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會否走上韓國式道路？

【明報專訊】讀者可能聽過這個故事：有一個亞洲國家，曾經內部紛爭不已，之後卻能令國際市場刮目相看；該國在國內大刀闊斧推行改革和務實產業政策，製造和出口激增，驅動其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多年。


後來，該國出口開始放緩，政府試圖通過增加投資來保持經濟繼續增長；這方法雖然在短期內有效，但長期下來，卻引致資本不斷錯配，債務迅速增加，最終還爆發金融危機。上述的國家是韓國。不過，如果你覺得聽起來也像中國，你並不是唯一一個。


筆者最近閱過關於中國經濟的最發人深省的書籍，是《From Miracle to Maturity: The Growth of the Korean Economy》（《從奇蹟到成熟：韓國經濟增長》）。這本書詳細講述1997至1998年間的金融危機前後的韓國經濟，由Barry Eichengreen、Dwight Perkins和Kwanho Shin合著，3人分別是傑出的經濟史學家、對中國和韓國都有豐富經驗的發展經濟學家（development economists），以及韓國問題的專家。


此書有很多對韓國經驗以及發展中經濟體如何增長的洞察。3名作者沒有簡單地比較中韓，但對於熟悉中國的讀者來說，中韓確實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對比兩者的異同，有助判斷中國的經濟會否走上韓國走過的路。


追趕發達國家 生產力增長快

無可否認，兩國起點頗為相似，都是仿效日本成功的工業化。韓國在1960年代開始，中國則由1980年代起，開始「追趕式增長」（catch-up growth）。這是一個過程，貧窮國家透過與富裕國家進行貿易，引入發達國家的商業慣例和技術。


不論是中國還是韓國，它們的「追趕式增長」的驅動力都是從孤立隔離，轉變成與全球貿易接軌，還有國內營商環境的全面檢討，以及坐言起行的政府（activist government）推動結構性改革。


在中國和韓國，「追趕式增長」都引致投資和生產力非常快速地增長，這兩者可說是相輔相成，因為生產力提升可以帶來可觀的投資回報；而在科技和資本設備的新投資又有助提高生產力。


在這兩個國家，當農村的多餘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從事製造業和服務業等較高生產力工作時，該國的經濟、社會和勞動力都有大規模的結構轉型。


接近追趕目標 增長暴跌

雖然「追趕式增長」是好事，但它有一個必然限制：距離追趕目標愈近，可以做的就愈少。「工人由農業向工業轉移得愈迅速，剩下的就業不足（underemployed）農村勞動力就漸漸枯竭。」該書作者寫道，「一個國家愈接近技術前沿，從國外購買機械、引進設計圖能夠帶來的技術進步就愈小」。


由於國內生產力提高得來不易，所以快速的「追趕式增長」無可避免地會漸漸變成發達國家較慢的增長模式。3名作者的其中一個重要見解是，這種過渡在理論上應該是漸進的，但在實際中卻絕不是，更常見的是急劇下降至一個較低的增長速度。


谷投資應對出口放緩 外國債權人失信心

他們認為，韓國的經驗顯示，如何過渡並不取決於「追趕式增長」，而是看一個國家選擇如何應對。


在亞洲國家和地區，這種經濟增長模式過渡一個最早的特徵，是出口在全球市場的放緩。在1980年代，韓國的出口每年平均增長15%；但時至1990年代，每年平均增長卻大跌至8.7%，台灣的出口在同期也有類似的跌幅。


3名作者還提出，在1990年代，韓國的生產力提升速度放緩，是因為在技術上的追趕放緩了。這種意味着韓國經濟的增長潛力已經減少了。


不過，當時這一事實並不被普遍接受，韓國政府偏好經濟快速增長，不願意接受經濟增長放緩。結果是，1990年代初，韓國投資激增，當中大部分是由財閥（指韓國大型企業集團）推行，並由短期外債融資。


當外國債權人對這些投資計劃失去信心、拒絕讓韓國的債務延期，韓國就在1997年至1998年間爆發金融危機，而投資也變得一蹶不振。


中國人均收入低 仍有追趕空間

2010年的中國，與1990年代的韓國並不相同。中國的出口並沒有逐步放緩，雖然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出口增長曾急劇下跌；中國人均收入水平仍然遠低於當時的韓國，意味着「追趕式增長」和提升生產力空間仍大。


不過，中國政府應對局勢的方法一直與韓國頗為相似：政府不願意接受經濟增長長期放緩，透過發債促進投資，支持內部需求。


作者說，韓國的危機是因為在高需求的壓力下，維持高投資水平及大量使用債務融資增長模式。中國的模式看起來非常相似，當然也有關鍵的區別：中國的債務主要本土的，外債很少。


中國政府嚴控銀行體系 金融危機難現

外國投資者近期對中國缺乏信心，如果他們曾經為中國的刺激經濟計劃提供貸款，那麼他們應該已經停止為貸款延期，但實際是他們既無為大規模的投資付鈔，亦談不上要撤資，所以，中國沒有陷入金融危機。鑑於中國的資本帳仍然封閉，銀行體系仍然由國家控制，出現韓國的債務續期危機機會很小。


中國的封閉制度保護了它，這就是為什麼，大家可以合理地懷疑，中國新一屆政府對開放資本帳熱情不大。對外國資本流入作出任何重大開放，將有可能令中國的金融失衡累積至像韓國當年陷入危機那個水平。該書作者又表示，韓國大約每隔10年就有一次金融危機，頻率不尋常地高，他們認為，這是該國重複累積短期外債所致。


這似乎亦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現在的觀點，這家以往通常倡議各國開放資本帳的機構，近期卻不尋常地勸告中國，金融自由化要慢一點。然而，中國避免出現一場像韓國般的嚴重金融危機，是否就一定是好事？對迷信穩定（stability-obsessed）的中國政府，以及它經常宣稱的避免經濟增長大起大落的目標來說，避免經濟危機當然是好事；但本書有一個有趣的議論：1997至1998年間的危機對於韓國的影響並非完全負面，這次危機迫使韓國明確地放緩投資，但並未導致經濟增長永久放緩。


金融危機促改革 未必負面

雖然韓國的投資增長在97年金融危機後放緩，但作者估計，該國的生產力增長實質回升，同時其產業和經濟決策也改善。該此金融危機之後的10年，韓國的整體GDP增長的確是比危機前慢；作者卻提出證據，認為這只是因為韓國的經濟成熟了，減少了「追趕式增長」，並非危機的後遺症。


雖然不一定要經歷這場危機，才能使韓國轉向較可持續的增長模式，但這場危機仍然給該國的經濟政策帶來了很多積極的變化。


因此，中國政府面對的問題是，若沒有被危機所迫，能否作出類似的改革，抑或其較封閉的制度，將中國和外債危機隔絕之餘，也隔絕了變革的壓力？

潘迪藍

GaveKal Dragonomics 資深經濟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