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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討論普教中的成效，不少議員質疑普教中令學生「兩頭唔到岸」，既學不好中文，普通話的能力亦未如理想，普教中更有矮化廣東話之嫌。姑且不評論議員的質疑是否合理，可是當中的確帶出了一項重要信息，即普教中的成效問題。
首先，普教中既已寫進了課程文件，成了中文科的「遠程目標」，應該是一項「政策」了，而這「政策」的背後包含的「目標和理念」如何？目前「學校有自由度，按能力決定是否推行普教中」。據吳克儉表示，截至2013年，全港小學推行普教中的百分比由五成多增至超過七成，中學則由三成一增至三成七，可見此政策影響的學生數目並不少。
普教中表面上是教學語言的轉變，實際上，正如局長所說：「不能簡單把教學語言轉變，更須讓教師有充分時間掌握教學設計、評估策略等知識，並須有適當支援與培訓。」前者的意思，即由目前慣用的粵語改為以普通話授課，而且只局限在中文科，尚未有任何文件指出要擴大它的範圍，例如以普通話教中史。依此，普教中問題可以分為兩方面來談，一方面是對老師教學的影響，另一方面是對學生學習的影響。
關於前者，曾有不少反對普教中的教師，所持的理由是：師生都習慣用粵語進行課堂教與學，擔心改變教學語言會影響學習成效。必須肯定的是，要徹底改變一種行為是困難的。像習慣用右手刷牙，一下子要改用左手，誰都不適應。何况是比刷牙複雜千萬倍的語言？問題是，有何原因要這樣做？代價是否值得？以個人初入行當老師，學習電腦打字的經驗為例，最初一分鐘只打2至3字，一周後才5至6字，如果跟手寫字的速度比較，早就應該放棄了，可是我知道，如果不能熟練輸入法，對日後工作影響至大，於是咬緊牙關堅持了下去。如果今天不懂電腦打字，很難想像，每天如何完成大量的文書工作？
推行「普教中」目的何在？
假如只着眼於教學語言轉變所帶來的「不便」，因而同時質疑它的成效，這對於找出問題的癥結有何益處？眾所周知，人類的學習大多不是率性而為的，而是為了達到某種「目的」。以運動為例，反覆練習投籃動作，目的是練成高水準的投籃技術。因此，我們要切實地提出疑問：推行「普教中」的目的何在？是否值得花費額外的人力物力去推行？
關於後者，過去由大學或學術團體進行的研究或討論，大多集中在課堂教學的層面。而課堂教學層面的影響因素相當廣泛，舉例說，即使同一位老師，分別以粵語和普通話教中文，任教的是相同程度的兩班學生，用同樣的課程、教材和教學安排，最後得出的結果，例如學生在中文科取得的成績，真的就能「證明」普教中的有效或無效？打個比方，同一作家在相同的情景下，可以寫出完全相同的兩篇文章嗎？更何况，教師並非在作個人「表演」，而是跟一群有生命、有反應的學生進行教學互動。當中的變化何止千萬！在真實的課堂中，一個有質素的學生提問，或教師臨場的感情觸動，足以改變整個課堂的學習焦點，從而影響學習成效，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某立法會議員質疑「普教中」是教育政策抑或貫徹國策的決定。必須反思的是，普教中是純粹的「學術」問題嗎？社會語言學家郭熙教授在談到語文工作者的責任時指出：語言的規範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許多方面，尤其是政治，它對語言從來就不是漠不關心的。我們在看待語言規範的問題時，不能不思考規範與社會、與使用它的人的關係。我們知道，語言政策所體現的就是國家和社會團體對語言問題的根本態度。
教學語言也是語言政策的一個核心部分，正如學者郝德森（1990）也認為，標準語是社會對語言干預的結果。語言學家一般認為這種干預是必要的。問題在於，社會應該怎樣對語言進行干預，或者在哪些方面干預。郭熙以中國內地「推普」為例，認為：「如果沒有『推普』的政府行為，普通話不會有今天的普及，但是，如果沒有對普通話的需求，可以認為，行政干預也不可能。」同樣地，今天推行或不推行普教中，如果視之為社會對語言進行干預，那麼，這種干預就應該是有理有據的、明明白白的。
確定未來方向
因此，目前社會上提出的種種「質疑」，其實也不無道理。政府「推普」多年，從1997年起計也18年了，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於2008至2014年間，推行試驗性的「普教中支援計劃」，也已經超過6年，並在160所中小學試行「普教中」。多年來，「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邀請內地交流人員駐校，也應有不少具體教學策略，可以供學界參考。
當局強調學者對全面推行「普教中」仍未有共識，主要是成效受多項因素影響，包括教師普通話能力、學校語言環境、學生社交圈子與家庭用語等。但具體內容如何？本文認為，當局須切實將「普教中」重新定位，以便確定未來的方向。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前高級專任導師、中學中文科主任
首先，普教中既已寫進了課程文件，成了中文科的「遠程目標」，應該是一項「政策」了，而這「政策」的背後包含的「目標和理念」如何？目前「學校有自由度，按能力決定是否推行普教中」。據吳克儉表示，截至2013年，全港小學推行普教中的百分比由五成多增至超過七成，中學則由三成一增至三成七，可見此政策影響的學生數目並不少。
普教中表面上是教學語言的轉變，實際上，正如局長所說：「不能簡單把教學語言轉變，更須讓教師有充分時間掌握教學設計、評估策略等知識，並須有適當支援與培訓。」前者的意思，即由目前慣用的粵語改為以普通話授課，而且只局限在中文科，尚未有任何文件指出要擴大它的範圍，例如以普通話教中史。依此，普教中問題可以分為兩方面來談，一方面是對老師教學的影響，另一方面是對學生學習的影響。
關於前者，曾有不少反對普教中的教師，所持的理由是：師生都習慣用粵語進行課堂教與學，擔心改變教學語言會影響學習成效。必須肯定的是，要徹底改變一種行為是困難的。像習慣用右手刷牙，一下子要改用左手，誰都不適應。何况是比刷牙複雜千萬倍的語言？問題是，有何原因要這樣做？代價是否值得？以個人初入行當老師，學習電腦打字的經驗為例，最初一分鐘只打2至3字，一周後才5至6字，如果跟手寫字的速度比較，早就應該放棄了，可是我知道，如果不能熟練輸入法，對日後工作影響至大，於是咬緊牙關堅持了下去。如果今天不懂電腦打字，很難想像，每天如何完成大量的文書工作？
推行「普教中」目的何在？
假如只着眼於教學語言轉變所帶來的「不便」，因而同時質疑它的成效，這對於找出問題的癥結有何益處？眾所周知，人類的學習大多不是率性而為的，而是為了達到某種「目的」。以運動為例，反覆練習投籃動作，目的是練成高水準的投籃技術。因此，我們要切實地提出疑問：推行「普教中」的目的何在？是否值得花費額外的人力物力去推行？
關於後者，過去由大學或學術團體進行的研究或討論，大多集中在課堂教學的層面。而課堂教學層面的影響因素相當廣泛，舉例說，即使同一位老師，分別以粵語和普通話教中文，任教的是相同程度的兩班學生，用同樣的課程、教材和教學安排，最後得出的結果，例如學生在中文科取得的成績，真的就能「證明」普教中的有效或無效？打個比方，同一作家在相同的情景下，可以寫出完全相同的兩篇文章嗎？更何况，教師並非在作個人「表演」，而是跟一群有生命、有反應的學生進行教學互動。當中的變化何止千萬！在真實的課堂中，一個有質素的學生提問，或教師臨場的感情觸動，足以改變整個課堂的學習焦點，從而影響學習成效，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某立法會議員質疑「普教中」是教育政策抑或貫徹國策的決定。必須反思的是，普教中是純粹的「學術」問題嗎？社會語言學家郭熙教授在談到語文工作者的責任時指出：語言的規範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許多方面，尤其是政治，它對語言從來就不是漠不關心的。我們在看待語言規範的問題時，不能不思考規範與社會、與使用它的人的關係。我們知道，語言政策所體現的就是國家和社會團體對語言問題的根本態度。
教學語言也是語言政策的一個核心部分，正如學者郝德森（1990）也認為，標準語是社會對語言干預的結果。語言學家一般認為這種干預是必要的。問題在於，社會應該怎樣對語言進行干預，或者在哪些方面干預。郭熙以中國內地「推普」為例，認為：「如果沒有『推普』的政府行為，普通話不會有今天的普及，但是，如果沒有對普通話的需求，可以認為，行政干預也不可能。」同樣地，今天推行或不推行普教中，如果視之為社會對語言進行干預，那麼，這種干預就應該是有理有據的、明明白白的。
確定未來方向
因此，目前社會上提出的種種「質疑」，其實也不無道理。政府「推普」多年，從1997年起計也18年了，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於2008至2014年間，推行試驗性的「普教中支援計劃」，也已經超過6年，並在160所中小學試行「普教中」。多年來，「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邀請內地交流人員駐校，也應有不少具體教學策略，可以供學界參考。
當局強調學者對全面推行「普教中」仍未有共識，主要是成效受多項因素影響，包括教師普通話能力、學校語言環境、學生社交圈子與家庭用語等。但具體內容如何？本文認為，當局須切實將「普教中」重新定位，以便確定未來的方向。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前高級專任導師、中學中文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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