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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六四30年】
1989年7月7日，六四後一個多月，時任北京市市長的陳希同公佈「平亂報告」，當年在《文匯報》任職的劉銳紹，是唯一被點名為「動亂菁英」的香港記者，由駐京到11年不得返回內地，「（中共）好多罪名，都係為政治服務，就如《逃犯條例》，任何人都有機會中招」。六四至今30年，但在他眼中，從未過去：「殭屍復活後發生屍變，吸收咗陽氣，香港人係劫數難逃，定逢凶化吉？」由廣場上子彈在頭頂飛過，到越過一條深圳河，無形的子彈來自四方八面，這個當年留守到最後一刻、見證血腥屠城的記者說，惟有不忘歷史，才能認清政治現實。
記者：呂麗嬋
人稱「夫子」的劉銳紹，在鏡頭前總一本正經月旦時事，但其實是個奇趣妙人。趁六四30年，愛音樂的他推出名為《只求正氣滿室香》的個人大碟，13首歌，大部份包辦曲詞主唱，由紀念劉曉波的《春風永在》，到有關六四的歌，他說要走出哀傷，用歌曲為香港人打打氣。
任職《文匯》遭打壓 「影印收5蚊」
「政治評論，只吸引關心時局政治的人睇，希望真正接觸到普羅大眾。」目標清晰，形式多變，由政治預言小說到另類民主音樂，不拘一格：「面對一個癲嘅世界，你唔癲啲唔得。」他自嘲大笑。夫子便是這樣一個人，認為對就衝，從來我行我素。
性格決定命運，大抵有點道理。就如六四後因同情學生，《文匯報》開天窗刊出「痛心疾首」社論，事後被大清算，支持民運的員工紛紛離職，追隨社長李子誦在外創辦《當代》，惟有當年被重手點名批評的夫子，堅持留下來，大出很多人所料。「有人話我哋出賣《文匯報》，我面皮厚，花咗三個月時間，喺飯堂攞住碟飯逐枱解釋，既然冇錯，更加要講清楚。」在講求集體的國家機器中，公開堅持獨立政治信念，夫子說並非要標奇立異做英雄：「嗰時距離九七仲有八年，《文匯》正係個縮影，想探索喺呢個制度下，仲有幾多個人自由。」
他的「實驗」，足足做了兩年。只因「河水不犯井水」的承諾，那些年仍能兌現，至少，侵犯得不會太明目張膽。六四後，中央派人空降到報館董事局整頓，「死剩種」劉銳紹自然成為眼中釘。為了讓他知難而退，自6月6日由北京撤回香港，他同時被撤掉駐北京辦事處主任的職務，調到繙譯組半職工作，薪金減半亦再無屬於自己的座位。「係無所不用其極，最明顯係其他員工可免費用影印機，我一張要收5蚊……咁仲好，同事都諗到乜嘢事，反而同情我處境，主動同我講有嘢要影就搵佢哋。」坐冷板凳看別人忙，他就乘機學電腦。
扣趙派帽子 與送中例一脈相通
「現在打字咁快，都係嗰段時間練成。」面對別人眼中的屈辱，從來是樂天派的他，事隔多年，說來還真有點洋洋自得。夜晚返報館、白天就跑到《當代》，替另起爐灶的舊上司李子誦及程翔做義工，撰寫政治評論。六四後64名香港記者出版《人民不會忘記》，他是其中之一；又編輯出版《採訪六四的烙印》，許多記者其時已不敢用真名，仍在《文匯報》工作的劉銳紹，卻在該書序言署名誓言將永不忘六四，為中國民主事業奮鬥終生，立場沒半點含糊。
糾纏兩年，成為報社篤眼篤鼻的「大難題」，直到1991年8月，管理層才痛下決心，以似是而非的理由，如工作不合作及上班睡覺等，將他辭退。「其實都收到風……開始整頓中層，我1973年入《文匯》，最可惜係只差個幾星期，就做夠18年……」實驗做完，轉眼30年過去，昔日留了一頭長髮反叛又爛打的劉銳紹，變了今日的論政夫子，早白了少年頭，但駐京期間的筆記和舊照片，堆滿幾大箱，仍一直留在身邊。正為六四30年撰寫新書的他不諱言，那些年《文匯報》是唯一在北京設辦事處，又可帶進內地的香港報章，一頁頁報紙，每天猶如大字報，貼滿街頭巷尾，影響力巨大。
1989期間被派往北京採訪的《香港時報》記者蔡詠梅就回憶說，那時世界各地的記者多住進北京飯店，但只有《文匯報》在那裏設辦事處，順理成章成為到埗後必定拜會的地方。「嗰個年代，稿件都要透過酒店傳真機傳返香港，到後期形勢緊張，酒店唔肯幫你傳，都係多得夫子佢哋幫手，畀我哋傳稿返去。嗰時，《文匯報》最多獨家消息，唔單止北京民衆，行家都一定要睇。」哪想到，給同行方便，甚至做得比別人好，看似正常不過，在依賴領導一念之間的年代，也可以成為形勢一夜間逆轉下的罪狀。
「我1986年開始駐京，1989年6月6日撤離，嗰三年幾，冇離開過北京……長駐咁耐，我哋起嘅作用，的確係其他報刊起不了嘅，外面可以說是造謠抹黑，《文匯報》係自己人嘛。」夫子苦笑。只是影響力越大，罪名亦越大，由爆出多宗獨家新聞的駐京記者，到被官方高舉是趙派（趙紫陽派系）、是「動亂菁英」，夫子說與今日修訂《逃犯條例》，一脈相通。「當時發生喺我身上嘅，隨時可發生喺任何記者身上，甚至任何中國人、外國人也好，也有機會用好多嘅理由，令你失去自由和面對好多壓力。」夫子感嘆。
「殭屍復活吸陽氣」 移民難避
事實也就如此，劉被定性為「動亂菁英」，其中一個原因，正是4月19日出席了悼念胡耀邦的聚會並代表發言；就是常設的北京辦事處，也被指是「謠言集散地」。「內地好多罪名，都係為政治服務。」無端成為「罪人」，六四也讓他看清人性：「除了血腥鎮壓，六四見到好多人性，有段時間人性戰勝黨性，北京人互相支援，對香港記者的保護，體制裏的人也覺得官方倒行逆施，但鎮壓之後，為甚麼封建王朝又走出來？有啲人又為何會被臣服然後轉軚？」
他說：「30年過去，中國好多變化，但意識形態以至封建王朝的文化，始終冇變……殭屍復活後發生屍變，吸收咗陽氣，加上太監和宦官復活……」香港是劫數難逃還是能逢凶化吉？自言是「天生樂觀狂」的他，說不再寄望官方剎那開明，但仍然相信群眾，有信心「花崗岩腦袋的人」會越來越少。
「近年好多人話移民，但現實係屍變，你去到嗰邊都可以影響你。」形勢儘管不妙，但夫子說歷史長河還未到終點：「就好似參加一場多棒接力賽，唔知邊個可走到最後一棒，重點係要走好自己呢一棒先。」邊走邊唱，以獨特腔囗唱着歌的夫子笑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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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7月7日，六四後一個多月，時任北京市市長的陳希同公佈「平亂報告」，當年在《文匯報》任職的劉銳紹，是唯一被點名為「動亂菁英」的香港記者，由駐京到11年不得返回內地，「（中共）好多罪名，都係為政治服務，就如《逃犯條例》，任何人都有機會中招」。六四至今30年，但在他眼中，從未過去：「殭屍復活後發生屍變，吸收咗陽氣，香港人係劫數難逃，定逢凶化吉？」由廣場上子彈在頭頂飛過，到越過一條深圳河，無形的子彈來自四方八面，這個當年留守到最後一刻、見證血腥屠城的記者說，惟有不忘歷史，才能認清政治現實。
記者：呂麗嬋
人稱「夫子」的劉銳紹，在鏡頭前總一本正經月旦時事，但其實是個奇趣妙人。趁六四30年，愛音樂的他推出名為《只求正氣滿室香》的個人大碟，13首歌，大部份包辦曲詞主唱，由紀念劉曉波的《春風永在》，到有關六四的歌，他說要走出哀傷，用歌曲為香港人打打氣。
任職《文匯》遭打壓 「影印收5蚊」
「政治評論，只吸引關心時局政治的人睇，希望真正接觸到普羅大眾。」目標清晰，形式多變，由政治預言小說到另類民主音樂，不拘一格：「面對一個癲嘅世界，你唔癲啲唔得。」他自嘲大笑。夫子便是這樣一個人，認為對就衝，從來我行我素。
性格決定命運，大抵有點道理。就如六四後因同情學生，《文匯報》開天窗刊出「痛心疾首」社論，事後被大清算，支持民運的員工紛紛離職，追隨社長李子誦在外創辦《當代》，惟有當年被重手點名批評的夫子，堅持留下來，大出很多人所料。「有人話我哋出賣《文匯報》，我面皮厚，花咗三個月時間，喺飯堂攞住碟飯逐枱解釋，既然冇錯，更加要講清楚。」在講求集體的國家機器中，公開堅持獨立政治信念，夫子說並非要標奇立異做英雄：「嗰時距離九七仲有八年，《文匯》正係個縮影，想探索喺呢個制度下，仲有幾多個人自由。」
他的「實驗」，足足做了兩年。只因「河水不犯井水」的承諾，那些年仍能兌現，至少，侵犯得不會太明目張膽。六四後，中央派人空降到報館董事局整頓，「死剩種」劉銳紹自然成為眼中釘。為了讓他知難而退，自6月6日由北京撤回香港，他同時被撤掉駐北京辦事處主任的職務，調到繙譯組半職工作，薪金減半亦再無屬於自己的座位。「係無所不用其極，最明顯係其他員工可免費用影印機，我一張要收5蚊……咁仲好，同事都諗到乜嘢事，反而同情我處境，主動同我講有嘢要影就搵佢哋。」坐冷板凳看別人忙，他就乘機學電腦。
扣趙派帽子 與送中例一脈相通
「現在打字咁快，都係嗰段時間練成。」面對別人眼中的屈辱，從來是樂天派的他，事隔多年，說來還真有點洋洋自得。夜晚返報館、白天就跑到《當代》，替另起爐灶的舊上司李子誦及程翔做義工，撰寫政治評論。六四後64名香港記者出版《人民不會忘記》，他是其中之一；又編輯出版《採訪六四的烙印》，許多記者其時已不敢用真名，仍在《文匯報》工作的劉銳紹，卻在該書序言署名誓言將永不忘六四，為中國民主事業奮鬥終生，立場沒半點含糊。
糾纏兩年，成為報社篤眼篤鼻的「大難題」，直到1991年8月，管理層才痛下決心，以似是而非的理由，如工作不合作及上班睡覺等，將他辭退。「其實都收到風……開始整頓中層，我1973年入《文匯》，最可惜係只差個幾星期，就做夠18年……」實驗做完，轉眼30年過去，昔日留了一頭長髮反叛又爛打的劉銳紹，變了今日的論政夫子，早白了少年頭，但駐京期間的筆記和舊照片，堆滿幾大箱，仍一直留在身邊。正為六四30年撰寫新書的他不諱言，那些年《文匯報》是唯一在北京設辦事處，又可帶進內地的香港報章，一頁頁報紙，每天猶如大字報，貼滿街頭巷尾，影響力巨大。
1989期間被派往北京採訪的《香港時報》記者蔡詠梅就回憶說，那時世界各地的記者多住進北京飯店，但只有《文匯報》在那裏設辦事處，順理成章成為到埗後必定拜會的地方。「嗰個年代，稿件都要透過酒店傳真機傳返香港，到後期形勢緊張，酒店唔肯幫你傳，都係多得夫子佢哋幫手，畀我哋傳稿返去。嗰時，《文匯報》最多獨家消息，唔單止北京民衆，行家都一定要睇。」哪想到，給同行方便，甚至做得比別人好，看似正常不過，在依賴領導一念之間的年代，也可以成為形勢一夜間逆轉下的罪狀。
「我1986年開始駐京，1989年6月6日撤離，嗰三年幾，冇離開過北京……長駐咁耐，我哋起嘅作用，的確係其他報刊起不了嘅，外面可以說是造謠抹黑，《文匯報》係自己人嘛。」夫子苦笑。只是影響力越大，罪名亦越大，由爆出多宗獨家新聞的駐京記者，到被官方高舉是趙派（趙紫陽派系）、是「動亂菁英」，夫子說與今日修訂《逃犯條例》，一脈相通。「當時發生喺我身上嘅，隨時可發生喺任何記者身上，甚至任何中國人、外國人也好，也有機會用好多嘅理由，令你失去自由和面對好多壓力。」夫子感嘆。
「殭屍復活吸陽氣」 移民難避
事實也就如此，劉被定性為「動亂菁英」，其中一個原因，正是4月19日出席了悼念胡耀邦的聚會並代表發言；就是常設的北京辦事處，也被指是「謠言集散地」。「內地好多罪名，都係為政治服務。」無端成為「罪人」，六四也讓他看清人性：「除了血腥鎮壓，六四見到好多人性，有段時間人性戰勝黨性，北京人互相支援，對香港記者的保護，體制裏的人也覺得官方倒行逆施，但鎮壓之後，為甚麼封建王朝又走出來？有啲人又為何會被臣服然後轉軚？」
他說：「30年過去，中國好多變化，但意識形態以至封建王朝的文化，始終冇變……殭屍復活後發生屍變，吸收咗陽氣，加上太監和宦官復活……」香港是劫數難逃還是能逢凶化吉？自言是「天生樂觀狂」的他，說不再寄望官方剎那開明，但仍然相信群眾，有信心「花崗岩腦袋的人」會越來越少。
「近年好多人話移民，但現實係屍變，你去到嗰邊都可以影響你。」形勢儘管不妙，但夫子說歷史長河還未到終點：「就好似參加一場多棒接力賽，唔知邊個可走到最後一棒，重點係要走好自己呢一棒先。」邊走邊唱，以獨特腔囗唱着歌的夫子笑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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