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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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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埃及近年來的政局動盪引人注目。我們應當從中引出一些對於中國未來的民主化有益的啓示。
早在穆巴拉克倒台不久（2011年2月）我就預言：埃及的民主化走錯了路，「阿拉伯之春」不會有好結果。我進而斷言，埃及的選項不是民主vs.專制，而是親西方的專制vs.反西方的專制。
歐美誤判中東民主化局勢
如此精準地預言了埃及的局勢發展，卻一點都未令我高興。令我憤怒的是，為什麽那麽多的西方人，美國、歐盟，其中不乏大批民主問題專家，竟然幾乎全都誤導、誤判了阿拉伯的民主化局勢，既未能防患於未然，在民主革命出乎他們的預料之後又做出與事實完全相反的錯估，這究竟是為什麽？
埃及目前的局勢，已經惡化到看不見一線希望的黑暗境地。民主選舉產生的總統穆爾西上台沒幾天，就囂張地按照伊斯蘭主義者的片面利益，一步步有計劃地破壞法治、走向獨裁，不過一年，就引發世俗主義者劇烈反彈，與世俗主義者站在一邊的軍政府在民意的強大支持下發動政變，逮捕、監禁了民選總統，推翻了民選政府。這種公然違反法治的反民主行為，理所當然地激起伊斯蘭主義者的暴力反抗，軍政府則以暴力鎮壓回擊，導致逾700人死亡。接下來會是什麽，不難想見。埃及別無選擇，只有重回軍事獨裁一條路。這就是全世界激進民粹民主無腦族一年前為之熱烈歡呼的「阿拉伯之春」。
「政變」成西方國家敏感詞
大選，少數服從多數，民主就是民意作主，「人民的聲音就是上帝的聲音」——民粹民主的神聖教條在「埃及之春」一個都不少。然而，「民意」選出的總統卻被「民意」支持的軍政權推翻，美國和歐盟徹底不知所措；明明是不折不扣的軍事政變，西方國家卻連「政變」兩個字都不敢講。有些西方國家的官方言論更是荒謬絕倫 ，又在要求軍政府「盡快重新大選」——好像一個大選選壞了，再來一個大選就會出現奇蹟似的！
穆巴拉克統治下的埃及，和當今中國有許多類似之處。伊斯蘭主義者類似中國的極左新毛派，發動「廣場革命」的民主派則類似中國的激進民粹民主派，以巴拉迪為首的溫和派類似中國的自由派。穆巴拉克原本是有機會逃脫惡運的，他本應和巴拉迪派結盟，先自由後民主，漸進、有序、可控地推進憲政改革；集中精力發展經濟，盡快使中產階級成為社會主體；普及公民教育、培育公民社會，培育法治憲政、自由民主的全民共識；打擊、化解極端主義勢力，或誘導、或迫使其溫和化、世俗化。這些基礎性的條件具備後，才考慮實行普選。
倘先民主後自由 兩者皆失
很遺憾，他沒有這樣做，直到專制政體的種種敗象顯露無遺，人民忍無可忍，終於奮起抗議。這時候的關鍵因素就是軍隊。穆巴拉克恐怕和我們當年的攝政王載灃一樣——有人提醒攝政王，革命黨很可能會成事，他信心滿滿，說不怕，有兵呢。他和穆巴拉克做夢都沒想到，他們這些靠槍桿子維持政權的專制政府，大多就倒楣在「有兵」上！辛亥革命恰恰是由武漢的新軍發動；埃及軍隊一句「我們絕不會對人民開槍」，穆巴拉克即刻倒台。
遲至2013年2月，我的評論文章發表整整兩年之後，美國著名專欄作家法里德·札卡里亞才在〈阿拉伯之春的成功與失敗〉的文章中對比埃及和約旦，得出明確結論：埃及走錯了路，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埃及在自由化之前選擇了民主化」。這和我的觀點如出一轍，我在2002年題為〈自由優先，民主居次〉的文章裏就已提出：「先自由後民主，則自由民主兼有；先民主後自由，則民主自由盡失。」
其實托克維爾早在1856年就講過這樣的話：「沒有充分準備的人民自行動手從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專制君主本來可以成為危險較小的改革家」；「如果當初由專制君主來完成革命（應為「改革」），革命可能使我們有朝一日發展成一個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權的名義並由人民進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們成為自由民族。」（《舊制度與大革命》）
令人遺憾的是，這樣一個自由民主的基本原理居然在十幾年前的中國基本不為人所知，至今也沒有多少人知道。更令人遺憾的是，西方人現在也是同樣的認知水準，並且極其輕率地用這一套左派的、甚至是極左派的民主觀嚴重誤導着正在向民主艱難轉型的發展中國家。他們在中國催生出許多反西方民主的「中國模式」論者，是不必奇怪的。
作者是原北大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早在穆巴拉克倒台不久（2011年2月）我就預言：埃及的民主化走錯了路，「阿拉伯之春」不會有好結果。我進而斷言，埃及的選項不是民主vs.專制，而是親西方的專制vs.反西方的專制。
歐美誤判中東民主化局勢
如此精準地預言了埃及的局勢發展，卻一點都未令我高興。令我憤怒的是，為什麽那麽多的西方人，美國、歐盟，其中不乏大批民主問題專家，竟然幾乎全都誤導、誤判了阿拉伯的民主化局勢，既未能防患於未然，在民主革命出乎他們的預料之後又做出與事實完全相反的錯估，這究竟是為什麽？
埃及目前的局勢，已經惡化到看不見一線希望的黑暗境地。民主選舉產生的總統穆爾西上台沒幾天，就囂張地按照伊斯蘭主義者的片面利益，一步步有計劃地破壞法治、走向獨裁，不過一年，就引發世俗主義者劇烈反彈，與世俗主義者站在一邊的軍政府在民意的強大支持下發動政變，逮捕、監禁了民選總統，推翻了民選政府。這種公然違反法治的反民主行為，理所當然地激起伊斯蘭主義者的暴力反抗，軍政府則以暴力鎮壓回擊，導致逾700人死亡。接下來會是什麽，不難想見。埃及別無選擇，只有重回軍事獨裁一條路。這就是全世界激進民粹民主無腦族一年前為之熱烈歡呼的「阿拉伯之春」。
「政變」成西方國家敏感詞
大選，少數服從多數，民主就是民意作主，「人民的聲音就是上帝的聲音」——民粹民主的神聖教條在「埃及之春」一個都不少。然而，「民意」選出的總統卻被「民意」支持的軍政權推翻，美國和歐盟徹底不知所措；明明是不折不扣的軍事政變，西方國家卻連「政變」兩個字都不敢講。有些西方國家的官方言論更是荒謬絕倫 ，又在要求軍政府「盡快重新大選」——好像一個大選選壞了，再來一個大選就會出現奇蹟似的！
穆巴拉克統治下的埃及，和當今中國有許多類似之處。伊斯蘭主義者類似中國的極左新毛派，發動「廣場革命」的民主派則類似中國的激進民粹民主派，以巴拉迪為首的溫和派類似中國的自由派。穆巴拉克原本是有機會逃脫惡運的，他本應和巴拉迪派結盟，先自由後民主，漸進、有序、可控地推進憲政改革；集中精力發展經濟，盡快使中產階級成為社會主體；普及公民教育、培育公民社會，培育法治憲政、自由民主的全民共識；打擊、化解極端主義勢力，或誘導、或迫使其溫和化、世俗化。這些基礎性的條件具備後，才考慮實行普選。
倘先民主後自由 兩者皆失
很遺憾，他沒有這樣做，直到專制政體的種種敗象顯露無遺，人民忍無可忍，終於奮起抗議。這時候的關鍵因素就是軍隊。穆巴拉克恐怕和我們當年的攝政王載灃一樣——有人提醒攝政王，革命黨很可能會成事，他信心滿滿，說不怕，有兵呢。他和穆巴拉克做夢都沒想到，他們這些靠槍桿子維持政權的專制政府，大多就倒楣在「有兵」上！辛亥革命恰恰是由武漢的新軍發動；埃及軍隊一句「我們絕不會對人民開槍」，穆巴拉克即刻倒台。
遲至2013年2月，我的評論文章發表整整兩年之後，美國著名專欄作家法里德·札卡里亞才在〈阿拉伯之春的成功與失敗〉的文章中對比埃及和約旦，得出明確結論：埃及走錯了路，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埃及在自由化之前選擇了民主化」。這和我的觀點如出一轍，我在2002年題為〈自由優先，民主居次〉的文章裏就已提出：「先自由後民主，則自由民主兼有；先民主後自由，則民主自由盡失。」
其實托克維爾早在1856年就講過這樣的話：「沒有充分準備的人民自行動手從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專制君主本來可以成為危險較小的改革家」；「如果當初由專制君主來完成革命（應為「改革」），革命可能使我們有朝一日發展成一個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權的名義並由人民進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們成為自由民族。」（《舊制度與大革命》）
令人遺憾的是，這樣一個自由民主的基本原理居然在十幾年前的中國基本不為人所知，至今也沒有多少人知道。更令人遺憾的是，西方人現在也是同樣的認知水準，並且極其輕率地用這一套左派的、甚至是極左派的民主觀嚴重誤導着正在向民主艱難轉型的發展中國家。他們在中國催生出許多反西方民主的「中國模式」論者，是不必奇怪的。
作者是原北大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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