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寶強﹕解讀香港政治

【明報專訊】近日圍繞中港矛盾、法治危機、長者津貼、同志平權的論爭，再次觸動了香港核心價值的關注。然而，關於核心價值的論述，往往聚焦於對民意的解讀，也就是從認知的層面出發，嘗試掌握本地民眾的觀點或看法，例如宣稱主流價值仍然是「功利家庭主義」或實用主義，卻鮮有從民眾的情感層面切入，以捕足瀰漫於社會的核心情緒。


特首僭建的14頁交代，仍然無法釋除公眾的懷疑，說明了依賴修辭巧語的公關說明，完全沒有能力認真回應社會的集體感受。而在失業率偏低、物質生活相對有保證的年代，反高鐵國教、抗水客雙非、求同志平權、支援李旺陽、保衛新界東北等民間運動以及相應的批評此起彼落，也印證了影響政治參與的因素，並非僅是狹隘的個人或家庭的物質利益關注，而是建基於更廣泛的社會關懷，當中包括恐懼、苦悶、怨恨和憤怒等豐富的情感因素。


情感是政治的基本因素

為什麼不少港人會對似乎離香港日常生活頗遠的事件，包括李旺陽和六四，仍然念茲在茲？如何理解反粗口擲蕉、求君子淑女近年會成為公共政治的訴求？反高鐵反國教又為何能吸引數以萬計港人遊行集會？要回答這些問題，也就是理解本地的政治動力，僅根據民意調查，從中分析大眾在認知層面上的觀點或信念，顯然並不足夠。因為，當代很多政治活動往往由政客或民眾的情感推動，如對外族的厭惡或對政權的憤怒，甚至願意參與理性的政策辯論，建基的也是一種渴望或欲求講理、抗拒非理性的情感。我們因此需要進一步探問：在當代香港，是什麼樣的「集體情緒」，支撐着類似「核心價值」這些抽象的信念，以至催生各種政治行動？


對自由、法治的重視及李旺陽和六四的關注，與後九七的政局變化下，港人害怕失去這些普世價值的情感不無相關；對博愛、共融等價值的相對輕視，建基的或許是看透世情、恥於高談理想的犬儒心態；執著於務實理性，以至樂於高舉反粗口反暴力作為競選口號，大概源自現代文明工程打造出來的潔癖和厭惡野蠻等情緒；反高鐵反國教所觸動的，應是對未來的生態和我們下一代的生活環境的擔憂，以及對中港政權、工商巨富的貪得無厭的憤怒。這些恐懼、虛無、厭惡、憂慮和憤怒等情感，正日益成為當代香港政治的核心情緒。


恐懼與怨恨

——民粹政治的情緒基礎

因此，僅嘗試識別民意，以找出香港的核心價值內容，仍然無助我們理解各種政治參與和社會動員的驅動力。我們或需要從核心價值的討論，轉向捕捉潛藏於政治行動背後的難以捉摸的集體情緒。


「民粹」愈來愈成為描述香港政治的關鍵詞，但其意思卻愈來愈空洞矛盾。空洞之處，在於「民粹」一詞裝載了各式各樣的行為訴求：或等同所謂福利主義，或泛指所有「聲大夾惡」的行為，又或是指順應「不理性」的民意等等；矛盾在於，當論者政客用這種意義下的「民粹」指評他人時，自身的行為主張往往同樣甚至更為「民粹」。例如，最近有關長者生活津貼的討論，指摘「泛民」民粹的政府和建制政黨，不僅不追求仔細、認真、理性的政策辯論和廣泛諮詢，反要求匆匆通過議案，好讓長者能盡快享有「福利」！相對於堅持拉布及甘願違反「民意」，甚至要求部分長者不要太自私的議員，誰更順應「不理性」的「民粹」要求？


這些自相矛盾和語詞的空洞，正好反映了民粹政治操作的一個特點——建基於情感欲望，而非理性邏輯。如果說近年香港確是民粹氾濫，那麼其根源，恐怕正在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