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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免收費電視發牌引起的社會抗爭,直接的導因,自然是由「一男子」的黑箱作業決策方式觸發,這大概不會有什麼異議。數以萬計的民眾上街、50萬面書用戶的表態,當中包含的不滿、憤怒和希望,自然紛雜繁多。然而,與反高鐵、反國教等社會運動一脈相承,這次社會抗爭所彰顯的,主要是香港社會的一個根本矛盾,也就是我們過去幾十年以至更長時段的發展方式、社會制度和政治生態,不僅與民眾百姓改善生活質素的訴求脫節,更令愈來愈多人選擇減少、生活不再自在自由,終於引起了廣泛的社會自我保衛。
對自由競爭的離棄?
政府及行會召集人所擔心的「過度競爭」或「破壞性競爭」,依據的是「不想破壞市場的持續性」這藉口。不過,如果免收費電視的「自由市場」從來都不存在,所謂「破壞市場的持續性」,究竟是什麼意思?
政府這次的發牌決定,並沒有開放大氣電波。兩家獲發新牌的電視台,仍然不能與亞視和無綫一樣直接進入尋常百姓家。拒發牌予香港電視,不開放大氣電波,印證了所謂「不想破壞市場的持續性」,實際的效果是維護無綫和亞視的壟斷地位。以「市場」之名維護壟斷,其實由來已久,並非是這一屆政府的專利。被稱為全球「最自由」的香港經濟,過去以至現在,其實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反市場競爭的安排。例如,除了「衣」以外,在食、住、行方面,從19世紀中後期到20世紀初的鴉片專賣,戰後至 2003 年才廢除的白米進口配額制度,以至不斷立法驅趕小販保護超市壟斷的食品市場,到房地產市場的高度集中和操控,到專利壟斷的公共交通,呈現的顯然並非自由市場的持續性;又例如,經濟學所謂的生產三要素——資金、土地、勞動力,聯繫匯率和長期容許銀行公會決定利率上限等資金規管,由政府操控的土地供應方式,限制勞動人口自由進出的「優才」移民法,彰顯的也是各式各樣違反自由市場的安排。自然,我們還得加上,自上世紀中開始、由政府控制的電視電台發牌制度,所依據的,明顯也不是自由市場的法則。
因此,認為這次由特首和行會黑箱作業地決定免收費電視牌照數量,選擇誰是(不)合適的經營者,是背棄了香港過去一直重視的自由市場法則,是對了一半又錯了一半。對的是,特首和行會確實在黑箱作業,不重視自由競爭的原則;錯的是,香港社會,尤其是政府、大企業和一眾「自封自由主義者」,其實一直都沒有盡力維護自由市場的運作,只偷天換日地以「放任不干預」取代「自由競爭」;而在大企業於殖民S區政府扶持下羽毛日豐的社會環境下,強調「放任不干預」,產生的客觀效果,只會是不斷強化壟斷,減少競爭,這才是本地食品、地產、金融、廣播事業、燃料電力、交通運輸等「市場」的「持續性質」。長久的壟斷,令香港民眾百姓的工作愈來愈不盡如意、生活選擇減少,這也是孕育反高鐵、反國教以至這次免收費電視發牌引起的社會抗爭的根本原因。
抗拒犬儒 回歸認真
特首等官員所說的「已經考慮一籃子因素」、「循序漸進」、「決策的過程符合程序公義」、「行會保密制」等等語言偽術,其實在不少政策決定過程中都曾出現;過去的殖民日子,以至上兩屆的特區政府,也沒有少用。今次政府增加的,只是其犬儒的力度,把睜眼說謊、不講道理、赤裸權力發展到極致。借用齊澤克(Zizek)的話,梁政府儘管很清楚他們所說的虛幻,但他們仍然繼續這樣做。或可以說,這次事件能觸動數十萬人的原因,不僅是不滿政府或行會的黑箱作業慣例程序,也不只是針對個別經營者的不公,而是社會對犬儒玩假的厭惡和反彈。
面書上和參與遊行集會的民眾,除了反對黑箱作業、反壟斷和要求公平公義外,不少的聲音,是針對佔壟斷位置的電視台「hea做」的批評,以及對港視的認真的支持。如果說,反高鐵彰顯的是對中港融合的擔心、反國教建基的是父母和學生對被洗腦的憂慮,那麼反行會發牌決定的抗爭,反映的也許是對犬儒玩假的娛樂和政治的厭棄。如果反國教的效果是保守了過去的港式學校教育不受國教侵入,反高鐵的不遷不拆則爭取了菜園村的復建,那麼反行會發牌決定的抗爭,除了要求給港視發牌外,是否還包括對技藝精神、追求質素的執著?
不少參加遊行集會的朋友,要求的是「哈哈雞汁」以外的高質電視節目,追問的是為何有心機做的卻不獲發牌照;組織及支持遊行集會的電視工作人員,想要的是能發揮所長、有尊嚴的工作環境。演員廖啟智先生的講話,很好地說明這訴求:「我一個電視工作者,經歷幾廿年,最近先搵返工作嘅樂趣……我已經好耐冇想返工,拍呢套劇,我日日都想返工……以往嘅制度令我哋冇時間休息,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工作,撐住軀殼去做;拍《警界線》令我重新領略到,原來拍電視, 我哋可以有尊嚴哋喺熱愛嘅工作環境做嘢……拍完之後,我自己覺得,自己係一個演員,(套劇)攞去外面同人比較、觀摩,我唔覺得我醜,因為我有時間、精力為我嘅角色加添姿采。」(《主場新聞》)
廖啟智先生所說的,其實是一種對技藝精神(craftsmanship)的執著。社會學者Richard Sennett對技藝精神的定義是:為做好(高質的工作)而做的欲望,是人類的一種基本生命驅動力。技藝要求的,除了認真專注外,也同時尋找工作帶來的愉悅和驕傲。孕育技藝,首先得守護工匠藝人追求高質的工作動機,同時需鼓勵他們與工作對象和相關的社群開放地對話,以不斷改善工作的質素。支撐技藝的,是容許「慢功出細貨」的工作條件和耐性,以及令專業技藝工作者感到受尊重和自豪的文化氛圍。
保衛什麼?
—— 技藝精神和不服從的權利
民眾百姓對劣質電視的抗拒,對有選擇、高質素的要求,與電視工藝人員對一台獨大的不滿,對有尊嚴的工作樂趣的嚮往,大抵是相通的。他們同樣想保衛不服從的權利(right to nonconformity),以及對技藝精神的追求。
保障所有人(包括各式邊緣小眾)的不服從的權利,才是自由的真諦,而以「放任不干預」之名強化壟斷的作法,最終只會不斷削弱民眾百姓能享有的不服從的權利(Polanyi, 1944);全社會都認真依據技藝精神工作,才能生產民眾百姓也能享用的高質量物質和精神成果,以語言偽術散播犬儒玩假的心態行為,結果將是技藝精神、高質生活的流逝。保衛不服從的權利,往往有助保育需要專注和創新的技藝精神;發揚重視尊嚴與樂趣的技藝精神,亦能滋育不服從的權利。
反國教成功迫使政府撤回科目,但驅逐劣質教育瘬珛{發展的革命尚未成功,學子家長教師仍未擁有不服從的權利;反高鐵保育了菜園村民,但農藝復興仍長路漫漫。這次由電視發牌決定觸發的社會抗爭,正面提出我們要怎樣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儘管不容易畢其功於一役,但至少校正了抗爭的方向,蘊含了對不服從的權利和技藝精神的追求,這恐怕才是本土社會自我保護的核心。
◆參考資科和伸延閱讀
1. Richard Sennett (2009): The Craftsman, NY: Penguin Books.
2. Polanyi, Karl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Hill Press.
■稿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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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由競爭的離棄?
政府及行會召集人所擔心的「過度競爭」或「破壞性競爭」,依據的是「不想破壞市場的持續性」這藉口。不過,如果免收費電視的「自由市場」從來都不存在,所謂「破壞市場的持續性」,究竟是什麼意思?
政府這次的發牌決定,並沒有開放大氣電波。兩家獲發新牌的電視台,仍然不能與亞視和無綫一樣直接進入尋常百姓家。拒發牌予香港電視,不開放大氣電波,印證了所謂「不想破壞市場的持續性」,實際的效果是維護無綫和亞視的壟斷地位。以「市場」之名維護壟斷,其實由來已久,並非是這一屆政府的專利。被稱為全球「最自由」的香港經濟,過去以至現在,其實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反市場競爭的安排。例如,除了「衣」以外,在食、住、行方面,從19世紀中後期到20世紀初的鴉片專賣,戰後至 2003 年才廢除的白米進口配額制度,以至不斷立法驅趕小販保護超市壟斷的食品市場,到房地產市場的高度集中和操控,到專利壟斷的公共交通,呈現的顯然並非自由市場的持續性;又例如,經濟學所謂的生產三要素——資金、土地、勞動力,聯繫匯率和長期容許銀行公會決定利率上限等資金規管,由政府操控的土地供應方式,限制勞動人口自由進出的「優才」移民法,彰顯的也是各式各樣違反自由市場的安排。自然,我們還得加上,自上世紀中開始、由政府控制的電視電台發牌制度,所依據的,明顯也不是自由市場的法則。
因此,認為這次由特首和行會黑箱作業地決定免收費電視牌照數量,選擇誰是(不)合適的經營者,是背棄了香港過去一直重視的自由市場法則,是對了一半又錯了一半。對的是,特首和行會確實在黑箱作業,不重視自由競爭的原則;錯的是,香港社會,尤其是政府、大企業和一眾「自封自由主義者」,其實一直都沒有盡力維護自由市場的運作,只偷天換日地以「放任不干預」取代「自由競爭」;而在大企業於殖民S區政府扶持下羽毛日豐的社會環境下,強調「放任不干預」,產生的客觀效果,只會是不斷強化壟斷,減少競爭,這才是本地食品、地產、金融、廣播事業、燃料電力、交通運輸等「市場」的「持續性質」。長久的壟斷,令香港民眾百姓的工作愈來愈不盡如意、生活選擇減少,這也是孕育反高鐵、反國教以至這次免收費電視發牌引起的社會抗爭的根本原因。
抗拒犬儒 回歸認真
特首等官員所說的「已經考慮一籃子因素」、「循序漸進」、「決策的過程符合程序公義」、「行會保密制」等等語言偽術,其實在不少政策決定過程中都曾出現;過去的殖民日子,以至上兩屆的特區政府,也沒有少用。今次政府增加的,只是其犬儒的力度,把睜眼說謊、不講道理、赤裸權力發展到極致。借用齊澤克(Zizek)的話,梁政府儘管很清楚他們所說的虛幻,但他們仍然繼續這樣做。或可以說,這次事件能觸動數十萬人的原因,不僅是不滿政府或行會的黑箱作業慣例程序,也不只是針對個別經營者的不公,而是社會對犬儒玩假的厭惡和反彈。
面書上和參與遊行集會的民眾,除了反對黑箱作業、反壟斷和要求公平公義外,不少的聲音,是針對佔壟斷位置的電視台「hea做」的批評,以及對港視的認真的支持。如果說,反高鐵彰顯的是對中港融合的擔心、反國教建基的是父母和學生對被洗腦的憂慮,那麼反行會發牌決定的抗爭,反映的也許是對犬儒玩假的娛樂和政治的厭棄。如果反國教的效果是保守了過去的港式學校教育不受國教侵入,反高鐵的不遷不拆則爭取了菜園村的復建,那麼反行會發牌決定的抗爭,除了要求給港視發牌外,是否還包括對技藝精神、追求質素的執著?
不少參加遊行集會的朋友,要求的是「哈哈雞汁」以外的高質電視節目,追問的是為何有心機做的卻不獲發牌照;組織及支持遊行集會的電視工作人員,想要的是能發揮所長、有尊嚴的工作環境。演員廖啟智先生的講話,很好地說明這訴求:「我一個電視工作者,經歷幾廿年,最近先搵返工作嘅樂趣……我已經好耐冇想返工,拍呢套劇,我日日都想返工……以往嘅制度令我哋冇時間休息,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工作,撐住軀殼去做;拍《警界線》令我重新領略到,原來拍電視, 我哋可以有尊嚴哋喺熱愛嘅工作環境做嘢……拍完之後,我自己覺得,自己係一個演員,(套劇)攞去外面同人比較、觀摩,我唔覺得我醜,因為我有時間、精力為我嘅角色加添姿采。」(《主場新聞》)
廖啟智先生所說的,其實是一種對技藝精神(craftsmanship)的執著。社會學者Richard Sennett對技藝精神的定義是:為做好(高質的工作)而做的欲望,是人類的一種基本生命驅動力。技藝要求的,除了認真專注外,也同時尋找工作帶來的愉悅和驕傲。孕育技藝,首先得守護工匠藝人追求高質的工作動機,同時需鼓勵他們與工作對象和相關的社群開放地對話,以不斷改善工作的質素。支撐技藝的,是容許「慢功出細貨」的工作條件和耐性,以及令專業技藝工作者感到受尊重和自豪的文化氛圍。
保衛什麼?
—— 技藝精神和不服從的權利
民眾百姓對劣質電視的抗拒,對有選擇、高質素的要求,與電視工藝人員對一台獨大的不滿,對有尊嚴的工作樂趣的嚮往,大抵是相通的。他們同樣想保衛不服從的權利(right to nonconformity),以及對技藝精神的追求。
保障所有人(包括各式邊緣小眾)的不服從的權利,才是自由的真諦,而以「放任不干預」之名強化壟斷的作法,最終只會不斷削弱民眾百姓能享有的不服從的權利(Polanyi, 1944);全社會都認真依據技藝精神工作,才能生產民眾百姓也能享用的高質量物質和精神成果,以語言偽術散播犬儒玩假的心態行為,結果將是技藝精神、高質生活的流逝。保衛不服從的權利,往往有助保育需要專注和創新的技藝精神;發揚重視尊嚴與樂趣的技藝精神,亦能滋育不服從的權利。
反國教成功迫使政府撤回科目,但驅逐劣質教育瘬珛{發展的革命尚未成功,學子家長教師仍未擁有不服從的權利;反高鐵保育了菜園村民,但農藝復興仍長路漫漫。這次由電視發牌決定觸發的社會抗爭,正面提出我們要怎樣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儘管不容易畢其功於一役,但至少校正了抗爭的方向,蘊含了對不服從的權利和技藝精神的追求,這恐怕才是本土社會自我保護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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