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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由於工作關係，我認識的律師很多都是專門處理金融糾紛或金融監管問題。以前的印象中，他們屬於比較穩定的一群。香港的律師行不是每家都有這個專門，轉職的機會不多，而進入了金融機構法律部門的，亦不會輕易轉工。
可是，近來卻頻頻收到認識的人跳槽的消息。某老牌英國律師行，兩個合伙人帶着整隊高級初級律師以至秘書，浩浩蕩蕩轉到一所美資行。另一家出名處理金融案件的律師行，年內陸陸續續給挖走了十幾人。
行內掀起跳槽挖角潮
金融機構的情况，好像走人沒有那麽厲害，但還是請不足人手。差不多每個認識的法律、合規（Compliance ）或內控（Internal Controls）部門主管，以前是抱怨公司給的預算不夠，現在則是有職位找不到合適的人。
初時留意到這個情况，我想過：是不是因為近年證監會發威、加大了執法力度，所以造成市場對金融法規人才的需求增大？誠然這可能是原因之一，但不會是主要因素。畢竟證券只是金融業的一部分，更多交易要麽是屬於銀行的領域，要麽完全是在「場外」（OTC: Over the Counter）進行，而兩者都不直接受證監會的監管。
後來綜合各方資料，我得出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歐美國家的金融監管要求愈來愈多，造成國際機構在香港也需要請人配合；（二）市場對金融海嘯的記憶猶新，而且還未完全消化其後遺症，業界高層的態度，美其名可以說是緊張商業聲譽，直接來說就是傾向保守，所以較重視合規和內控等環節；（三）中國大陸企業「走出去」一段日子，自身問題以及與國際市場磨合的問題正逐步浮現，於是又需要法律的支援。
中資企業走出去 需法律支援
擧個例子說，立法會現正在審議一條《證券及期貨條例》的修訂案，把場外衍生工具的買賣納入金管局的觀察範圍，並準備將來監管的可能性。修訂案文件厚厚的兩百頁，把受監管的活動由十類增加到十二類，又多方面要求金融機構遞交信息。這樣重大的法律修訂本來應該引起熱切討論，最少業界會擔心增加人手和成本處理合規程序。但今次竟然完全沒有爭議，原來是因為歐美已實行了更嚴苛的規定，各金融機構在香港的分支亦已經落實了配合的工作。
再擧一個例子，美國市場個別機構對中國大陸企業的公開質疑，直接為他們自己製造了沽空的機會，也促使香港的監管者採取各種行動，其中牽涉一連串的公司和中介機構，於是又增加了金融法規的工作。
原來香港不單是股市受大圍氣氛影響，連我們對金融法規人才的需求亦受外來因素左右，也許這正好反映了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現實。
李律仁 金融發展局成員
可是，近來卻頻頻收到認識的人跳槽的消息。某老牌英國律師行，兩個合伙人帶着整隊高級初級律師以至秘書，浩浩蕩蕩轉到一所美資行。另一家出名處理金融案件的律師行，年內陸陸續續給挖走了十幾人。
行內掀起跳槽挖角潮
金融機構的情况，好像走人沒有那麽厲害，但還是請不足人手。差不多每個認識的法律、合規（Compliance ）或內控（Internal Controls）部門主管，以前是抱怨公司給的預算不夠，現在則是有職位找不到合適的人。
初時留意到這個情况，我想過：是不是因為近年證監會發威、加大了執法力度，所以造成市場對金融法規人才的需求增大？誠然這可能是原因之一，但不會是主要因素。畢竟證券只是金融業的一部分，更多交易要麽是屬於銀行的領域，要麽完全是在「場外」（OTC: Over the Counter）進行，而兩者都不直接受證監會的監管。
後來綜合各方資料，我得出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歐美國家的金融監管要求愈來愈多，造成國際機構在香港也需要請人配合；（二）市場對金融海嘯的記憶猶新，而且還未完全消化其後遺症，業界高層的態度，美其名可以說是緊張商業聲譽，直接來說就是傾向保守，所以較重視合規和內控等環節；（三）中國大陸企業「走出去」一段日子，自身問題以及與國際市場磨合的問題正逐步浮現，於是又需要法律的支援。
中資企業走出去 需法律支援
擧個例子說，立法會現正在審議一條《證券及期貨條例》的修訂案，把場外衍生工具的買賣納入金管局的觀察範圍，並準備將來監管的可能性。修訂案文件厚厚的兩百頁，把受監管的活動由十類增加到十二類，又多方面要求金融機構遞交信息。這樣重大的法律修訂本來應該引起熱切討論，最少業界會擔心增加人手和成本處理合規程序。但今次竟然完全沒有爭議，原來是因為歐美已實行了更嚴苛的規定，各金融機構在香港的分支亦已經落實了配合的工作。
再擧一個例子，美國市場個別機構對中國大陸企業的公開質疑，直接為他們自己製造了沽空的機會，也促使香港的監管者採取各種行動，其中牽涉一連串的公司和中介機構，於是又增加了金融法規的工作。
原來香港不單是股市受大圍氣氛影響，連我們對金融法規人才的需求亦受外來因素左右，也許這正好反映了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現實。
李律仁 金融發展局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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