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駿賢﹕標準工時與國民幸福

【明報專訊】勞工及福利局長張建宗不久前發表《標準工時研究報告》（下稱《報告》），而同一天，勞工顧問委員會亦達成共識，建議政府立法規定男性僱員可享有侍產假3天。然而，兩項勞工政策的進展，並未實質上改善了多少僱員權益。如侍產假建議，較現時公務員享有的5天全薪的權益還要低；至於標準工時立法，政府更是態度照舊，表明沒有立法傾向、沒有特定立場。


即便如此，商界的反應亦一如所料：反對！七大商會早於《報告》發表前，已急不及待致函勞福局表明反對立法標準工時，而理由不外乎立法會影響香港競爭力，損害自由市場，破壞營商環境等。種種說法，都是老調重彈，恍如隔世。


商界在利潤最大化的前提下，機械式地逢勞工立法必反的立場，其實沒有多大探討意義。反而，值得我們深思的是，為什麼政府的政策制訂者，以至不少社會問題的「苦主」，也往往代入了商人的邏輯，唯恐僱員福利的改善會帶來更大的經濟成本，以至「好心做壞事」，最終害苦了打工仔女本身？


就以《報告》為例，談得最多的就是立法對勞工市場及經濟增長的影響。在《報告》第10章中，除論及標準工時可能會導致通脹，損害自由市場靈活性，甚或引致企業因成本上漲而外移外，更另闢一節專門談及立法對企業成本影響的評估。該章節詳細計算出在沒有豁免的情况下，若每周標準工時定於44小時或48小時，則分別會有1,858,500及1,320,200名全職僱員受「影響」，而企業總薪酬開支最高會增加至552億元一年。《報告》更進一步指出，如超時工資率增加至正常薪酬的1.5倍，則較沒有超時額外補薪的成本增加8倍﹗


推出這麼一堆嚇人數字

推出這麼一堆嚇人數字後，《報告》亦苦口婆心再次指出標準工時立法會減低市場靈活性，並削弱香港競爭力及對經濟環境變化的適應能力，長遠更會局限勞工供應，或會拖慢經濟增長（《報告》10．46節）。整份《報告》背後的思維，若不是恐嚇的話，就是要逼使我們在經濟增長與合理工時之間二擇其一。若你要選後者，好的，後果自負！公平點說，這種經濟增長至上的意識形態，並非梁振英政府獨有。事實上，由港英管治到特區年代，這種經濟增長主義思維一直是社會、勞工以至各項政策的核心坐標，不容偏離，終致今天香港社會發展的步伐蹣跚難行，舉步維艱。打從長者退休保障模式30年來無休無止的爭論中可見，不論政策目標多麼合理及迫切，只要一觸及經濟增長這條神經，便休想越過雷池半步。


然而，社會政策學ABC式的教科書都會告訴你，一項社會政策的目標，除經濟考慮外，更應顧及我們想要一個怎樣的社會及哪種的生活方式，簡言之，我們要的是一種怎樣的國民幸福觀。經濟學者或會告訴你，一個高GDP（國內生產總值）比一個低GDP的人優越，前者對國家經濟推動更大。但是，他的生活一定會更好嗎？經濟增長就是衡量國民幸福的唯一指標嗎？


經濟增長

是衡量國民幸福唯一指標？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就反其道而行，指出GDP未能反映實際情况，而每個國家應採用綜合指標考察經濟、社會與環境的發展狀况。他及其「經濟運行與社會發展評估委員會」以汽車做比喻，指出汽車的單一速度儀會告訴你車速有多快，就像現在的GDP，但它不能告訴你已行駛了多少公里？還剩多少燃料？還能開多遠？所以說，你想要的車，或國家，一定得有一個大一點的儀表器。


基於這判斷，他認為除GDP以外，要評估一國人口的生活質量，需要至少7類指標，包括：健康、教育、環境、就業、物質生活條件、人際關係及政治參與情况。同時，史迪格里茲認為，除了經濟發展和環境的可持續性外，任何一個對其發展持嚴肅態度的國家，還應當評估其「公平」程度——換句話，就是物質資源及其他社會福利的公平分配情况。他更進一步指出，這種重新調整社會繁榮衡量標準的做法會很大程度上挑戰人們的自我認知，如美國人會開始這樣問：我們的體制真的像我們一直認為的那樣對大多數人都好嗎？


回到香港，同樣的問題本可以在標準工時立法的辯論中提出：例如，我們的經濟發展模式真的對大多數人有利嗎？亮麗的經濟數據必須以犧牲僱員的健康、家庭關係、親子相處及社區參與為代價嗎？長工時的勞動生活能為我們帶來幸福嗎？可惜的是，《報告》只是又一次將我們引入要與不要經濟增長的兩難選擇中，局限了港人對標準工時立法與生活方式改變的想像之餘，對開啟我們對社會政策目標以至社會的終極價值毫無幫助。


近年備受談論的亞洲小國不丹，早於30年前已定出GNH（國民幸福指數）以取代片面的GDP來衡量國家發展，並將人民心理幸福、文化發展及環境保護等因素納入政府施政的核心目標。當然，我們不會期望特區政府一夜間改弦更張，放棄多年來的經濟增長主義，亦不會期望勞碌奔波慣了的香港人，一下子變成重人文、輕實利的佛國寡民。


跳出一直桎梏我們的

經濟主義思維

筆者只希望接下來有關標準工時的討論，可跳出一直桎梏着我們的經濟主義思維，並在當下GDP幾乎「超英趕美」，但反映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卻高至0.533的社會情勢下，好好思考我們經濟發展模式究竟在什麼地方出錯了？誰是這體制的最大的得益者？長工時究竟為誰而忙呢？誰是犧牲者？我們為長工時而害苦了個人健康、家庭關係及公共參與值得嗎？簡而言之，我們香港人究竟活得幸福嗎？

參考資料

《標準工時研究報告》，特區政府勞工及福利局，2012年。


《國民幸福：一個國家發展的指標體系》，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作者是工黨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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