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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我摯愛的老師、美國耶魯大學民主理論大師Juan Linz教授在10月1日與世長辭。10月4日，在紐黑文市草地的小教堂舉辦追思崇拜的時候，我正在中大主持北大賀衛方教授有關中國憲政之路的論壇。心裏戚戚然，卻又覺得老師的精神與我同在。
我是1979年進入中大社會學系念本科的，那正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初。魏京生在北京西單民主牆發表〈第五個現代化〉和〈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後被捕並判重刑。北大學生胡平則發表長篇大字報〈論言論自由〉，並以獨立候選人身分參選地方人大。海峽對岸，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黄信介、施明德等黨外人士被補，卻從容面對政治審判。當時老報人陸鏗帶着流亡的施明德太太艾琳達來中大演講，聲討國民黨白色恐怖。但談到統獨問題，陸鏗卻拍案而起，大罵艾琳達鼓吹台獨，讓我見識「大聲公」綽號的由來，也讓我窺見台灣的民主化與族群衝突的糾結。這邊廂，香港正面對前途問題，大家都憂慮回歸後自由、法治不保，大學生則提出「港人治港、民主回歸」以回應。這些事件讓年輕的我明白到生在這個時代，不得不思考民主的問題。1988年當我遠赴耶魯攻讀政治社會學的時候，心裏想着的亦只有這個問題，只是仍躊躇於以學術還是政治作為一生志業。但跟隨Juan Linz學習一年，心裏便有了答案。
嚮往和平轉型
Juan Linz是西班牙人，上課常提到他祖國在1975至79年間如何透過體制內外的互動達至民主轉型。西班牙人當然厭惡佛朗哥的獨裁統治，但經歷過內戰之苦，國民都渴望能避免動亂。佛朗哥去世後上台的卡洛斯國王洞悉形勢，任命蘇亞雷斯為首相推動政改。他一面安撫頑固保守的建制派，一面以公投拉攏主流民意壓倒激進反對力量，再成立跨黨派的新憲法起草委員會，經過400多天的爭論與協商，最終通過一個民主新憲法。西班牙民主化工程令我嚮往，是因為目睹中國歷代革命與專制的循環，希望找到一個和平的轉型模式。
今天我們推動佔中雖涉及公民抗命，但我們堅信非暴力和承諾先走盡對話之路，包括以商討日和全民投票（公民授權）選出一個政改方案，並透過政黨和公民行動爭取政府接納。只有當北京硬要香港人接受一個「有中國特色的普選」時才會出現佔中。既然參與者承諾不拒捕、不抗辯，這並非一場革命，而是對「指鹿為馬」的抗議，甚至有人覺得是為香港沉淪發出悲鳴。即使我一生在思考和平轉型之道，周融和幫港出聲卻把佔中說成是動亂、是邪、是暴徒所為。Juan Linz聽見，一定像他當年那樣哈哈大笑，然後和我說歷史上有多少顛倒黑白的事例。
民主的社會條件
Juan Linz 在耶魯很有名的一門課是民主的社會條件，其後他與Alfred Stephan將授課內容出版為《民主的轉型與鞏固》一書，指出市場經濟、法治、公民社會、政治社會（政黨與選舉制度）和廉潔有效率公務員系統是鞏固和深化民主的社會與制度條件。許多國家（像埃及）因為缺乏這些條件（如憲法精神），民選政府上台後實行「大多數人的暴力」，威脅公民的基本權利（如信仰@俗化的自由），結果引起劇烈的對抗，軍方則以保護國家安全之名介入，令民主制度崩潰。
不過Juan Linz卻沒有陷入他老師Martin Seymour Lipset的理論泥澤，把這5項條件說成是民主的「先決條件」。他只想說：有了這些條件，民主制度不會輕易崩潰，亦更能發揮其制度優點。我們必須承認有些國家在很惡劣的條件下仍能把民主建立起來，只是他們要面對更多的挑戰。印度便是典型的例子，民主化後仍有各種管治（如貧污）問題。但對印度人來說，在這樣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如果不是以民主制度加上邦自治來維繫，恐怕只會出現強權或者分離主義，這都不是他們樂見的。相對於這些國家，香港已具備各種民主的社會
我是1979年進入中大社會學系念本科的，那正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初。魏京生在北京西單民主牆發表〈第五個現代化〉和〈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後被捕並判重刑。北大學生胡平則發表長篇大字報〈論言論自由〉，並以獨立候選人身分參選地方人大。海峽對岸，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黄信介、施明德等黨外人士被補，卻從容面對政治審判。當時老報人陸鏗帶着流亡的施明德太太艾琳達來中大演講，聲討國民黨白色恐怖。但談到統獨問題，陸鏗卻拍案而起，大罵艾琳達鼓吹台獨，讓我見識「大聲公」綽號的由來，也讓我窺見台灣的民主化與族群衝突的糾結。這邊廂，香港正面對前途問題，大家都憂慮回歸後自由、法治不保，大學生則提出「港人治港、民主回歸」以回應。這些事件讓年輕的我明白到生在這個時代，不得不思考民主的問題。1988年當我遠赴耶魯攻讀政治社會學的時候，心裏想着的亦只有這個問題，只是仍躊躇於以學術還是政治作為一生志業。但跟隨Juan Linz學習一年，心裏便有了答案。
嚮往和平轉型
Juan Linz是西班牙人，上課常提到他祖國在1975至79年間如何透過體制內外的互動達至民主轉型。西班牙人當然厭惡佛朗哥的獨裁統治，但經歷過內戰之苦，國民都渴望能避免動亂。佛朗哥去世後上台的卡洛斯國王洞悉形勢，任命蘇亞雷斯為首相推動政改。他一面安撫頑固保守的建制派，一面以公投拉攏主流民意壓倒激進反對力量，再成立跨黨派的新憲法起草委員會，經過400多天的爭論與協商，最終通過一個民主新憲法。西班牙民主化工程令我嚮往，是因為目睹中國歷代革命與專制的循環，希望找到一個和平的轉型模式。
今天我們推動佔中雖涉及公民抗命，但我們堅信非暴力和承諾先走盡對話之路，包括以商討日和全民投票（公民授權）選出一個政改方案，並透過政黨和公民行動爭取政府接納。只有當北京硬要香港人接受一個「有中國特色的普選」時才會出現佔中。既然參與者承諾不拒捕、不抗辯，這並非一場革命，而是對「指鹿為馬」的抗議，甚至有人覺得是為香港沉淪發出悲鳴。即使我一生在思考和平轉型之道，周融和幫港出聲卻把佔中說成是動亂、是邪、是暴徒所為。Juan Linz聽見，一定像他當年那樣哈哈大笑，然後和我說歷史上有多少顛倒黑白的事例。
民主的社會條件
Juan Linz 在耶魯很有名的一門課是民主的社會條件，其後他與Alfred Stephan將授課內容出版為《民主的轉型與鞏固》一書，指出市場經濟、法治、公民社會、政治社會（政黨與選舉制度）和廉潔有效率公務員系統是鞏固和深化民主的社會與制度條件。許多國家（像埃及）因為缺乏這些條件（如憲法精神），民選政府上台後實行「大多數人的暴力」，威脅公民的基本權利（如信仰@俗化的自由），結果引起劇烈的對抗，軍方則以保護國家安全之名介入，令民主制度崩潰。
不過Juan Linz卻沒有陷入他老師Martin Seymour Lipset的理論泥澤，把這5項條件說成是民主的「先決條件」。他只想說：有了這些條件，民主制度不會輕易崩潰，亦更能發揮其制度優點。我們必須承認有些國家在很惡劣的條件下仍能把民主建立起來，只是他們要面對更多的挑戰。印度便是典型的例子，民主化後仍有各種管治（如貧污）問題。但對印度人來說，在這樣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如果不是以民主制度加上邦自治來維繫，恐怕只會出現強權或者分離主義，這都不是他們樂見的。相對於這些國家，香港已具備各種民主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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