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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就增發免費電視牌照風波，若特首梁振英或政府不披露使人信服的理據，則即使上綱上線到政權保衛戰的層面，建制派被迫全數歸隊，成為投票部隊，明日在立法會否決了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要求政府提供發牌事宜文件的議案，但是事態不公平、不公正、不公義的實質和疑慮，仍然困擾整體社會，蛀蝕政府與行政會議的公信力，削弱有效管治；特別是政改行將正式諮詢，若梁振英政府堅持我行我素，不肯交代發牌理據，勢必激發更多人與政府對抗，政改前景將更堪虞。
政府罔顧責任
漠視港視市民知的權利
今次發牌事件觸發的反抗行動，與本港大多數群衆運動比較，有一個根本不同，就是去政治化。過往，每有群衆運動，多與政客、政黨或嫻熟社會運動的團體有關，不過，政府公布發牌決定之後，極短時間在互聯網已有數十萬人表達不滿；另外，網民透過網上發起遊行，在沒有特定團體動員下，數以萬計市民響應號召，以行動表態。香港電視主席王維基和港視職工會也刻意與政治保持距離，個別政客企圖靠近一點，也被港視員工峻拒；即使如此，抗爭行動得到的廣泛迴響，並未減退。事態發展，說明主流民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都認為發牌有問題，而梁振英政府的做法，客觀上與主流民意對立。
增發電視牌照這類具爭議事項，政府有責任解釋，申辦機構有權知道落選原因，市民大衆也有知情權，但是政府罔顧責任、無視港視和市民的權利，起初以有司法覆核為由，拒絕交代，到市民撤回覆核，港視表示政府若交代理據也不會覆核，此際梁振英卻強調行政會議保密，若有覆核，會向法庭陳述交代云云。梁振英口口聲聲說政府不想打官司，他的態度卻是只有司法覆核，政府才會在法庭交代決定理據，否則港視和市民都無緣得知。這種做法，與開誠布公背道而馳。
已經有退休官員、前任行會成員指出政府曲解保密原則，有誤導之嫌。保密制原旨為了讓行會成員在討論時可無所顧忌，無論在討論時持什麼意見，都會共同承擔最終決定，即是集體負責。因此，保密制只是要求行會成員對行會的討論議程、內容，及出席者的發言內容有保密責任，而非讓行會享有保密的權力。特別是發牌事宜涉及重大公衆利益，政府有必要解釋行會的決定理據，而非任由揣測臆度滿天飛。
增發牌照風波，按正常做法，梁振英政府應該在保密原則、司法覆核與取信於民之間尋求合理平衡。政府處理具爭議事態，固然有需要謹慎，但是發牌風波由傳媒披露的文件資料和王維基的說法，顯示行會的決定有值得商榷之處，政府堅持不交代，只會被解讀為理虧，影響梁振英和政府的公信力。事發後，中大和港大相關定期調查，發現梁振英民望跌至新低，市民對政府支持度亦顯著下跌，說明事件已經構成損害。
另外，此事使人警覺本港的營商環境是否已經出現變化。政府一貫角色是制訂政策，提供基建等設施，按法律賦予的權力，讓投資者在公平環境下競爭。今次發牌事件，反映政府在取捨之間，決定了贏家、輸家，而且有汰強留弱之嫌，偏離了鼓勵自由市場競爭，促成進步，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原則。有商界人士認為，發牌決定有濃厚人治色彩，擔心營商環境生態丕變，破壞香港經濟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石。這些由發牌觸發出來的憂疑，梁振英政府不能逃避，必須面對處理。
這次發牌事件，有兩點亟待梁振英政府解釋：（1）廣播政策本來就發牌不設上限，結果是「3揀2」，政府改變政策，搬動了龍門。顧問報告認為只可以容許4個免費電視台，若增發3個新牌，會有電視台難以經營，不過，即使有此根據，按一貫做法，政府理應就此諮詢公衆，讓公衆充分討論，然後才下決定。政府現在的做法，有繞過程序，黑箱作業之嫌。（2）根據王維基的說法，4份顧問報告就3個申請的評分，港視從未排名第3，因此，即使只發兩個新牌，為何排名並非叨陪末座的港視要出局？港視取態積極，雖然未獲批出牌照，已經僱請數百人製作節目，反而其餘兩個申請機構，未見有何動作，港視在這種情况下落選，政府卻不交代理據，不但港視不服，市民也難以接受。
立法會議員田北辰與梁振英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長會面後，引述政府的講法，表示顧問報告有就4項準則評分，但是沒有定出比重，由政府自行決定，在持續發展一項中，政府認為持續經營能力最關鍵，港視此項得分是3個申請者之中最低，云云。田北辰的轉述和印象是否準確，不得而知，不過，初步看來，這個說法起碼有兩個問題。
政府勿再搞小動作
應公開理據說服市民
首先，政府對顧問報告有選擇性採用之嫌，例如發牌無上限改為3揀2，就靠顧問報告過橋，至於哪一個申請機構較優勝，則不採用顧問報告的評分，而是自行定出比重。
其次，獲批出牌照的有線和電盈，總體而言或許有較大財力，但是他們承諾投資多少在免費電視業務，才是關鍵。否則資金再多，不等於在持續經營方面更優勝。
若梁振英政府以實質理據解釋行會的決定，是正確做法，不過，類似田北辰的轉述意義不大，正如近日所謂「權威人士」的說法，充斥部分傳媒，行會召集人林煥光則公開表示「權威人士的意見，大部分與行會討論的事實不符」。所以，梁振英政府應該光明正大公開交代，拿出使人信服的理據，讓此事告一段落。否則，繼續橫柴入灶，徒添市民反感，政府的管治將更加舉步維艱。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政府罔顧責任
漠視港視市民知的權利
今次發牌事件觸發的反抗行動，與本港大多數群衆運動比較，有一個根本不同，就是去政治化。過往，每有群衆運動，多與政客、政黨或嫻熟社會運動的團體有關，不過，政府公布發牌決定之後，極短時間在互聯網已有數十萬人表達不滿；另外，網民透過網上發起遊行，在沒有特定團體動員下，數以萬計市民響應號召，以行動表態。香港電視主席王維基和港視職工會也刻意與政治保持距離，個別政客企圖靠近一點，也被港視員工峻拒；即使如此，抗爭行動得到的廣泛迴響，並未減退。事態發展，說明主流民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都認為發牌有問題，而梁振英政府的做法，客觀上與主流民意對立。
增發電視牌照這類具爭議事項，政府有責任解釋，申辦機構有權知道落選原因，市民大衆也有知情權，但是政府罔顧責任、無視港視和市民的權利，起初以有司法覆核為由，拒絕交代，到市民撤回覆核，港視表示政府若交代理據也不會覆核，此際梁振英卻強調行政會議保密，若有覆核，會向法庭陳述交代云云。梁振英口口聲聲說政府不想打官司，他的態度卻是只有司法覆核，政府才會在法庭交代決定理據，否則港視和市民都無緣得知。這種做法，與開誠布公背道而馳。
已經有退休官員、前任行會成員指出政府曲解保密原則，有誤導之嫌。保密制原旨為了讓行會成員在討論時可無所顧忌，無論在討論時持什麼意見，都會共同承擔最終決定，即是集體負責。因此，保密制只是要求行會成員對行會的討論議程、內容，及出席者的發言內容有保密責任，而非讓行會享有保密的權力。特別是發牌事宜涉及重大公衆利益，政府有必要解釋行會的決定理據，而非任由揣測臆度滿天飛。
增發牌照風波，按正常做法，梁振英政府應該在保密原則、司法覆核與取信於民之間尋求合理平衡。政府處理具爭議事態，固然有需要謹慎，但是發牌風波由傳媒披露的文件資料和王維基的說法，顯示行會的決定有值得商榷之處，政府堅持不交代，只會被解讀為理虧，影響梁振英和政府的公信力。事發後，中大和港大相關定期調查，發現梁振英民望跌至新低，市民對政府支持度亦顯著下跌，說明事件已經構成損害。
另外，此事使人警覺本港的營商環境是否已經出現變化。政府一貫角色是制訂政策，提供基建等設施，按法律賦予的權力，讓投資者在公平環境下競爭。今次發牌事件，反映政府在取捨之間，決定了贏家、輸家，而且有汰強留弱之嫌，偏離了鼓勵自由市場競爭，促成進步，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原則。有商界人士認為，發牌決定有濃厚人治色彩，擔心營商環境生態丕變，破壞香港經濟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石。這些由發牌觸發出來的憂疑，梁振英政府不能逃避，必須面對處理。
這次發牌事件，有兩點亟待梁振英政府解釋：（1）廣播政策本來就發牌不設上限，結果是「3揀2」，政府改變政策，搬動了龍門。顧問報告認為只可以容許4個免費電視台，若增發3個新牌，會有電視台難以經營，不過，即使有此根據，按一貫做法，政府理應就此諮詢公衆，讓公衆充分討論，然後才下決定。政府現在的做法，有繞過程序，黑箱作業之嫌。（2）根據王維基的說法，4份顧問報告就3個申請的評分，港視從未排名第3，因此，即使只發兩個新牌，為何排名並非叨陪末座的港視要出局？港視取態積極，雖然未獲批出牌照，已經僱請數百人製作節目，反而其餘兩個申請機構，未見有何動作，港視在這種情况下落選，政府卻不交代理據，不但港視不服，市民也難以接受。
立法會議員田北辰與梁振英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長會面後，引述政府的講法，表示顧問報告有就4項準則評分，但是沒有定出比重，由政府自行決定，在持續發展一項中，政府認為持續經營能力最關鍵，港視此項得分是3個申請者之中最低，云云。田北辰的轉述和印象是否準確，不得而知，不過，初步看來，這個說法起碼有兩個問題。
政府勿再搞小動作
應公開理據說服市民
首先，政府對顧問報告有選擇性採用之嫌，例如發牌無上限改為3揀2，就靠顧問報告過橋，至於哪一個申請機構較優勝，則不採用顧問報告的評分，而是自行定出比重。
其次，獲批出牌照的有線和電盈，總體而言或許有較大財力，但是他們承諾投資多少在免費電視業務，才是關鍵。否則資金再多，不等於在持續經營方面更優勝。
若梁振英政府以實質理據解釋行會的決定，是正確做法，不過，類似田北辰的轉述意義不大，正如近日所謂「權威人士」的說法，充斥部分傳媒，行會召集人林煥光則公開表示「權威人士的意見，大部分與行會討論的事實不符」。所以，梁振英政府應該光明正大公開交代，拿出使人信服的理據，讓此事告一段落。否則，繼續橫柴入灶，徒添市民反感，政府的管治將更加舉步維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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