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分離的始作俑者／文﹕張文光

【明報專訊】特首普選的爭論，追源溯始，是中港兩地不信任的歷史延續。


人們不會忘記，1980年代初期，中國決定收回香港時，政治不信任徹底動搖香港的人心。


港元兌美元匯率，由4.5比1下降到9.6比1；樓價大幅下跌；超市貨品掃光；移民以腳投票。


那些留港的人，恐共、拒共、抗共和反共，成為社會的主旋律。不信任中央的心態，走過來的香港人，記憶猶新。


當時，鄧小平常接見香港團體，得出一個真實的結論：收回香港主權容易，保持香港安定繁榮困難。


中央更深的憂慮，就是香港大亂，影響中國的外匯。當時，香港的外匯額，佔中國總體外匯七成以上。


那時，中國百廢待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還是摸着石頭過河。


從民族的角度，中國不得不收回香港主權。從經濟的角度，香港隨時成為中國的包袱。這是中央絕不想見的局面。一個根本的解決辦法，就是以最大的寬容制訂香港政策。於是，才有香港回歸的總路線：「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總路線源自周恩來的香港思維：「長期打算，充分利用」。


沒有務實的總路線，恐怕沒有《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


《基本法》除政制部分，其餘都盡力維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並且50年不變。


這是中央礙於現實對港人的讓步。《基本法》的精神，不在香港實行社會主義，是變相接納拒共的香港思維。


讓步還有更重要的原因：藉一國兩制，作統一台灣的垂範。


已故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秘書長、長期參與制訂港台政策的黃文放，曾透露一國兩制的構思，本來是為了統一台灣。


1980年代，英國催逼中國就香港前途表態，試圖趁中國弱勢，延續香港的管治權。


中國被迫提出對策，一國兩制遂提早出爐，率先用於香港回歸。


如今，回望歷史，不難發現：周恩來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思維，不單在中國孤立時，要利用香港為窗口，吸取外匯和物資；更啟發了鄧小平，藉香港回歸的成功，以一國兩制統一台灣。


時光倒流，文革時的周恩來，改革初的鄧小平，能突破共產黨的教條主義，設計香港的政治和歷史角色，是極有遠見的思維和胸襟。


而且，一國兩制之外，還有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


當時的中國，難以經營資本主義，索性港人治港，中央不作干預，由此引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策。


1984年，是中央最務實的一年，體現鄧小平的白貓黑貓論。


談及治港的港人，鄧小平說：要以愛國人士為主體，左派當然要有，盡可能少；主要是中間持平人士；右派人士也可以有一些，罵共產黨的也可以有一些。這樣安排，香港各方面人士才心情舒暢。


然而，什麼是愛國人士呢？

熟悉港人的廖承志，形容港人為「馬馬虎虎的愛國主義」，愛一個歷史文化的中國，愛一個強大的中國。


那是30年前的思維了，馬馬虎虎，就是寬容。


今天，中央治港官員早忘記歷史，忘記了馬馬虎虎的愛國標準。


反對盡處生仇恨 掩蓋人情理性

那時，沒有六四，沒有23條，沒有國教，沒有雙非童，香港不是顛覆基地，中國不是經濟大國，香港的政經價值連城。


為了收回香港和保持繁榮，中央什麼都可以商量，港人真的憂慮反倒是：應否相信中央的承諾？

六四讓中港互信走向低谷。這不單是港人的六四情結，而是六四過後，中央不信任港人，阻礙香港的民主進程，回歸掌權後更變本加厲。


中國的香港政策，隨着經濟的崛起，忘了周恩來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隨着國力的強大，也不重視鄧小平的一國兩制，藉香港對台灣的垂範功能。


這樣做或有其原因：六四、23條、李旺陽、反國教，等等，港人群起反抗，中央不信任香港，港人也疏離中國，管治愈來愈艱難。


中央要掌握香港的權力，港人治港變西環治港。2017年普選特首，更提出「先篩選，後普選」的建議。


中央再次遠離鄧小平1984年的承諾。管治香港的人，經過小圈子的愛國篩選，變成左派治港了。


遠的不說，梁振英的政治核心，就是旗幟鮮明的左派，哪有中間持平者主導大局的身影？

回歸15年，中央的經濟民生政策，儘管對香港懷着善意，但政治卻處處設防，香港人心裏明白：中央不輕易，甚至不會給香港真普選。


哀莫大於心死，30多年從未消失的，恐共、拒共、抗共和反共的思潮，又在香港重新滋長。政治的不信任，藉經濟與民生爆發，在新一代迅速蔓延。


他們反對不了回歸，於是便舉起龍獅旗，懷念一個虛擬的港英。沿着這思路擴散，反國教、反融合、反簡體字、反內地人、反雙非童、反自由行，反對一切中央的香港政策和特區的配合措施。


反對的盡處便是仇恨，並且掩蓋了人情和理性。


港大的內地女生劉涵，在斑馬線被撞死，竟被描寫為「死了一隻侵略蝗，開香檳吧！」那時，劉涵父母從雲南趕來，欲見愛女最後一面。


可以想像，生離死別，傷心欲絕，只要曾為父母、曾作兒女的人，都會感同身受，難掩惻隱之心。


難道她是國內女生，便該受如斯詛咒，死後也不得安寧？

劉涵剛離世後，香港有一則被忽略的新移民新聞。


一個新移民女子，在海濱跳健康舞，遇上釣客墮海昏迷，被海浪扯出大海。她勇敢借來魚竿，走到海水的及膝處，連竿帶手將釣客拉回岸邊。


上岸後，用力拍打其背部，海水嘔吐出來，救回釣客一命。


其實，女子不懂游水，但也盡力救人。當時，岸上有20多人圍觀，當中多是港人吧，但沒有人落水救援。


女子確有冒險之處，但其惻隱之心和勇氣，能以侵略蝗視之嗎？

兩個隨手例子，從中照見人性，有冷血無情，有熱血奮身，有不幸離世，有幸運獲救，有袖手旁觀。


她或他們都是香港人，在偶然的生命中相遇，就像我們的父母先輩，走過飢餓、貧窮與戰亂，在香港開啟新的人生，彼此都是移民的後代，或先或後，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當然，移民也有秩序和優次，這應是香港的審批權，卻無理地交給中央和外省，讓香港失去控制人口的權利，是香港民憤的根源，怎能不盡快解決？

往更深處看，新移民和自由客，成為港人不滿中央和特區政府的犧牲品。


一國兩制非權宜之計 垂範台灣

同樣地，醫院牀位、奶粉供應、幼稚園學位、自由行數目、土地與房屋，等等，既是特區管治無方，也有着對中央治港政策的憤懣。


港人不滿民主不斷被扼殺，不滿脫離民情的特區政府，不滿中央政府長期遏抑人權，日積月累的憤懣讓港人心死，這是中港人心分離的深層原因。


要解決深層的中港矛盾，請履行1984年「港人治港、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的承諾和精神，當前的具體考驗，是落實2017年的特首真普選。


但普選不是一切，民主與管治同樣重要。


回歸16年，3任特首管治失效，教訓仍不深刻麼，局面還能維持麼？

任何清醒務實的人，怎能不改弦易轍，引入政黨政治，讓特首有權有票，執政黨榮辱與共，按政綱順利施政？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變，不是收回香港的權宜之計，而是涉及統一台灣的垂範。


統一的目標尚未成功，香港仍有歷史的角色，「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思維仍未過時，但必須真誠地贏得人心。


忘記了香港回歸的歷史，收緊了香港的民主與管治，是政治的殺雞取卵，是香港人心分離的始作俑者。


張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