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鐵川﹕澄懷觀道說獨秀

【明報專訊】陳健民兄10月15日在《明報》發表了〈假如我們認真地推動國民教育——讀《陳獨秀全傳》有感〉一文，說「陳獨秀這位中共創始人的大覺大悟並不為中共欣賞，多年來陳獨秀或者被攻擊為右傾機會主義者、反黨反革命，甚至漢奸、叛徒，或者是半遮半掩，不願承認他的歷史地位」。健民兄說的這一情况，是改革開放以前某些人某些時期對陳獨秀的評價，而改革開放後，中共官方對陳獨秀則早也不是這樣評價。2002年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2011年再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所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是中共最權威的中共歷史著作，其中有對陳獨秀先生最權威的官方評價，現給關心獨秀先生研究的人們介紹於下：


一、五四運動的總司令

陳獨秀積極推動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對於中國社會的思想啓蒙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是發揮了重大作用的，他的貢獻始終得到了中共的充分肯定。在1945年4月21日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毛澤東評價陳獨秀時說：「他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是起了大作用的。」「那個時候有個《新青年》雜誌，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誌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後來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對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寫道：「最先倡導並吹響思想啓蒙號角的，是後來被譽為進步思想界的明星、『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的陳獨秀。」（第29頁）


二、有功有過的早期中共主要領導人

從1921年8月中共「八七」會議之前，陳獨秀擔任中共總書記。對這一時期的陳獨秀，《中國共產黨歷史》認為他有功有過。


「功」主要有二：一是中共的主要締造者。南陳（獨秀）北李（大釗），相約建黨，這是合乎歷史事實的定論。如果不是他對推動中共成立所做的巨大貢獻，中共黨內也不會選舉他為總書記。在他擔任總書記期間，中共由起初只有50多人，發展成為一個擁有近5.8萬名黨員、領導着280餘萬工人和960餘萬農民的具有相當群眾基礎的政黨。二是推動並實現了中共與國民黨的第一次合作，國共合作打響了北伐戰爭，為結束袁世凱死後的中國軍閥割據混戰的局面奠定了基礎。


陳獨秀的「過」主要有二：一是在國共合作後期，自動放棄對於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於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企圖以妥協讓步和束縛工農運動等消極措施，拉住即將叛變的同盟者（國民黨）。二是個人有專斷作風。無論陳獨秀早年、晚年宣揚過多少民主，但在他掌握中共領導人權力的時候，卻沒有很好地發揚民主作風。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員會商量就作出重大決定。中共創始人之一的李達也認為其具有「惡霸作風」。


改革開放前，陳獨秀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放棄共產黨對工農運動的領導、放棄武裝鬥爭等錯誤，曾被說成是「右傾投降主義」，「投降」差不多等於「叛徒」，所以毛澤東曾說過陳獨秀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當過「不自覺的叛徒」，所謂「不自覺」，就是陳主觀上、組織上並沒有叛變投敵，只是客觀上起了叛變投敵的作用，這是一種誇張的說法。


改革開放以後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已不再使用「右傾投降主義」，而改為「右傾機會主義」，後者的含義是指思想觀念偏向右了。同時，也實事求是地指出，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是與當時共產國際的錯誤指示、錯誤領導分不開的，因為中國共產黨當時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它在組織紀律上必須絕對服從共產國際的指揮。陳獨秀當年自己也承認，雖然大革命的失敗與共產國際有關，但作為總書記的自己沒能抵制來自共產國際的錯誤指令，「我自然有責任」。他反對的是當時把錯誤全部推到他頭上的做法。


三、從脫離中共到試圖回到中共

列寧逝世後，蘇共領導人之一的托洛斯基組織反對派，宣傳一國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主張要等到全世界普遍建立發展了資本主義社會，然後再進行所有國家同時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陳獨秀對此甚表贊同，遂於1929年9月成立了托派組織「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又稱「中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列寧派」，親自擔任總書記。這樣一來，他在政綱和組織原則上都背離了中共，因為中共的政綱是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不允許在黨內搞宗派團體。因此1929年11月，中共開除了陳獨秀的黨籍。由於陳的特殊身分，共產國際於1930年2月8日致電中共中央，要它轉告陳，給他一次到莫斯科「申訴」的機會，但遭陳拒絕。


抗日戰爭暴發後，陳獨秀看到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表示擁護中共與國民黨再度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主張中國無產階級政黨在統一戰線中發揮領導者作用，這被其他托派分子罵為「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他則斥責那些托派分子是「關門主義的極左派的小集團」。最終，陳獨秀與托派組織決裂。


由於陳獨秀贊成中共與國民黨合作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贊成中共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揮主導作用，加之他又脫離了托派組織，因此，他想重新回到中共，中共也歡迎他回來。


1937年，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要求陳寫個書面檢討以回黨工作，但被很愛面子的陳獨秀拒絕了，他說「回黨工作是我所願」，「惟書面檢討，疑難從命」。後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反對與陳獨秀聯合抗日，並由康生在《解放》周刊發表《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斯基匪徒》，污蔑陳獨秀是日本偵探。陳獨秀致信《新華日報》反駁，並從此徹底斷絕與中共中央的關係。


1984年，中共十三號檔案指出：「三十年代王明、康生污其為日寇事件，亦非事實。」1991年修訂出版的《毛澤東選集》，對原來1952年版中把「漢奸托派」的解釋為「是一夥無原則的和無思想的暗害者、破壞者、偵探間諜、殺人兇手的匪幫」，修改為「把托派與漢奸相提並論，是由於當時共產國際內流行着中日托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造成的」。這個解釋可視為對陳獨秀等托派成員「漢奸」罪名的平反。


總之，改革開放之前，中共對陳獨秀的評價的確出現過偏頗不實之詞，但在改革開放之後，在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撥亂反正」的思想路線指導下，過去對陳獨秀的偏頗不實之詞早已得到糾正。這一點，想來健民兄早已知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