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承思﹕懷念學者官員于光遠

【明報專訊】1980年代初，特異功能喧囂一時，國內許多知名人物都出面支持。作為國家科委副主任的于光遠卻挺身而出，短短幾年撰文上百篇，發出「與偽科學至少還要鬥爭一百年」的呼聲。


愛因斯坦為其論文提意見

于光遠反偽科學不是一種政治表態，而是基於深厚的科學底蘊。他1936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系，與錢三強、王大珩、何澤慧等同班。他深受導師周培源器重。周曾把于光遠的物理學論文交給愛因斯坦，愛因斯坦親自提出修改意見。畢業時，于光遠將報考居里夫人實驗室研究生的機會讓給了錢三強，自己投身於抗日洪流，成為職業革命家。1950年代長期擔任中宣部科學處處長。


1980年代初，我上大學的時候，于光遠是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在思想界十分活躍。他長期從事經濟研究，尤其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進行了開拓性的研究，為初期的改革開放掃除了教條主義的思想障礙。同時，他大力提倡並率先進行了一些經濟學新領域的研究，如生產力經濟學、技術經濟與數量經濟學、消費經濟學、教育經濟學、環境經濟學、旅遊經濟學、發展戰略學、國土經濟學、經濟效益學等。其實，他的學術興趣和貢獻遠不止於經濟學，于光遠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官員，研究領域還包括哲學、教育學、社會學、政治學等諸多學科。撰寫出版的專著和文集達90餘部，約2000多萬字。可以說，我們這一代學者受于光遠的思想影響是很大的。


指發展經濟要添文化質素

當我為了制訂上海文化發展戰略，去北京走訪學者名人時，自然會想聽聽于光遠的意見。按照在電話上約定的時間，我敲開東城史家胡同8號的大門。這是一條名人巷，華國鋒、徐向前、榮毅仁、章士釗、臧克家等都在這裏住過。于老的秘書胡冀燕把我領進書房。于老摘下眼鏡，向我微笑着說：歡迎歡迎。那時我初出茅廬，對大人物還有幾分敬畏。他和藹可親，頓時使我放鬆下來。我說明來意後，于老就興致勃勃地和我聊起天來。這時才知道他原來是個地地道道的上海人，聊起昔日上海的文化如數家珍。他爽朗健談，思路敏捷，印象最深的是談及經濟與文化的關係。


于光遠如是說：「沒有全民族文化素質的提高，整個社會主義經濟社會發展就會受到很大的不利影響。而且在今天，不但全民族文化素質是個問題，廣大幹部，甚至負責相當重要責任的幹部的文化素質也還是個問題。黨中央在十一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指出：不論老中青幹部，總的來說都缺乏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新知識，這也是一個文化素質問題。因此，關於文化發展戰略問題應該引起全國各地重視。如果我們沒有經濟的發展，文化上不去；沒有文化的發展，經濟也上不去，這一條有比較深刻的認識。」


1989年曾囑勿給改革派壓力

于光遠的這些話無論在當時，還是在今日，對文化發展都是極具指導意義的思想。第二年春天，于老來上海參加我們的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他居然一眼認出我，還叫得出我的名字。因此，以後我去北京時就常找機會去拜訪他。1989年初，我發表了〈改革遇到的文化問題〉的文章，批評當時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提出的「生產力標準」觀點，引起一片議論。于光遠看到了這篇文章， 在給王元化的電話中要他轉告，眼下改革派的處境困難，小魏不要再給他們壓力了。這算是我和于老最後一次聯繫。後來聽說他患了癌症，動手術後恢復得不錯，只是坐上了輪椅。有時去北京真想去看看他老人家，可又不想打搞他，只能放下了這個念頭，卻成了永遠的遺憾。


作者是資深傳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