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談房屋及土地
問﹕如果你當選行政長官，在房屋問題上會提出什麼政策？
梁﹕首先，我們要知道現在房屋問題的癥結，是由於長時間供應不足。居屋停了、公屋建屋量低、私人住宅建屋量更加低。過去8年，首7年供應量逐年下降，至2010年才回升，因此造成不單樓價高，租金也高。政府作為主要的土地供應者，有責任提供充足穩定的土地供應量，讓發展商建私人樓，讓房委會建公屋，同時復建居屋。我不主張把樓價壓低以符合市民購買力。樓價與購買力之間的差距，政府應用居屋方式，來滿足市民置業願望。
建屋數量方面，未來5年土地是短缺的，未來5年政府已經有項目、有規劃的，平均每年1.5萬個單位，5年7.5萬個，我們可集中某一年建3.5萬個。為何是3.5萬？因為建築業及房委會一年建3.5萬至4萬個已屬產量極限。以後每年要建多少，我們要立即做一個房屋需求評估。
居屋方面，我建議每年建5000個居屋。在首批居屋未落成，或首批未賣樓花前，我主張容許白表申請人，以免補地價買現貨二手居屋，數量限在5000個一年，如果買居屋或申請者多於5000個，便抽籤抽5000個。
問﹕放寬白表人士免補價購買二手居屋的考慮是什麼？是否現時二手居屋流通量不足夠或偏低？
梁﹕現在二手居屋大約有30萬個單位，但每年平均只有2000個在市場轉售，這個市場比較細，不足百分之一，只有0.67％。原因是業主在市場免補價出售二手居屋，只限售予綠表，即住在公屋的家庭，他們買居屋的誘因比較小。同時，不少白表申請者想買居屋，2003年停售居屋後，積存了不少潛在需求，如果開放二手居屋市場予白表申請者，相信有相當部分想賣但找不到買家的居屋業主，將來可以找到合適買家。
問﹕公屋輪候冊方面，我們注意到輪候申請人顯著增加，最新數字已經去到16萬。你會如何訂定優次滿足他們的需求？
梁﹕首先，16萬這個數，是16萬宗個案，不是人，9萬多宗是2人或以上家庭，6萬多宗是一人家庭申請個案。現時政府做到3年上樓，是2人家庭以上個案，1人申請是3年上不到樓的。首先要做的，供應量增加後，讓35歲或以上的1人家庭，可以在3年內上樓，與2人家庭看齊。35歲以下的1人家庭則按需要編訂優次。
我們希望透過增加或加快公屋落成量，可以令輪候隊伍不要增加得這麼快。未來會增加多快，目前還未知道，還要看需求評估，但我們從種種迹象看，私人租住房屋問題惡化，例如籠屋死灰復燃，劏房愈來愈普及，這些都讓我們有一個完整圖像，說明私人租住房屋問題在惡化。我們希望透過加快或增加公屋落成量，可以令輪候隊伍不要增加得這麼快，令私人出租房屋市場壓力比較小。
問﹕為何用35歲作為分界線？
梁﹕因為香港和外地都有這樣經驗，當一個人到35歲仍然單身，他很可能是終身單身，對35歲以上1人家庭，我們編配的公屋單位，是1人住戶單位。但現時1人單位數量很少，我們要配合這個政策，除總量要增加，還要增加1人單位數量。
問﹕資助置業方面，對於收入剛超出申請居屋入息限額，如很多年輕中產一代，仍要望樓興嘆，那你對於他們的房屋需求有什麼想法？
梁﹕通過兩個方面，第一方面是穩定私人樓市價格，第二方面是考慮建另外一類居屋，來滿足類似以往夾心階層家庭房屋（sandwich-class housing）的需要。
問﹕社會上有意見認為要考慮限制境外人購買房屋，保障本地人優先，對此你和你的團隊有什麼想法？
梁﹕我們曾考慮兩個方面，一是透過立法全面禁止境外人士買本地住宅樓宇，但這樣做會根本改變香港，不單是投資環境，還有房地產制度，並要限制境外公司或由公司持有住宅物業，這需要的時間很冗長，解決不了現在的問題。另一個做法是賣地時，透過地契條款規定，這一塊地上興建的住宅單位，不能夠售予境外人士，但大家知道，政府每年賣出的新地，只佔市場供應量較小的份額，起不到怎樣的作用。兩個做法，我們衡量完都覺得，其實最根本的做法，都是增加土地供應和從居屋方面入手。
不缺土地 缺願景決心規劃
問﹕土地規劃方面，你認為應如何為香港作出長遠土地規劃？
梁﹕土地密度方面，我不贊成高密度，但可以稍為提高，再加上市區內有不少閒置土地，例如政府擁有的土地，如部門擁有閒置的公共設施土地，使用率很低，都是可以着墨的地方。長遠來說，我們有幾個新界的新發展區在研究中。
我們的土地有足夠潛力，不單可應付人口增長，不致令我們的居住條件劣質化，我們甚至乎可令大家生活和居住環境有所改善，改善人均空間。我們要有決心、有願景。有一個例子，我提了很多年，即邊境禁區的28平方公里，這是什麼概念？澳門特別行政區是28平方公里。包括河套在內，沿深圳河由西到東，我們剔除具生態價值地帶後，仍有20平方公里，相當於香港島由西環到柴灣的北岸沿海市區面積。這片土地大有文章可做，我認為這是香港與珠江三角洲其他城市融合的紐帶，我們應該用好它，可以做的文章很多。總括來說，我們不缺土地，我們缺的是願景、決心和規劃。
■談人口政策
問﹕對於「雙非」（嬰兒的父及母皆非香港永久居民）孕婦，會為香港帶來很多額外的房屋和教育需求，你對此有什麼想法？
梁﹕現在的情况是，每年政府與私家醫院和公立醫院談，設定該年發出多少預約證明書，視乎公家和私立醫院牀位數目和醫療人手，並無考慮雙非嬰兒作為香港永久居民，日後來到香港領取母嬰健康和幼兒教育服務等，香港的承受能力。
我們現已有一個預約證明書制度，要先預約和體檢才可入境分娩。但考慮要讓多少雙非嬰兒在香港出生，不應該只看醫療系統承受能力，還要看人口政策，包括人口結構、年齡結構、分佈，以及母嬰健康院、北區幼兒園等的承受能力。
釋法難救近火 行政手段限「雙非嬰」
我們北區的母嬰健康院已經超負荷，再過一兩年，當兩三年前出生的雙非嬰兒陸續來港報讀我們的幼兒園時，連我們的幼兒園也會超負荷。有一個數字指出，2013年本地幼兒園學生當中，每3個有1個是雙非嬰兒，這肯定會對香港，不單北區，對整體幼兒服務都構成沉重壓力，我覺得要嚴格限制雙非嬰兒出生。手段是用現在的預約制度，如現在私院每年可以承受3萬個雙非嬰兒，很快我們便要和私家醫院商討2012年的數額，我覺得3萬太多。（下調到多少？）這個問題我們在研究，我覺得要從整體問題來研究，要限制。
邊境執法方面，當然要給予足夠資源、足夠人手，去做這件事。當然我們都要在內地做好足夠宣傳，我們要防止內地孕婦來香港衝關，無預約不能入境。我知道這些工作不容易，但若不做這些工作，會造成母嬰服務、教育服務不能承擔，做這些工作是必需的。
問﹕為何不考慮釋法或修法處理？
梁﹕修法和釋法都無法解決眼前這個問題。大家都知道，無論修法或釋法，所需要的時間都比較長，行政措施，即使增加入境處人手，卻可以在短時間做到這個效果。另外，因終審法院已經（對居留權）有了裁決，我不想在終院有了裁決後再尋求人大釋法，尤其裁決已經是很久以前。
其次，《基本法》1990年通過至今已21年，未試過修改，所以這個（修法）不是一個等閒的動作。我覺得剛才提及的，因應香港醫療和教育服務情况和承受能力，限制醫院的接生數目，用行政措施，是完全可行的。
■談政制發展及23條立法
問﹕最近兩名民主派從政者都積極參與特首選舉，一是何俊仁，一是馮檢基，他們參選時都指兩名建制派候選人多提及經濟和民生問題，少提及政治議題，例如23條在未來5年會否立法，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的提名過程會否開放，還是高門檻嚴篩選？他們認為參選可以迫使兩名建制派候選人正視這些市民關心的重大政治議題。你可否回應？
梁﹕過去一段時間，我談香港民生和經濟問題比較多，這些問題也是市民比較關注，從一些民調顯示，雖然大家都關注政治議題，但關注民生問題，如房屋、貧富懸殊問題，都比較多，所以我過去優先提出讓市民討論，政治問題我不迴避。
23條立法是香港的憲制責任，這個責任不單是特區政府的，也是整個香港的，包括立法會的責任，因為當特區政府立法時，法律草案要交立法會通過，所以整個社會，包括政府、立法會，都有憲制責任。
如果我當選，我會在社會上尋求共識，立法時間和法例內容都必須要社會上有共識。有一些希望在未來5年為23條立法的朋友，問我有無時間表，可否承諾在未來5年立法；也有一些朋友不想在未來5年立法，也問我可否承諾不立法，我覺得兩個承諾都不切實際。其實我們需要的是社會上凝聚共識，我們知道有憲制責任，但我們一定要有成熟的政治條件，有共識才可立法。
至於普選門檻問題，社會上大家都知道有2017這個日子，但我們仍未啟動有關的討論。有一些討論仍然是重要的，我或者可以先講我的原則，我覺得《基本法》列明我們要有一個有廣泛社會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經過一個提名程序產生（特首候選人）。我覺得這個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應該愈廣泛愈好，提名委員會的產生，較現在選舉委員會的產生，有些地方可改進，例如公司票等，基本上就是要提高民主成分，提高它的代表性。
2017候選人門檻 支持較寬鬆
門檻問題怎樣？我自己看這個，原則上我希望比較寬鬆，同時要考慮一個實際情况，便是我們有若干候選人，要經過幾多輪投票，因為這個投票不止是1200人，可以坐定定、很快就有第二輪投票。我們有百萬計的選民投票，我們要用幾多輪投票，才有勝出候選人得到比較大比例的選票？我們今次是1200人選舉委員會，當選候選人一定要過半數，我們2017年的當選候選人是否要取得過半數選民的票？這個到現在也未討論。
問﹕我理解更多公眾真正關心的，是一個進步或不倒退的問題。以今屆選舉為例，由於選委會已經產生，我可以合理預期，兩名建制派背景的候選人都可以獲得足夠票數落場，而泛民主派候選人亦最少有一名候選人可取得足夠提名，即最少有3名候選人，2名建制派、1名民主派，造成建制派之間有競爭，建制派與民主派之間也有競爭。大家就會問，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最基本可否維持到這個局面，不會倒退？
梁﹕現在已知有4個（參選人），我作為4個其中之一個，我殷切地希望，我亦都相信，2017年有一個提名委員會，有一個提名程序的普選，不應該比今天的競爭情况有所倒退。
■談核心價值
問﹕本地青年經常提出要捍衛本土意識和核心價值，包括言論自由，不希望見到香港事事向內地求助，失去本土價值。你落實香港和內地融合的政策時，如何捍衛本土價值，例如言論自由和生活模式不變？
梁﹕香港的核心價值，包括各方面的自由，我已在參選政綱中提出，我會盡力捍衛。另一方面，你提到青年如何看與內地關係，我們要為香港人奪回「自豪感」。我們與內地關係愈來愈密切，很多問題要和內地合作解決，例如雙非孕婦問題，得到中央和兄弟省市部門合作，我們的解決就可事半功倍。但我們同時要知道，我們對國家是有貢獻的，我們不會成為國家的包袱，香港年輕人應該要有信心。如果我成為特區政府領導人，我會盡一切努力，讓香港人重獲自豪感，讓香港人知道，讓內地同胞知道，香港對國家是有貢獻的。
這方面我們有很多例子，不止是經濟發展方面，例如專業服務，一些核心價值觀，如法律方面，如何與客戶避免利益衝突。又例如我們的人文精神等。我覺得香港作為「一國兩制」的另外一制，香港可以為國家做很多貢獻。
■談選情
問﹕如果有市民對你說，看情况中央已選擇了唐先生，否則不會找他做政務司長，不會有這麼多建制派人士群星拱照支持他，你是沒有機會了；如果有市民提出這種關乎政治現實的說法，指中央已經有傾向有選擇，你會如何回應？
梁﹕這也是我為何在今次競選宣言說，今次選舉有歷史意義，因為今次確實是一場公平競爭的選舉，我希望市民用好這個契機，對香港日後政治發展作為一個好重要時刻，不要誤信傳言，相信中央已欽點某一候選人。今次確實是一次比理念、比政綱、比能力的選舉，我希望香港市民可以相信這一點。我想補充，我不會陪跑，我現在也不是陪跑，這是一場有競爭的選舉。
問﹕另一個相關問題是，不少市民都認為你對現狀作出批評，對未來提出變革的構思，認定你是一個求變的候選人，不滿足於現狀。但最近在不同場合，市民都聽到你說要「穩中求變」，市民就會有疑問，你是什麼意思？是否因為特首是1200人選舉，很多選委都希望維持現狀，所以你有所妥協，放棄求變的主張？
梁﹕穩中求變的內涵，與我過去兩三年，包括在《明報》的文章所主張的是一致的，只是用了4個字，一個高度概括的詞，去表述說明這些變，不會令香港失去穩定。我選擇這4個字的意思是，這些變不是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不需要轟轟烈烈，只需要認認真真，這是穩中求變的一個內涵。
另一個內涵是，只有變才能維持穩定，所以穩和變是這樣的關係，不是說我正式宣布參選，所以放棄過往主張。
問﹕如果民主派參選人何先生和馮先生邀請你同場辯論，你會否參加？
梁﹕我覺得最好是4個人一起參加，給市民大眾同場同時比較理念和政綱。
未來數月分8範疇公布政綱
問﹕為何你準備參選好一段時間，到今天仍未能拿出一份完整的政綱，涵蓋房屋、醫療等各重要政策領域，讓市民可以研究和發表意見？
梁﹕我十分希望香港市民大眾能夠參與政綱的起草過程，因為社會屬於大家，不止是屬於選舉委員會，我的做法是將政綱分成8個施政範疇，一個一個出，讓市民有時間集中討論政綱的諮詢稿。我會落區將諮詢稿通過媒體發出去，亦會放上網，落不同區去討論不同政綱範疇，市民可以在網站留言，給反饋予我們。
另一方面，未來幾個月時間不是很長，我不想等到全部施政範疇都準備好，才一下子拋政綱出來，這樣大家提意見的時間便不多。
■談工商界發展
問﹕不少工商界選委都較傾向支持唐英年，較少人公開支持你。我們聽到一個說法，希望你回應，是有一些工商界選委擔憂，你的作風比較果斷，亦有人形容你為人比較嚴苛，他們擔心如果你上場執政，會對工商界採取一個比較不友善的態度，甚至動用廉署或商業罪案調查科等機構的力量，去令他們的日子變得困難，我不是憑空杜撰，的確有一些工商界選委有這個看法，相信你亦略有所聞。對於這些猜想，你會如何回應？
梁﹕首先請工商界放心，我十分重視工商界對香港經濟發展，因而對社會發展的貢獻，我在11月27日公開宣布參選宣言內，已肯定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肯定工商界對經濟發展的貢獻，所以請大家放心。
我過去三番四次講，香港需要有較高速度和持續的經濟增長，才可以建設好香港，才可以解決長期存在的問題，所以我十分重視工商界對香港社會發展的作用和貢獻。我在個多星期前，進一步解釋施政理念時，亦進一步提及如何擴大經濟版圖，我在政綱內提及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進一步闡釋了如何協助香港的工商業發展。
個多星期前，我在新界總商會演講上，談了如何協助中小企發展。香港中小企僱用的人手佔香港私人企業50％，中小企數目佔香港商業機構總數98％，所以是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這都說明了我完全明白工商界對香港社會的重要性。
至於第二點，我鄭重表示，我不會用法律，或用執法機關去打擊任何人。
■談社會流動
問﹕如何向年輕人解說，政府可解決社會流動問題？
梁﹕政府和年輕人要共同努力，政府不能遺棄我們的年輕人，我們要支援我們的年輕人，兩方面要共同努力。過去一段時間，年輕人向上流動少了，明顯地較我們這一代慢，因為經濟發展慢下來，我們政府日後施政應擴大經濟版圖，應適度參與加快經濟發展。
擴經濟版圖 助青年向上流
珠江三角洲近年的發展，在差的年頭也有兩位數字增長，甚至有18％至19％增長。我們要如何調動這些因素，令我們的經濟增長高一個點子，高一個點子已可帶來很多就業機會。
過去政府奉行積極不干預，或者是小政府大市場，已是過時，尤其當周邊的經濟體，從珠江三角洲到台灣、南韓和新加坡，其政府職能皆變得明顯了很多。
我們過去習以為常，甚至可以說習非成是，我們對香港人往內地發展，基本上採取一個不聞不問的態度。我問過好幾次，在內地3個主要成市，北京、上海和廣州的主要香港商會負責人，得悉大約合共有30萬香港人在當地長駐工作，這是一個十分龐大的數字，經過20至30年改革開放，這30萬人已在當地站穩腳跟。香港的工作人口有370萬，這30萬應理解為，370萬工作人口的上層的一部分，才有競爭力去內地站穩腳跟，（370萬的上半層）相當於185萬，如用整數算是200萬的人口，當中有30萬即是15％的數字，這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他們基本上在政府無支援的情况下發展出成果來。
如果我執政，我們要加強3個地方的經濟貿易辦事處，第一樣要做普查，了解當地香港人口的工作形態和生活形態，其中一種是子女教育需要。當地商會估計，我們有幾十萬人在內地定居，但至今一間港式子弟學校都沒有，這是不正常的。外商在香港和內地有本國的子弟學校，香港人去內地做事，一樣有這需要。
我們有很多事可做，在自願情况下促進港人北上，他們不是剛剛畢業的大學生，可能是30至40歲，在內地有競爭力的專業人士和中層管理人員，他們能夠在內地發展，對他本人有好處，同時在香港可騰空一些職位，讓年輕人上去，這是可以做的。
問﹕我想為中產問一個問題，近日他們聽到不少承諾，包括供樓扣稅可延長、中學小班等等，你會怎樣回應中產家庭的關注？
梁﹕我們抱着執政的態度寫政綱，寫得出要做得到，是執政政綱，不是競選政綱。回應中產訴求，貫穿在8個施政範疇，例如房屋、人口政策、土地、生活質素、教育與人力、經濟發展、貧窮與長者以及政制發展、管治與公共財政等，我們不會讓中產向下流。
【小題為編者所加】
新聞類別
港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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