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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特首梁振英在立法會答問大會，宣布即時成立「政改諮詢專責小組｝，準備發表諮詢文件的工作。這次政改成敗，攸關日後香港管治良窳，可謂極其重要。雖然政改由中央主導，不過，期望專責小組做好公衆參與，在錯綜複雜中整理出港人主流共識，使方案得到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通過，並為中央接受，讓港人可以按普及而平等原則，在2017年選舉特首，然後在2020年普選全體立法會議員，圓港人的民主夢。
「相關決定和解釋」 條件說
有語意歧義應釐清
專責小組由政務司長林鄭月娥領導，按梁振英和她昨日分別談到政改條件的提法，有些不同。不同之處在於：要達至2017年普選特首的目標，梁振英說「必須嚴格按照《基本法》的規定，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和決定」；林鄭月娥說「要依循着《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決定和解釋來進行」。按兩人的表述，無論是「相關解釋和決定」抑或「相關決定和解釋」，符合「解釋」都是達至特首普選的必要條件。
檢視過去關於特首普選的「條件說」，包括今年3月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在深圳談到普選特首事宜、今年7月中聯辦主任張曉明首次到訪立法會談及普選事宜，都只提到《基本法》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一般理解是指2007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政改的《決定》），並沒有「相關解釋」的提法。反而今年7月11日梁振英在立法會答問大會有提到「相關解釋和決定」，與他昨日的說法相同。至於喬曉陽和張曉明為何沒有提到「相關解釋」，他們日後會否有補充，且看後續發展。
政治語言須力求準確，一字之差或提法的先後順序，意義和內涵可能有極大差異，所以，起碼梁振英與林鄭月娥就「解釋」與「決定」擺放先後的不同，是否有不同意涵，有必要釐清。其次，梁振英的「相關解釋和決定」，可能是指與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的不同事宜，即是《解釋》和《決定》，而梁振英和林鄭月娥所說「解釋」，正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接受查詢時說的「是指2004年人大釋法，確立政改要五部曲，中央有憲制角色」。若是如此，語意清楚。至於林鄭月娥所說「相關決定和解釋」，則存在一定歧義，而且現實中發生的一些事，有必要釐清。
《決定》既然是指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就特首選舉的決定，則「相關決定和解釋」就可能涉及對《決定》的解釋。事實上，喬曉陽在深圳的講話，不少內容都在解釋2007年12月的《決定》，引述《基本法》和他講過的話，主旨在說關於特首選舉提名，除了提名的民主程序和提名多少名候選人尚待解決之外，其他提名事宜都已經解決了。在港人仍在思索普選特首應該如何提名之時，原來大部分問題都解決了？面對喬老爺這種「有根有據的雄辯滔滔」，港人搭不上話來。
過去的種種切切，使得港人與中央就政改安排，缺乏互信基礎，由於確實有語意歧義，港人也歷經恍然大悟的無奈，所以，林鄭月娥的「相關決定和解釋」有什麼意涵？應該講清楚，免生誤會而起衝突。
港人只求普及而平等
與中央權力應無矛盾
至於今次政改，重要性毋須贅言。若落實普選，則一名經由全民選舉產生的特首，有望扭轉管治困局，改變回歸以來內耗空轉、整體停滯不前的局面；若政改方案在立法會未能得到三分之二議員通過，政制安排原地踏步，政府肯定更難管治，整體氛圍極可能急劇惡化，衝擊社會穩定，香港前景將難以想像。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隨着香港政治地位提上中國和英國的日程，港人集體追求民主的意識，開始高漲，超過30年，港人主流期望透過一人一票，普選出管治香港的領導人，體驗真正當家作主的滋味。2017年特首普選安排，機制設計上會否篩走中央不喜歡的參與者，未能符合普及而平等原則，使所謂的普選徒具形式，實際上卻是假普選。按今年以來包括喬曉陽等人釋出的信息，真普選抑或假普選，已經成為港人的懸念。「佔中」運動被強力打壓，依然壯旺，社會上爭取落實真普選的巨大能量，蓄勢待發，就是港人長期追求民主、普選的反映。
憲制上，中央主導香港政改，但是30多年證明，中央與主流港人就香港民主進程，有明顯落差，今次政改未開始諮詢，中央與主流港人的矛盾已經尖銳呈現出來。如此情况下，林鄭月娥領導的專責小組如何開展工作？按梁振英的說法，專責小組「爭取在今年年底左右發表諮詢文件」，正式啟動公衆諮詢。解讀這個說法，現階段專責小組主要草擬諮詢文件。公衆對這次政改的觀感、研判中央是否有誠意落實真普選，諮詢文件至關重要，林鄭月娥如何使諮詢文件促成各方有序地討論下去，不會出現翻枱鬥爭局面，就看她的能耐了。
政改事態，當然複雜萬端，但是也可以很簡單。主流港人完全認同中央對香港的憲制權力，港人只是期望普及而平等的選舉，而這個期望與中央憲制權力應該並存，並無不可調和的矛盾。林鄭月娥等人在強調「條件說」的同時，在調和主流港人與中央的矛盾多做工夫，然後在諮詢文件呈現出來，是更為積極的做法。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相關決定和解釋」 條件說
有語意歧義應釐清
專責小組由政務司長林鄭月娥領導，按梁振英和她昨日分別談到政改條件的提法，有些不同。不同之處在於：要達至2017年普選特首的目標，梁振英說「必須嚴格按照《基本法》的規定，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和決定」；林鄭月娥說「要依循着《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決定和解釋來進行」。按兩人的表述，無論是「相關解釋和決定」抑或「相關決定和解釋」，符合「解釋」都是達至特首普選的必要條件。
檢視過去關於特首普選的「條件說」，包括今年3月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在深圳談到普選特首事宜、今年7月中聯辦主任張曉明首次到訪立法會談及普選事宜，都只提到《基本法》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一般理解是指2007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政改的《決定》），並沒有「相關解釋」的提法。反而今年7月11日梁振英在立法會答問大會有提到「相關解釋和決定」，與他昨日的說法相同。至於喬曉陽和張曉明為何沒有提到「相關解釋」，他們日後會否有補充，且看後續發展。
政治語言須力求準確，一字之差或提法的先後順序，意義和內涵可能有極大差異，所以，起碼梁振英與林鄭月娥就「解釋」與「決定」擺放先後的不同，是否有不同意涵，有必要釐清。其次，梁振英的「相關解釋和決定」，可能是指與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的不同事宜，即是《解釋》和《決定》，而梁振英和林鄭月娥所說「解釋」，正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接受查詢時說的「是指2004年人大釋法，確立政改要五部曲，中央有憲制角色」。若是如此，語意清楚。至於林鄭月娥所說「相關決定和解釋」，則存在一定歧義，而且現實中發生的一些事，有必要釐清。
《決定》既然是指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就特首選舉的決定，則「相關決定和解釋」就可能涉及對《決定》的解釋。事實上，喬曉陽在深圳的講話，不少內容都在解釋2007年12月的《決定》，引述《基本法》和他講過的話，主旨在說關於特首選舉提名，除了提名的民主程序和提名多少名候選人尚待解決之外，其他提名事宜都已經解決了。在港人仍在思索普選特首應該如何提名之時，原來大部分問題都解決了？面對喬老爺這種「有根有據的雄辯滔滔」，港人搭不上話來。
過去的種種切切，使得港人與中央就政改安排，缺乏互信基礎，由於確實有語意歧義，港人也歷經恍然大悟的無奈，所以，林鄭月娥的「相關決定和解釋」有什麼意涵？應該講清楚，免生誤會而起衝突。
港人只求普及而平等
與中央權力應無矛盾
至於今次政改，重要性毋須贅言。若落實普選，則一名經由全民選舉產生的特首，有望扭轉管治困局，改變回歸以來內耗空轉、整體停滯不前的局面；若政改方案在立法會未能得到三分之二議員通過，政制安排原地踏步，政府肯定更難管治，整體氛圍極可能急劇惡化，衝擊社會穩定，香港前景將難以想像。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隨着香港政治地位提上中國和英國的日程，港人集體追求民主的意識，開始高漲，超過30年，港人主流期望透過一人一票，普選出管治香港的領導人，體驗真正當家作主的滋味。2017年特首普選安排，機制設計上會否篩走中央不喜歡的參與者，未能符合普及而平等原則，使所謂的普選徒具形式，實際上卻是假普選。按今年以來包括喬曉陽等人釋出的信息，真普選抑或假普選，已經成為港人的懸念。「佔中」運動被強力打壓，依然壯旺，社會上爭取落實真普選的巨大能量，蓄勢待發，就是港人長期追求民主、普選的反映。
憲制上，中央主導香港政改，但是30多年證明，中央與主流港人就香港民主進程，有明顯落差，今次政改未開始諮詢，中央與主流港人的矛盾已經尖銳呈現出來。如此情况下，林鄭月娥領導的專責小組如何開展工作？按梁振英的說法，專責小組「爭取在今年年底左右發表諮詢文件」，正式啟動公衆諮詢。解讀這個說法，現階段專責小組主要草擬諮詢文件。公衆對這次政改的觀感、研判中央是否有誠意落實真普選，諮詢文件至關重要，林鄭月娥如何使諮詢文件促成各方有序地討論下去，不會出現翻枱鬥爭局面，就看她的能耐了。
政改事態，當然複雜萬端，但是也可以很簡單。主流港人完全認同中央對香港的憲制權力，港人只是期望普及而平等的選舉，而這個期望與中央憲制權力應該並存，並無不可調和的矛盾。林鄭月娥等人在強調「條件說」的同時，在調和主流港人與中央的矛盾多做工夫，然後在諮詢文件呈現出來，是更為積極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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