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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兩年多前，「阿拉伯之春」令全球支持民主的人大為振奮，某些多年的專制政權被人民運動推翻，打破了中東人回教徒不支持西方民主政制的迷思。但最近部分這些中東國家的民主發展並不順利，西方學者紛紛討論轉型期管治（transitional governance）的問題。特別是埃及的形勢出現大逆轉，民選的總統穆爾西被大規模示威及軍人逼下台，軍人控制局面後除了大幅鎮壓抗議的穆爾西支持者，帶來大量傷亡外，並大力打壓穆斯林兄弟會，最近更禁止穆斯林兄弟會公開活動。可以說，埃及短暫的民主窗口已經關上。
不少人在埃及的大規模衝突及民主逆轉後，便藉此提出對民主的質疑，例如質疑埃及民眾以群眾運動推翻專制，這種「激進」的手段不能帶來長治久安，又或者是那種「民主不能一蹴而就」的質疑，以至「普選非萬能論」等。從西方民主化理論的角度看，埃及的經驗是民主價值和民主制度如何鞏固的問題，反映了埃及人仍未內化民主的程序價值，但難以就此否定民主政制的價值。
程序價值還是實質價值？
有些人支持民主，是因為相信民主的程序（procedural）價值，包括經由公平的選舉產生政府、政府權力受憲法制約、平等的人民政治權利受到重視、政府依憲法和法律程序運用權力、公民權利得到保障等。有些人支持民主，是因為相信民主的實質（substantial）價值，包括民主政制可以帶來更好的管治、更好的政策、令自己的生活可以改善，以至民主可以帶來法治或其他政治層面的改善等。
埃及民眾不滿穆巴拉克的管治，要求其下台並推行民主選舉，可以是同時相信民主的程序價值和實質價值，在支持民主普選時，亦希望和相信民主普選可以改善施政和生活。問題是當民主選舉產生的穆爾西政府表現不似他們預期，沒有帶來他們心目中的實質的（substantial）改善或好處時，他們是否選擇用符合民主程序的方法來更換政府。
政治學者會認為，只有人民相信民主的程序價值，才是真正認同民主政體的核心價值。因為部分民主政制可帶來的實質好處（substantial values），有時在其他政體下也可能落實，而且如果人民要的只是實質的利益，他們便容易接受以不民主或合法範圍以外（extra-legal）的渠道獲得這些利益，而選擇放棄民主原則或程序。
埃及的故事正是：埃及民眾可以接受以合法範圍以外（extra-legal）的渠道，包括援引軍方的支持趕穆爾西下台。軍人介入後示威民眾不單沒有抗議，反而額手稱慶。但當軍方大權在握，可以隨意鎮壓穆斯林兄弟會的抗議者、封閉其報紙，甚至禁止其公開活動，民主的程序價值便岌岌可危。如果人民只重視結果而不懂珍惜程序價值，到了軍方可以恣意侵犯結社自由時（穆巴拉克年代甚至未有禁絕穆斯林兄弟會），便完全不能保證民主社會了。
台灣是鮮明對照
一個鮮明的對照是當年的台灣。陳水扁貪腐引來「天下圍攻」，但台灣民眾並沒有以暴力或憲法以外的手段趕陳水扁下台，而是用了成熟民主體制中的常用方法：在下次選舉中以選票令執政的民進黨下台，然後在陳水扁落任後，以司法程序將其繩之於法。（這裏當然有台灣總統制下的憲制局限：如果在國會制下是可以嘗試去用不信任動議的，但在台灣總統制下如果不能通過彈劾動議，總統又有在任免訴（immunity）的權利時，便只能等下次選舉了。）
從研究民主化的學者的角度看，台灣經此一役便已進入民主鞏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的階段，因為台灣人民已經確認民主選舉是唯一更換公權力的手段，達至民主is the only game in town的階段。在2008年以後，民主作為和平地撤換統治者的制度，已經在台灣落地生根了。
「普選不是萬靈丹」論
另外一類質疑，就是所謂「普選不是萬靈丹」論，指出普選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例如不能幫助埃及解決深層次的社會矛盾，所以不要把民主看得這麼重要云云。其實任何這種「ＸＸ不是萬靈丹」的說法，差不多沒有認知意義。沒有認知意義的語句（包括恆真句），有時是很難駁斥的，很多人都看不到明顯的問題（因為太對了嘛）。普選能不能解決香港所有問題？當然不能！因為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是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但這並不代表這不是好東西，不值得爭取。信某個神也不會替你「解決所有問題」吧？那為什麼傳道呢？
這情况正如某人生了病去求醫，醫生作出診斷後建議他吃某種藥，然後這人問醫生：「你的診斷是否一定對？這種藥是不是能保證醫好我的病？是不是所有病都可以醫好？」或者甚至問：「你能不能保證我吃了藥就不會病？以後就不會病？不然的話我就不會吃這藥。」我不知道有醫德的醫生對着這種「有病」的病人可以怎樣做（沒醫德的很簡單：由他不吃藥算了）。
回到香港的實際情况，從香港種種文化和價值現象顯示，香港會出現埃及的亂局的可能性極低。香港人對秩序、和平和程序理性已經達到一個迷信與迷戀的程度，在街講一句粗口都要出重案組。有次開會跟縱橫世界各地研究民主化經驗的Larry Diamond談起，他說他覺得他沒見過一個城市比香港更適合推行民主（大意），因為香港人極其平和文明理性，而且香港沒有主要的宗教種族分歧，要以民主政制控制社會衝突相對容易。
愈早落實愈易適應
埃及給香港的重要啟示之一，是像Dankwart Rustow在他1970年的經典文章所言，建立民主政制是需要一段頗長的時間各方適應（habituation），學習用民主程序去解決社會各項矛盾的。從這個角度看，民主政制落實愈早愈好，因為要各類社會政治力量學習如何創制及在民主政制下解決各項問題和社會矛盾，是要不斷嘗試的。拖延制度改革，付出的代價便會愈大愈多，對香港的發展的影響亦會愈大。
◆延伸閱讀
1. Dankwart Rustow,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s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April 1970), pp.337-363.
2. Larry Diamond and Leonardo Morlino eds., Assessing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稿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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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在埃及的大規模衝突及民主逆轉後，便藉此提出對民主的質疑，例如質疑埃及民眾以群眾運動推翻專制，這種「激進」的手段不能帶來長治久安，又或者是那種「民主不能一蹴而就」的質疑，以至「普選非萬能論」等。從西方民主化理論的角度看，埃及的經驗是民主價值和民主制度如何鞏固的問題，反映了埃及人仍未內化民主的程序價值，但難以就此否定民主政制的價值。
程序價值還是實質價值？
有些人支持民主，是因為相信民主的程序（procedural）價值，包括經由公平的選舉產生政府、政府權力受憲法制約、平等的人民政治權利受到重視、政府依憲法和法律程序運用權力、公民權利得到保障等。有些人支持民主，是因為相信民主的實質（substantial）價值，包括民主政制可以帶來更好的管治、更好的政策、令自己的生活可以改善，以至民主可以帶來法治或其他政治層面的改善等。
埃及民眾不滿穆巴拉克的管治，要求其下台並推行民主選舉，可以是同時相信民主的程序價值和實質價值，在支持民主普選時，亦希望和相信民主普選可以改善施政和生活。問題是當民主選舉產生的穆爾西政府表現不似他們預期，沒有帶來他們心目中的實質的（substantial）改善或好處時，他們是否選擇用符合民主程序的方法來更換政府。
政治學者會認為，只有人民相信民主的程序價值，才是真正認同民主政體的核心價值。因為部分民主政制可帶來的實質好處（substantial values），有時在其他政體下也可能落實，而且如果人民要的只是實質的利益，他們便容易接受以不民主或合法範圍以外（extra-legal）的渠道獲得這些利益，而選擇放棄民主原則或程序。
埃及的故事正是：埃及民眾可以接受以合法範圍以外（extra-legal）的渠道，包括援引軍方的支持趕穆爾西下台。軍人介入後示威民眾不單沒有抗議，反而額手稱慶。但當軍方大權在握，可以隨意鎮壓穆斯林兄弟會的抗議者、封閉其報紙，甚至禁止其公開活動，民主的程序價值便岌岌可危。如果人民只重視結果而不懂珍惜程序價值，到了軍方可以恣意侵犯結社自由時（穆巴拉克年代甚至未有禁絕穆斯林兄弟會），便完全不能保證民主社會了。
台灣是鮮明對照
一個鮮明的對照是當年的台灣。陳水扁貪腐引來「天下圍攻」，但台灣民眾並沒有以暴力或憲法以外的手段趕陳水扁下台，而是用了成熟民主體制中的常用方法：在下次選舉中以選票令執政的民進黨下台，然後在陳水扁落任後，以司法程序將其繩之於法。（這裏當然有台灣總統制下的憲制局限：如果在國會制下是可以嘗試去用不信任動議的，但在台灣總統制下如果不能通過彈劾動議，總統又有在任免訴（immunity）的權利時，便只能等下次選舉了。）
從研究民主化的學者的角度看，台灣經此一役便已進入民主鞏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的階段，因為台灣人民已經確認民主選舉是唯一更換公權力的手段，達至民主is the only game in town的階段。在2008年以後，民主作為和平地撤換統治者的制度，已經在台灣落地生根了。
「普選不是萬靈丹」論
另外一類質疑，就是所謂「普選不是萬靈丹」論，指出普選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例如不能幫助埃及解決深層次的社會矛盾，所以不要把民主看得這麼重要云云。其實任何這種「ＸＸ不是萬靈丹」的說法，差不多沒有認知意義。沒有認知意義的語句（包括恆真句），有時是很難駁斥的，很多人都看不到明顯的問題（因為太對了嘛）。普選能不能解決香港所有問題？當然不能！因為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是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但這並不代表這不是好東西，不值得爭取。信某個神也不會替你「解決所有問題」吧？那為什麼傳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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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香港的實際情况，從香港種種文化和價值現象顯示，香港會出現埃及的亂局的可能性極低。香港人對秩序、和平和程序理性已經達到一個迷信與迷戀的程度，在街講一句粗口都要出重案組。有次開會跟縱橫世界各地研究民主化經驗的Larry Diamond談起，他說他覺得他沒見過一個城市比香港更適合推行民主（大意），因為香港人極其平和文明理性，而且香港沒有主要的宗教種族分歧，要以民主政制控制社會衝突相對容易。
愈早落實愈易適應
埃及給香港的重要啟示之一，是像Dankwart Rustow在他1970年的經典文章所言，建立民主政制是需要一段頗長的時間各方適應（habituation），學習用民主程序去解決社會各項矛盾的。從這個角度看，民主政制落實愈早愈好，因為要各類社會政治力量學習如何創制及在民主政制下解決各項問題和社會矛盾，是要不斷嘗試的。拖延制度改革，付出的代價便會愈大愈多，對香港的發展的影響亦會愈大。
◆延伸閱讀
1. Dankwart Rustow,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s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April 1970), pp.337-363.
2. Larry Diamond and Leonardo Morlino eds., Assessing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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