枱俾兩個男人看管住，有啲似黑社會講數咁，我同程真隔空傾咗兩句，確認咗係佢，就落去攞錢上嚟……張賢登繼續喺樓下睇水，有乜依郁就報警」。
項小吉：沒這幫助不可能有今天
單是1989年，基金已營救逾廿人，除知名人士也有五名不具名的軍人；1996年6月3日會議通過撥款10萬元予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劉剛逃亡，成為最後一筆營救撥款。曾與「地下通道」人士接觸的支聯會常委朱耀明憶述，早期經香港逃亡的民運人士可以透過「民主歌聲獻中華」籌募的款項支付，「其後啲錢唔夠，就向學聯申請；我哋（中間人）畀名單佢哋（學聯），佢哋按情況撥錢」，他指學聯在六四中扮演重要角色，包括是首批早於4月中便北上支援的代表團體，「甚至影響住後嚟支聯會（5月21日）嘅成立」。當年擔任基金財政的張賢登證實，基金是當年眾多出錢營救的渠道之一。
當年成功逃亡至美國、之後進行法學研究的項小吉1995年7月去信基金感謝當年的幫忙，「沒有這種幫助我不可能有今天」，同時向基金申請撥款3.6萬以支援海外民主活動。據了解，基金當年於香港匯豐銀行設立戶口，其後考慮到1997年後可能存在政治風險，學聯一度將基金存放於瑞士銀行，近年已將大部份基金轉回香港。獨立於學聯日常財政賬目的基金，據知現時仍然運作，近年曾批款予仍身在內地的學者研究，但由於涉及敏感資料，或許要待中共倒台才有解密的一天。
長青網 - 一站式長者及護老者生活資訊網站
回應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