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大樂﹕「否決政治」 更多更頻

【明報專訊】究竟一個弱勢政府應該如何自處，這真的是一門學問。而這門學問殊不簡單，原因有二。一是一個弱勢政府的領導層未必有自知之明，自覺處於弱勢，而願意接受現實，避重就輕，輸少當贏。二、這是一個關於是否甘心的問題。弱勢政府的領導層很難接受自己只有放軟手腳捱打的現實，多數會想到力挽狂瀾，嘗試扭轉敗局；雖則未至於孤注一擲，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但起碼會表現出不認命，嘗試於谷底博反彈，以為絕處可以逢生。從某個角度來看，這種逆境求存的精神，其志可嘉，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則很有可能是錯誤估計主觀能動性的作用，要面對失敗之餘，更會影響以後的發展——直接的說是，現屆特區政府的不足，將會為日後的特區施政製造更多障礙。


迴避問題 未能減少受挫機會

以上所講，正是現時特區政府的處境。在董建華先生出任特首的時期，特區政府施政也經常遇到來自反對派及民間的阻力，不少計劃或建議被迫擱置。當時曾有人半開玩笑的說，董先生在施政報告所提出的想法，捱不到財政預算案便已經不知所終，種種不同成熟程度的理念，不是半途而廢就是草草了事。董建華政府之所以令人留下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印象，原因正是每當政府遇上阻力之時，都繞道而行。到了曾蔭權先生當特首時，多少是因為有見於當時的政治形勢和氣氛，盡量減少政府跟社會發生正面衝突的機會，於是自覺避免觸發或捲入爭議，跟敏感議題保持距離。本以為重整以公務員為骨幹的管治團隊，再加上加強「政治化妝」的做法，可為特區政府提供喘定的機會，豈料在委任副局長、政治助理的過程中引起極大迴響，民望直線下滑。曾蔭權政府最後慘淡收場，同時還要負上荒廢政務，未有處理好遠的、宏觀的社會需要與問題之名。迴避一樣未能減少特區政府受到挫折的機會。


到了梁振英政府，表現上看似是重陷於前特區政府的困境，因認受性低，缺乏市民信任，而難以有效施政，但看深一層，則問題又豈是僅此而已。這一屆特區政府的特點是，建制派自覺跟政府領導層保持距離，而這進一步削弱政府的管治能量。論孤立程度，現屆特區政府較諸之前的情况，顯然更為嚴重。現在，當特區政府領導層跟社會進行互動時，常見的情况是他們不單止受到各路人馬的圍攻，而且更是給對手連消帶打，反客為主，佔盡上風。更有趣的是，今時今日特區政府連想左閃右避或將問題擱置以求暫時平息風波的條件亦告消失——一次又一次的，特區政府要被迫面對被否決的狀况。反國民教育是例子之一，而近期有關從郊野公園覓地發展又是另一個案。民眾反抗之餘，更進一步要防止特區政府在同一個問題上再有任何動作。本來某些議題還未至於全面否定，現在卻經常演變為沒有什麼可以討論的空間。


連暫時平息風波的條件亦告消失

弱勢但又嘗試有所作為的特區政府，每拋出一個半熟或甚至完全未成熟的想法、建議時，立即引來社會的反彈，而反彈力之強，將反對的聲音進一步轉化為一種「否決政治」。這就是不單只是針對政府的建議提出反對，而且還趁政府勢弱同時又缺乏盟友，而徹底地將官方想法或建議從社會議程上剔除；政府想於短時間內重提舊事，將會是極其困難的事情。在這樣的情况下，特區政府除了乏力主導社會上的討論之外，就連如何守住自己的議程亦愈見艱難。意圖有為的政府往往在公眾議論的過程中，為自己添加各種束縛。


弔詭的地方是，愈來愈受「否決政治」困擾，同時又節節敗退的特區政府，卻往往更想賈其餘勇，急於在大問題上交出成績（事實上，這也成為了目前梁振英政府於官方論述上唯一能做點文章的題目）。可是，政府領導們愈急於有為，他們在社會上所引起的反彈也就更為強烈。而一個弱勢政府所要面對的「否決政治」，其影響深遠，連將來的特區政府能否重新將項目放入公眾議論的議程，亦會因此而添加了不確定的因素。說得直接一點，現屆特區政府經常自我引爆「否決政治」，他們一事無成事小，最後會因此而遺下「手尾」，令將來的特區政府更難訂定其議程和有效施政。


以上討論，其意義不在於研究好壞，而是旨在指出特區政府的處境。在未來的日子裏，「否決政治」只會趨向於更多、更頻，而不會逐漸減少。


作者是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新力量網絡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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