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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上月電視節目《星期日檔案》製作專題，探討香港人的國際視野。
主流媒體關注國際素材，令人欣喜，但不少朋友看過節目後，反而對什麼是「國際視野」感到迷惘，乃至產生種種誤解。
要了解什麼才是國際視野，我們應從什麼不是國際視野談起。
什麼不是國際視野？
一、閱讀片面的國際資訊，不一定有國際視野。CNN的大美國主義固然深入民心，另一有趣例子是銷量十分可觀的《環球時報》﹕由於與國家立場違背的不能報，令讀者認為全球都同情中國的釣魚台史觀；因為聯想到本國政治的也不能報，所以十八大期間，連美國大選也不能評論。結果十分諷刺﹕愈是與自身相關的國際資訊，愈是空白，這卻是內地「國際新聞盛世」的成因。
二、知道一些國際冷知識，不一定有國際視野。認識不少教徒對耶路撒冷一帶的歷史地理琅琅上口，但被問及當代以巴局勢、或哈馬斯緣何在民主選舉獲勝，卻只會背誦「法利賽人」，難免讓人感覺是用一套國際切口來自說自話。就像通過電腦遊戲認識馬里穆薩王的玩家，假如只是當「馬里」是類似「天狼星」、「撒亞人」那樣的variable，人生同樣不會「國際」起來。
三、出國旅遊或留學，不一定有國際視野。
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旅行團的行程就像參觀主題公園，我們不能期望到了環球片場，就有國際視野。近年中國留學生愈來愈多，不少卻自成一國、自絕一角，與百年前容閎、胡適的留學經歷亦大相徑庭。相反，弘揚「世界聯邦」、「世界公民」等概念的哲人康德，終生沒有離開過普魯士的家鄉柯尼斯堡，沒有人會說康德缺乏國際視野。
四、離開本土工作，不一定有國際視野。菲傭到香港的前一站，可能是新加坡、阿聯酋，但她們到哪裏工作，和對那些地方的認知關係有限。在剛舉行的馬來西亞大選，也很少人認為跨境來投票的孟加拉外勞有「國際情懷」。香港人自應了解在內地和海外的工作機遇、人民幣國際化與安倍經濟學，但決定在哪裏工作的，更多是經濟視野，與國際不國際不太相干。
五、 在國際大都會得到高薪厚職，不一定有國際視野。對跨國企業而言，無論辦公室設在倫敦、香港還是孟買，員工生活都一模一樣，活動空間不會踏入本地社群，視野局限在一個特定的社交圈子，假如忽然迷路、再不幸遺失iPhone，可能人間蒸發。相反working holiday的參加者雖然零收入，視野卻超越自身地域與階層，對提升競爭力亦有幫助，這卻不是指數足以涵蓋的了。
那麼，國際視野是……？
一、 國際視野應是進階知識，不能一蹴而就。以外交學為例，一些大學在研究院才開設專科，就是避免學生對某國產生強烈認同或批判前，對政治經濟學一竅不通。我們可以很喜歡或很討厭美國，但假如對美國政制不甚了了，愛與恨都是扭曲的；要是對身邊制度一無所知，亦很難對遙遠的制度有切身認知。
二、國際視野應有融會貫通的技能，這是比較政治、經濟學的基礎。就像陳雲的《香港城邦論》與陳冠中的《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立論縱然相反，卻都具備這樣的訓練。可惜彼岸有「美國例外論」，此間有「中國模式」，每每對政治不正確的國際案例斥之為「不合國情」，才令比較政治的功能被漠視。
三、國際視野應具備在不同地方的在地工作能力。一個有「競爭力」的跨國集團CEO長期在單一崗位，不一定有國際視野；能夠在烏干達本土社區生活得如魚得水的來客，卻通常是有國際視野的人。唯有掌握在地工作的能力，才能在各地收放自如，否則「視野」只是伴隨職業而生，也會伴隨失業而亡。
四、國際視野不是被動的「視」，而應衍生人本關懷。希特勒、毛澤東、史達林等人不可謂不懂國際政治，但世界於他們而言，只是一場棋局，死亡人數只是一堆數字，這是「戰棋視野」和「國際視野」之別。當一個對身旁基層勞工苦况漠不關心的人忽然為南蘇丹貧民籌款，這是否國際視野，亦值得商榷。
五、國際視野與任何身分都不應牴觸，只是一體兩面，正如沒有人認為Beyond的《Amani》不屬於香港。唯有讓國際視野滲入日常生活，培養「Glocal vision」，才是王道。但假如像節目那樣，追求「對立式國際視野」，只會產生兩個階層﹕嚮往在跨國企業工作的一小撮人，和被迫離鄉謀生的一大群人，社會就會高度撕裂，像不少第三世界地方那樣。
在目前令人憂慮的環境，能否維持這種視野，並非無病呻吟，而是香港能否維持下去的關鍵。問題是，我們可以做什麼？特別是當我們不能期望政府的時候，身邊眾多討厭政治而又關心香港的朋友，可以做什麼？
我們可以做什麼？
作為研究國際關係的人，我對這問題，每天都在想。剛回到香港時，難免因為媒體、專欄而為人認識，但依靠個人推廣國際視野，是難以持續發展的。我始終相信幕後的框架建設，才最重要；唯有從日常曝光適量解脫，才能專注幕後工程。以下是筆者近年一些幕後參與和建議，不一定全面，只是拋磚引玉﹕
1. 「香港製造」的國際聲音
香港媒體處於東西資訊樞紐，亦尚算自由，理應成一家之言，乃至建立「Hong Kong School」，這是國際媒體依然關注我城的原因。我們的國際版面不應只是裝飾，當找到啓迪社會的切入點，甚或足以顛覆消費模式。筆者和友好建立國際評論網站、出任一些媒體的顧問，都是希望令這樣的版面成事，或在電視電台出現Discovery Channel一類頻道，擁有香港的國際聲音。
2. 及早滲入中小學課程
通識教育目前有「全球化」單元，然而學生此前缺乏基礎國際知識，卻要立刻批判世界，到了大學，問題就浮現。「國際視野」自然不必獨立成科，但應系統地在中小學課程滲入，例如歐盟有鼓勵學生跨國合作的「蘇格拉底教育計劃」，美國在9．11後把國際視野列為優先教學目標，日本中小學近年也加入「國際理解教育」，我們亦應主動研究。等待教育局就太遲了。
3. 設「本土╳國際」專科
現在香港沒有結合國際視野與本地社會的專科，其實這對研究本土、國際的學者都潛力無限。數年前，筆者開設了「香港涉外關係」碩士科目，高層原來不大看好，但現已延伸至在本科和大學通識。學生發掘的題目，不少是主流研究從未觸及的處女地。就是在傳統的比較政治學層面，只要普及「新加坡學」、「迪拜學」等，對香港也是莫大裨益。
4. 需各行業配合
要改變社會對國際視野的觀感，不能單靠說教，或要求所有有理想的學生在NGO工作；令知識學以致用，始終需要各行各業配合。大機構的人力資源總監掌握畢業生的命脈，院校負責國際研究的學者應和他們建立機制，對其招募公式提出意見，並為其公司進行內部培訓，企業對國際視野的認知才會慢慢改變。像某跨國顧問公司要求員工須當半年海外義工，就值得鼓勵。
5. 找方大同、官恩娜幫手？
要下一代理解香港先天的國際身分，始終要通過流行文化。不少學者對跨界別參與有顧慮，但客觀事實是，請方大同介紹世界公民、官恩娜介紹大溪地、喬寶寶談香港身分認同，確是遠比禁室培育寫論文有效的公民教育。而且這些不能即興地做，長遠而言，社會需要一個以流行文化推廣香港國際視野的基金會，慶幸認同這方向的教育界、演藝人愈來愈多，讓人看到一絲曙光。
6. 禮失求「諸野」→境外港人
在世界各地聚居的香港人是極其寶貴的資源，當我們到不同地方交流，經常會遇到素未謀面、但一見如故的留學生或移民後代。這些朋友既有多元文化背景，又保持了對香港的樸素感情，他們對香港現况的擔心、對香港核心價值的支持，都是我們的強大後援。如何建立好這個全球網絡，值得有心人思考，讓香港就是不幸淪為「一國一制」，禮失也能求諸野。
身處亂世，也許無力回天，但做力所能及的事，始終是我們這代人的責任。共勉之。
筆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全球研究課程主任、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主任
文 沈旭暉
編輯 沈可媛
fb﹕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主流媒體關注國際素材，令人欣喜，但不少朋友看過節目後，反而對什麼是「國際視野」感到迷惘，乃至產生種種誤解。
要了解什麼才是國際視野，我們應從什麼不是國際視野談起。
什麼不是國際視野？
一、閱讀片面的國際資訊，不一定有國際視野。CNN的大美國主義固然深入民心，另一有趣例子是銷量十分可觀的《環球時報》﹕由於與國家立場違背的不能報，令讀者認為全球都同情中國的釣魚台史觀；因為聯想到本國政治的也不能報，所以十八大期間，連美國大選也不能評論。結果十分諷刺﹕愈是與自身相關的國際資訊，愈是空白，這卻是內地「國際新聞盛世」的成因。
二、知道一些國際冷知識，不一定有國際視野。認識不少教徒對耶路撒冷一帶的歷史地理琅琅上口，但被問及當代以巴局勢、或哈馬斯緣何在民主選舉獲勝，卻只會背誦「法利賽人」，難免讓人感覺是用一套國際切口來自說自話。就像通過電腦遊戲認識馬里穆薩王的玩家，假如只是當「馬里」是類似「天狼星」、「撒亞人」那樣的variable，人生同樣不會「國際」起來。
三、出國旅遊或留學，不一定有國際視野。
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旅行團的行程就像參觀主題公園，我們不能期望到了環球片場，就有國際視野。近年中國留學生愈來愈多，不少卻自成一國、自絕一角，與百年前容閎、胡適的留學經歷亦大相徑庭。相反，弘揚「世界聯邦」、「世界公民」等概念的哲人康德，終生沒有離開過普魯士的家鄉柯尼斯堡，沒有人會說康德缺乏國際視野。
四、離開本土工作，不一定有國際視野。菲傭到香港的前一站，可能是新加坡、阿聯酋，但她們到哪裏工作，和對那些地方的認知關係有限。在剛舉行的馬來西亞大選，也很少人認為跨境來投票的孟加拉外勞有「國際情懷」。香港人自應了解在內地和海外的工作機遇、人民幣國際化與安倍經濟學，但決定在哪裏工作的，更多是經濟視野，與國際不國際不太相干。
五、 在國際大都會得到高薪厚職，不一定有國際視野。對跨國企業而言，無論辦公室設在倫敦、香港還是孟買，員工生活都一模一樣，活動空間不會踏入本地社群，視野局限在一個特定的社交圈子，假如忽然迷路、再不幸遺失iPhone，可能人間蒸發。相反working holiday的參加者雖然零收入，視野卻超越自身地域與階層，對提升競爭力亦有幫助，這卻不是指數足以涵蓋的了。
那麼，國際視野是……？
一、 國際視野應是進階知識，不能一蹴而就。以外交學為例，一些大學在研究院才開設專科，就是避免學生對某國產生強烈認同或批判前，對政治經濟學一竅不通。我們可以很喜歡或很討厭美國，但假如對美國政制不甚了了，愛與恨都是扭曲的；要是對身邊制度一無所知，亦很難對遙遠的制度有切身認知。
二、國際視野應有融會貫通的技能，這是比較政治、經濟學的基礎。就像陳雲的《香港城邦論》與陳冠中的《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立論縱然相反，卻都具備這樣的訓練。可惜彼岸有「美國例外論」，此間有「中國模式」，每每對政治不正確的國際案例斥之為「不合國情」，才令比較政治的功能被漠視。
三、國際視野應具備在不同地方的在地工作能力。一個有「競爭力」的跨國集團CEO長期在單一崗位，不一定有國際視野；能夠在烏干達本土社區生活得如魚得水的來客，卻通常是有國際視野的人。唯有掌握在地工作的能力，才能在各地收放自如，否則「視野」只是伴隨職業而生，也會伴隨失業而亡。
四、國際視野不是被動的「視」，而應衍生人本關懷。希特勒、毛澤東、史達林等人不可謂不懂國際政治，但世界於他們而言，只是一場棋局，死亡人數只是一堆數字，這是「戰棋視野」和「國際視野」之別。當一個對身旁基層勞工苦况漠不關心的人忽然為南蘇丹貧民籌款，這是否國際視野，亦值得商榷。
五、國際視野與任何身分都不應牴觸，只是一體兩面，正如沒有人認為Beyond的《Amani》不屬於香港。唯有讓國際視野滲入日常生活，培養「Glocal vision」，才是王道。但假如像節目那樣，追求「對立式國際視野」，只會產生兩個階層﹕嚮往在跨國企業工作的一小撮人，和被迫離鄉謀生的一大群人，社會就會高度撕裂，像不少第三世界地方那樣。
在目前令人憂慮的環境，能否維持這種視野，並非無病呻吟，而是香港能否維持下去的關鍵。問題是，我們可以做什麼？特別是當我們不能期望政府的時候，身邊眾多討厭政治而又關心香港的朋友，可以做什麼？
我們可以做什麼？
作為研究國際關係的人，我對這問題，每天都在想。剛回到香港時，難免因為媒體、專欄而為人認識，但依靠個人推廣國際視野，是難以持續發展的。我始終相信幕後的框架建設，才最重要；唯有從日常曝光適量解脫，才能專注幕後工程。以下是筆者近年一些幕後參與和建議，不一定全面，只是拋磚引玉﹕
1. 「香港製造」的國際聲音
香港媒體處於東西資訊樞紐，亦尚算自由，理應成一家之言，乃至建立「Hong Kong School」，這是國際媒體依然關注我城的原因。我們的國際版面不應只是裝飾，當找到啓迪社會的切入點，甚或足以顛覆消費模式。筆者和友好建立國際評論網站、出任一些媒體的顧問，都是希望令這樣的版面成事，或在電視電台出現Discovery Channel一類頻道，擁有香港的國際聲音。
2. 及早滲入中小學課程
通識教育目前有「全球化」單元，然而學生此前缺乏基礎國際知識，卻要立刻批判世界，到了大學，問題就浮現。「國際視野」自然不必獨立成科，但應系統地在中小學課程滲入，例如歐盟有鼓勵學生跨國合作的「蘇格拉底教育計劃」，美國在9．11後把國際視野列為優先教學目標，日本中小學近年也加入「國際理解教育」，我們亦應主動研究。等待教育局就太遲了。
3. 設「本土╳國際」專科
現在香港沒有結合國際視野與本地社會的專科，其實這對研究本土、國際的學者都潛力無限。數年前，筆者開設了「香港涉外關係」碩士科目，高層原來不大看好，但現已延伸至在本科和大學通識。學生發掘的題目，不少是主流研究從未觸及的處女地。就是在傳統的比較政治學層面，只要普及「新加坡學」、「迪拜學」等，對香港也是莫大裨益。
4. 需各行業配合
要改變社會對國際視野的觀感，不能單靠說教，或要求所有有理想的學生在NGO工作；令知識學以致用，始終需要各行各業配合。大機構的人力資源總監掌握畢業生的命脈，院校負責國際研究的學者應和他們建立機制，對其招募公式提出意見，並為其公司進行內部培訓，企業對國際視野的認知才會慢慢改變。像某跨國顧問公司要求員工須當半年海外義工，就值得鼓勵。
5. 找方大同、官恩娜幫手？
要下一代理解香港先天的國際身分，始終要通過流行文化。不少學者對跨界別參與有顧慮，但客觀事實是，請方大同介紹世界公民、官恩娜介紹大溪地、喬寶寶談香港身分認同，確是遠比禁室培育寫論文有效的公民教育。而且這些不能即興地做，長遠而言，社會需要一個以流行文化推廣香港國際視野的基金會，慶幸認同這方向的教育界、演藝人愈來愈多，讓人看到一絲曙光。
6. 禮失求「諸野」→境外港人
在世界各地聚居的香港人是極其寶貴的資源，當我們到不同地方交流，經常會遇到素未謀面、但一見如故的留學生或移民後代。這些朋友既有多元文化背景，又保持了對香港的樸素感情，他們對香港現况的擔心、對香港核心價值的支持，都是我們的強大後援。如何建立好這個全球網絡，值得有心人思考，讓香港就是不幸淪為「一國一制」，禮失也能求諸野。
身處亂世，也許無力回天，但做力所能及的事，始終是我們這代人的責任。共勉之。
筆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全球研究課程主任、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主任
文 沈旭暉
編輯 沈可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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