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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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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八九民運，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蔡詠梅，大抵是其中之一。「我是有非常大的六四情結。」由《香港時報》轉投《開放》雜誌，撰寫深度政治評論，關注中國民主發展，她不諱言，是六四，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迹。80年代，國共不相往來，她以香港國民黨黨報記者身份，首度北上採訪，見證天安門廣場上最忘我的自由，也見證在共產中國下，一閃即逝的民主希望。「中國人被壓抑得太久了，一下子就被釋放了出來」。這種感覺，她其實很熟悉。在四川成都出生成長，為呼吸自由空氣逃到香港。由六四到九七，以至今日的《逃犯條例》修訂，居港近40年，她說中港命運相連，「從來不是鄰國之事」。
記者：呂麗嬋
六四之後的9月，64名來自不同媒體的香港記者，破天荒合著《人民不會忘記》，當年留在北京前線逾月採訪的蔡詠梅，是其中之一。在她筆下，低調的學生領袖王超華成熟倔強、詩人陳明遠對自由的追尋，還有背景特殊備受爭議的戴晴，這些故人，六四後各有際遇，有人被迫流亡海外，有人被捕坐牢，而她，就因為六四轉投《開放》，用文字繼續探索中國問題。「回港後好快重回工作崗位，但心裏很想繼續做點甚麼，《時報》不是很多機會北上，所以就不斷投稿去《開放》，當時金鐘是雜誌的主編，他說我的文章寫得不錯，就問我有無興趣過去做」。
「那時是太樂觀，以為僵持狀態仍有轉機；暴力清場，也不過出動水炮、催淚彈吧？」
結果一做14年，直至《開放》停刊。現為作家及獨立中文筆會成員，蔡詠梅說，今日國民黨高層訪港訪大陸「交朋友、做生意」，但30年前，國民黨與共產黨不相往來。「你看我當年在北京傳真到香港刊登的稿件，都用北平而不是北京，因為當時台灣根本不承認北京是首都，認為南京才是」。正式打開缺口的，是1989年4月，台灣新聞局宣佈開放兩岸採訪，適逢財政部部長郭婉容歷史性出訪大陸，她順理成章成為隨團記者。「那次，其實是《香港時報》首度派員到大陸採訪」。
任務完成，剛好身在北京、剛好遇着胡耀邦逝世，空前的民主運動席捲京城，是時代，把蔡詠梅帶進了新的領域。與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沒日沒夜留守廣場，由五四大遊行的高潮，走到運動樽頸，北京宣佈戒嚴。留京逾月，6月1日，蔡詠梅離京回港，原擬休息數天然後再北上，但原來，時代的巨輪一夜間改變了軌道，再沒有然後。「那時是太樂觀……」蔡詠梅苦笑。人大即將召開緊急會議，相信僵持的狀態仍有轉機；暴力清場，也不過出動水炮、催淚彈吧？她是這樣想。
「6月3日傍晚，在家打開電視，即時嚇呆了，打電話到報館第一句話是：怎麼會這樣？」是的，怎麼會是這樣。天安門廣場關燈，槍聲不斷，京城民眾奮起保護學生，一張張染血木板擔架床，在長安大街奔馳。此刻的蔡詠梅，不再是北京城裏慶幸見證歷史、努力突破新聞封鎖的香港記者，而是任何一個恨透自己只能隔岸觀火的普通市民，懷着憤怒和疑問，坐在電視機前流淚不止。大抵，親身見證屠城的一代人，都是這樣走過來。明明兩星期前，天安門廣場舉行的百萬人大遊行，仍然歷歷在目，明明民主的希望，就在咫尺之遙。
「百萬群眾聲援學生，學生絕食瀕死，但現場看不到悲情，而是一張張煥發着光彩的臉。」
「是天安門廣場上的氣氛，令你覺得好有希望好亢奮，好比香港2003年50萬人上街反對23條立法，這樣多人這樣巨大的力量，政府怎可能不聽？」北京城中不同組織紛紛自發出來表態，「打倒官倒」的旗幟，在天空飛揚，以為人民起來了，政府一定會讓步。「在北京一個幾月，我從未遇過一個不支持學生的人」。策略上或事有緩急，但明明只是卑微的要求，是很多人眼中的大是大非。「事後反省，人多原來不代表甚麼……」或如香港的法官所言，以為佔領可令政府一夜間讓步想法天真，但很多改變，不也是由天真的人首先觸發嗎？
「中國人被壓抑了得太久了，對自由的飢渴，一下子被釋放了出來」。這種感覺，蔡詠梅其實很熟悉。「有一句說話是這樣的：走過羅湖橋，甚麼人都可以鬧，除了自己的老婆」。做過幾年中學教師，來港前在四川大學讀英文系，1980年舉家移民到香港的蔡詠梅，自小喜歡寫作，但現實是在文革的陰霾下，「敢想卻不敢寫」。「以前好多諗法但都不能表達出來，來到香港，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寫小說、散文，時事評論，甚麼都會寫」。翌年加入《香港時報》，原本做新聞繙譯，後來轉到前線採訪。
「《開放》的主編金鐘，也是改革開放後由中國走出來的一代中國知識分子，文革時被抄家，大家都好珍惜香港的自由」。蔡詠梅總強調，就是加入別人眼中的「反動雜誌」，她從不覺得自己特別勇敢：「與國內的朋友相比，我只是在很安全的環境中，享受香港的言論自由」。恐懼、壓抑，曾幾何時是連串政治運動下，內地一代人長久的精神狀態，作為過來人，她感同身受：「八九民運有一幕，給我印象很深，5月17日北京百萬群眾大遊行聲援學生，學生絕食瀕臨死亡，但我在現場，看不到悲情，而是一張張煥發着光彩的臉。」
「佔中後好多人被清算，國際也譴責，就算鄰國，面對不公義也要表態，何況是同一政權？」
學生在廣場的紀念碑前絕食靜坐，偌大的天安門廣場，變成了海德公園，聚集在廣場自由發表政見，她在六四後就曾寫過一篇文章：「中國是一座大監獄，把人壓抑得太久太深。」六四後被追捕入獄的中國著名詩人陳明遠，是首個公開支持學生的知識分子，他公開演說時這樣說：「站在天安門廣場，我成了自由的人。」香港學聯送帳幕，民主女神像聳立天安門廣場，包括劉曉波和侯德健在內的「四君子」，響應參加絕食……久違了免於恐懼的自由，令很多人包括蔡詠梅在內，一度相信人民必勝。
那種精神獲解放的冀待，曾幾何時瀰漫全北京。面對持久的民主運動，當權者害怕了，要以槍和坦克結束佔領，戒嚴部隊兵臨城下，北京幻變成由最喜到最悲的孤城。
屠城夜，北京市民以血肉阻攔，一切「見好即收」的反思，都成了事後的孔明，強硬派與開明派的一場博弈，以血洗京城告終，往後的大清算，換成民主的大倒退。只是，由六四到九七，以致今日的《逃犯條例》修訂，30年過去，在蔡詠梅心中，八九民運並無結束。
「香港人面對九七大限，六四前還會覺得專制政府正在改變中中國始終會變得比較民主，香港也會好，由始至終，香港的命運，就與中國的命運連在一起，關心中國就是關心香港」。近年有年輕人說燭光集會行禮如儀，六四是「鄰國之事」，蔡不同意。「佔中後好多人被清算，國際也會譴責，就算鄰國，面對不公義也要表態，何況是同一政權？到今日我仍相信華叔的看法：中國有民主、香港才有民主。」
只是隨着時日遠去，有人堅持平反六四，更多人選擇遺忘，儘管早已不是記者，蔡詠梅這個內地出生、香港生活，與台灣又關係密切的香港人，仍選擇留守在香港這個家，繼續用筆桿紀錄所見，評點政局。「好多人話要移民……共產黨就是想換血，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選擇，但我不會走，為甚麼要走呢？」失望傷心卻不氣餒，平反好不平反也好，堅持做維園上的一點燭光，兌現不會忘記的承諾，早已是老香港的蔡詠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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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呂麗嬋
六四之後的9月，64名來自不同媒體的香港記者，破天荒合著《人民不會忘記》，當年留在北京前線逾月採訪的蔡詠梅，是其中之一。在她筆下，低調的學生領袖王超華成熟倔強、詩人陳明遠對自由的追尋，還有背景特殊備受爭議的戴晴，這些故人，六四後各有際遇，有人被迫流亡海外，有人被捕坐牢，而她，就因為六四轉投《開放》，用文字繼續探索中國問題。「回港後好快重回工作崗位，但心裏很想繼續做點甚麼，《時報》不是很多機會北上，所以就不斷投稿去《開放》，當時金鐘是雜誌的主編，他說我的文章寫得不錯，就問我有無興趣過去做」。
「那時是太樂觀，以為僵持狀態仍有轉機；暴力清場，也不過出動水炮、催淚彈吧？」
結果一做14年，直至《開放》停刊。現為作家及獨立中文筆會成員，蔡詠梅說，今日國民黨高層訪港訪大陸「交朋友、做生意」，但30年前，國民黨與共產黨不相往來。「你看我當年在北京傳真到香港刊登的稿件，都用北平而不是北京，因為當時台灣根本不承認北京是首都，認為南京才是」。正式打開缺口的，是1989年4月，台灣新聞局宣佈開放兩岸採訪，適逢財政部部長郭婉容歷史性出訪大陸，她順理成章成為隨團記者。「那次，其實是《香港時報》首度派員到大陸採訪」。
任務完成，剛好身在北京、剛好遇着胡耀邦逝世，空前的民主運動席捲京城，是時代，把蔡詠梅帶進了新的領域。與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沒日沒夜留守廣場，由五四大遊行的高潮，走到運動樽頸，北京宣佈戒嚴。留京逾月，6月1日，蔡詠梅離京回港，原擬休息數天然後再北上，但原來，時代的巨輪一夜間改變了軌道，再沒有然後。「那時是太樂觀……」蔡詠梅苦笑。人大即將召開緊急會議，相信僵持的狀態仍有轉機；暴力清場，也不過出動水炮、催淚彈吧？她是這樣想。
「6月3日傍晚，在家打開電視，即時嚇呆了，打電話到報館第一句話是：怎麼會這樣？」是的，怎麼會是這樣。天安門廣場關燈，槍聲不斷，京城民眾奮起保護學生，一張張染血木板擔架床，在長安大街奔馳。此刻的蔡詠梅，不再是北京城裏慶幸見證歷史、努力突破新聞封鎖的香港記者，而是任何一個恨透自己只能隔岸觀火的普通市民，懷着憤怒和疑問，坐在電視機前流淚不止。大抵，親身見證屠城的一代人，都是這樣走過來。明明兩星期前，天安門廣場舉行的百萬人大遊行，仍然歷歷在目，明明民主的希望，就在咫尺之遙。
「百萬群眾聲援學生，學生絕食瀕死，但現場看不到悲情，而是一張張煥發着光彩的臉。」
「是天安門廣場上的氣氛，令你覺得好有希望好亢奮，好比香港2003年50萬人上街反對23條立法，這樣多人這樣巨大的力量，政府怎可能不聽？」北京城中不同組織紛紛自發出來表態，「打倒官倒」的旗幟，在天空飛揚，以為人民起來了，政府一定會讓步。「在北京一個幾月，我從未遇過一個不支持學生的人」。策略上或事有緩急，但明明只是卑微的要求，是很多人眼中的大是大非。「事後反省，人多原來不代表甚麼……」或如香港的法官所言，以為佔領可令政府一夜間讓步想法天真，但很多改變，不也是由天真的人首先觸發嗎？
「中國人被壓抑了得太久了，對自由的飢渴，一下子被釋放了出來」。這種感覺，蔡詠梅其實很熟悉。「有一句說話是這樣的：走過羅湖橋，甚麼人都可以鬧，除了自己的老婆」。做過幾年中學教師，來港前在四川大學讀英文系，1980年舉家移民到香港的蔡詠梅，自小喜歡寫作，但現實是在文革的陰霾下，「敢想卻不敢寫」。「以前好多諗法但都不能表達出來，來到香港，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寫小說、散文，時事評論，甚麼都會寫」。翌年加入《香港時報》，原本做新聞繙譯，後來轉到前線採訪。
「《開放》的主編金鐘，也是改革開放後由中國走出來的一代中國知識分子，文革時被抄家，大家都好珍惜香港的自由」。蔡詠梅總強調，就是加入別人眼中的「反動雜誌」，她從不覺得自己特別勇敢：「與國內的朋友相比，我只是在很安全的環境中，享受香港的言論自由」。恐懼、壓抑，曾幾何時是連串政治運動下，內地一代人長久的精神狀態，作為過來人，她感同身受：「八九民運有一幕，給我印象很深，5月17日北京百萬群眾大遊行聲援學生，學生絕食瀕臨死亡，但我在現場，看不到悲情，而是一張張煥發着光彩的臉。」
「佔中後好多人被清算，國際也譴責，就算鄰國，面對不公義也要表態，何況是同一政權？」
學生在廣場的紀念碑前絕食靜坐，偌大的天安門廣場，變成了海德公園，聚集在廣場自由發表政見，她在六四後就曾寫過一篇文章：「中國是一座大監獄，把人壓抑得太久太深。」六四後被追捕入獄的中國著名詩人陳明遠，是首個公開支持學生的知識分子，他公開演說時這樣說：「站在天安門廣場，我成了自由的人。」香港學聯送帳幕，民主女神像聳立天安門廣場，包括劉曉波和侯德健在內的「四君子」，響應參加絕食……久違了免於恐懼的自由，令很多人包括蔡詠梅在內，一度相信人民必勝。
那種精神獲解放的冀待，曾幾何時瀰漫全北京。面對持久的民主運動，當權者害怕了，要以槍和坦克結束佔領，戒嚴部隊兵臨城下，北京幻變成由最喜到最悲的孤城。
屠城夜，北京市民以血肉阻攔，一切「見好即收」的反思，都成了事後的孔明，強硬派與開明派的一場博弈，以血洗京城告終，往後的大清算，換成民主的大倒退。只是，由六四到九七，以致今日的《逃犯條例》修訂，30年過去，在蔡詠梅心中，八九民運並無結束。
「香港人面對九七大限，六四前還會覺得專制政府正在改變中中國始終會變得比較民主，香港也會好，由始至終，香港的命運，就與中國的命運連在一起，關心中國就是關心香港」。近年有年輕人說燭光集會行禮如儀，六四是「鄰國之事」，蔡不同意。「佔中後好多人被清算，國際也會譴責，就算鄰國，面對不公義也要表態，何況是同一政權？到今日我仍相信華叔的看法：中國有民主、香港才有民主。」
只是隨着時日遠去，有人堅持平反六四，更多人選擇遺忘，儘管早已不是記者，蔡詠梅這個內地出生、香港生活，與台灣又關係密切的香港人，仍選擇留守在香港這個家，繼續用筆桿紀錄所見，評點政局。「好多人話要移民……共產黨就是想換血，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選擇，但我不會走，為甚麼要走呢？」失望傷心卻不氣餒，平反好不平反也好，堅持做維園上的一點燭光，兌現不會忘記的承諾，早已是老香港的蔡詠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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