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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香港要實現特首普選和建立有效管治，並不能單靠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建制派、泛民派，或其他社會力量的任何一方或兩方去解決，而是需要各方的共同智慧、協作和努力。
民主化的3種模式
研究民主理論和實踐的政治學者都大致上同意，19、20世紀以來，世界各地民主制度的建立大致分為三種類型：
•其一是由政權內的改革力量主導的緩進、演變和增量式的過程（「自上而下的轉變」，transformation from above），例如英屬印度、西班牙、台灣、巴西、葡萄牙等；
•其二是由統治精英階層中的改革派與上升中的民主力量通過討價還價式的協議而達至民主（「協議過渡」，negotiated or pacted transition, transplacement），例如波蘭、捷克、烏拉圭、韓國、南非、緬甸等；
•其三是通過大量人民動員，由下而上的突變、取代，甚至是革命的過程（「權力取代」，replacement, rupture, revolution），例如法國（大革命時期）、葡萄牙、羅馬尼亞、阿根廷，以至在菲律賓、塞爾維亞、烏克蘭等地的「顏色革命」。
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其名著《第三波——20世紀末期的民主化》（The Third Wave -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中，詳細描述和分析了1974至1990年期間，約30個國家在上述3種模式下由專制轉變為民主的過程。
協議過渡模式適用香港
以香港現時的政治現實情况，不可能發生「顏色革命」，也不會是由當權者完全主導下推動民主，而只會出現第二種模式，即通過「協議過渡」達至普選共識及建立民主；原因很明顯：因為歷屆立法會地區直接選舉結果顯示，泛民派與建制派的市民選票支持度，是五成多孆誚邦鴷|成多|成的比例，即任何一方都沒有壓倒性的優勢；這反映在立法會的議席上：任何普選方案都需要得到三分之二議員的同意，即除了建制派贊成外，也要得到起碼部分泛民派議員的支持。同時，多次民意調查都顯示，大多數市民支持普選。在這樣的情况下，就出現了羅伯特達爾（Robert A. Dahl）在《多元政體》（Polyarchy）一書中所提出的「相互安全」（mutual security）的情况，即當權者如果抗拒民主化和鎮壓民主力量，就要付出很大的社會政治代價，而反對派如不與當權者內的改革派妥協合作，亦會付上不能實現民主和遭受鎮壓的代價。為了避免對立矛盾激化導致全部皆輸的結果，雙方的政治領袖和各種政治力量就要坐下來，同意縮短差距、限制紛爭、尋求共識。在這種自下而上的壓力和自上而下的放寬與限制的互動過程中，各方都要相互交換一些安全承諾和保證，例如維護原有的基本社會經濟制度，保障人身安全，對當權者的領袖層不會秋後算帳，共同合作去建立民主制度、推動經濟發展、改善民生等等。
香港前途呼喚政治責任和智慧
談判、妥協、協定是「協議過渡」的核心，而雙方的領導人物亦有足夠的智慧去明白：在政治中沒有任何人可以壟斷真理和美德，即沒有人可以只顧站在道德高地，而不顧政治現實和社會利益；國家、社會和人民的整體及長遠利益凌駕於任何派系利益之上，而建立民主制度需要大家共同承擔責任與風險。亨廷頓作出結論說，「妥協、選舉和非暴力是第三波的民主化綜合症狀，它們以不同程度存在於三種模式當中」，「政治精英之間的談判和妥協是民主化過程的核心」。
當然，任何地方的民主實踐都不會一帆風順，現實政治的鬥爭亦總是複雜多變的。但回到香港，以現時的管治失效景况，以及如果政制原地踏步會導致以後更難以管治的危機，將出現全體皆輸的後果，不單是特區政府、建制派還是泛民派，更包括700萬市民、中央政府，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模式。
如何推動「協議過渡」
在還未進入正式的政制諮詢和談判階段之前，雙方各自叫價和進行宣傳戰的做法無可厚非，但要慎防叫價太高或姿態太強硬，以致其後沒有迴旋餘地而下不了台階，失去了最後可以通過妥協達成普選共識及改善管治的機會。香港市民期待看到各方領袖顯示出他們對香港前途的責任感、承擔精神和政治智慧，解開歷史造成的相互不信任和敵視的心結，以香港全體福祉為依歸，聯合起來挽救香港。誰真心為香港，誰真的想要民主，誰做到，誰不願意這樣做，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歷史的評價是公允的。
單靠建制派與泛民派一方或雙方的意願和努力不容易有效，只有在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帶領和推動之下，才能夠通過「協議過渡」模式，令各方不單在2017年特首普選問題上達成共識，也要在以後如何改善管治及改善經濟民生的議題上，增加理性溝通辯論和良性協作默契。在這方面，尤其需要長期作為反對派的泛民派在爭取特首普選期間及成功之後，放下「道德高地」的包袱，表達誠意去支持和參與特區政府的有效施政。將來建制派與泛民派之間的矛盾和鬥爭，應轉變為比政綱、比人才、比政績、比管理能力、比團結各方的能量的良性競爭，甚至雙方共同承擔管治責任，走上聯合政府或共識政府（coalition or consensual government）之路。至於實現這個目標的可行性，將留待下一篇文章討論。
（以特首普選的變局帶動有效管治．之一）
作者是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暨名譽行政總裁
■稿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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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的3種模式
研究民主理論和實踐的政治學者都大致上同意，19、20世紀以來，世界各地民主制度的建立大致分為三種類型：
•其一是由政權內的改革力量主導的緩進、演變和增量式的過程（「自上而下的轉變」，transformation from above），例如英屬印度、西班牙、台灣、巴西、葡萄牙等；
•其二是由統治精英階層中的改革派與上升中的民主力量通過討價還價式的協議而達至民主（「協議過渡」，negotiated or pacted transition, transplacement），例如波蘭、捷克、烏拉圭、韓國、南非、緬甸等；
•其三是通過大量人民動員，由下而上的突變、取代，甚至是革命的過程（「權力取代」，replacement, rupture, revolution），例如法國（大革命時期）、葡萄牙、羅馬尼亞、阿根廷，以至在菲律賓、塞爾維亞、烏克蘭等地的「顏色革命」。
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其名著《第三波——20世紀末期的民主化》（The Third Wave -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中，詳細描述和分析了1974至1990年期間，約30個國家在上述3種模式下由專制轉變為民主的過程。
協議過渡模式適用香港
以香港現時的政治現實情况，不可能發生「顏色革命」，也不會是由當權者完全主導下推動民主，而只會出現第二種模式，即通過「協議過渡」達至普選共識及建立民主；原因很明顯：因為歷屆立法會地區直接選舉結果顯示，泛民派與建制派的市民選票支持度，是五成多孆誚邦鴷|成多|成的比例，即任何一方都沒有壓倒性的優勢；這反映在立法會的議席上：任何普選方案都需要得到三分之二議員的同意，即除了建制派贊成外，也要得到起碼部分泛民派議員的支持。同時，多次民意調查都顯示，大多數市民支持普選。在這樣的情况下，就出現了羅伯特達爾（Robert A. Dahl）在《多元政體》（Polyarchy）一書中所提出的「相互安全」（mutual security）的情况，即當權者如果抗拒民主化和鎮壓民主力量，就要付出很大的社會政治代價，而反對派如不與當權者內的改革派妥協合作，亦會付上不能實現民主和遭受鎮壓的代價。為了避免對立矛盾激化導致全部皆輸的結果，雙方的政治領袖和各種政治力量就要坐下來，同意縮短差距、限制紛爭、尋求共識。在這種自下而上的壓力和自上而下的放寬與限制的互動過程中，各方都要相互交換一些安全承諾和保證，例如維護原有的基本社會經濟制度，保障人身安全，對當權者的領袖層不會秋後算帳，共同合作去建立民主制度、推動經濟發展、改善民生等等。
香港前途呼喚政治責任和智慧
談判、妥協、協定是「協議過渡」的核心，而雙方的領導人物亦有足夠的智慧去明白：在政治中沒有任何人可以壟斷真理和美德，即沒有人可以只顧站在道德高地，而不顧政治現實和社會利益；國家、社會和人民的整體及長遠利益凌駕於任何派系利益之上，而建立民主制度需要大家共同承擔責任與風險。亨廷頓作出結論說，「妥協、選舉和非暴力是第三波的民主化綜合症狀，它們以不同程度存在於三種模式當中」，「政治精英之間的談判和妥協是民主化過程的核心」。
當然，任何地方的民主實踐都不會一帆風順，現實政治的鬥爭亦總是複雜多變的。但回到香港，以現時的管治失效景况，以及如果政制原地踏步會導致以後更難以管治的危機，將出現全體皆輸的後果，不單是特區政府、建制派還是泛民派，更包括700萬市民、中央政府，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模式。
如何推動「協議過渡」
在還未進入正式的政制諮詢和談判階段之前，雙方各自叫價和進行宣傳戰的做法無可厚非，但要慎防叫價太高或姿態太強硬，以致其後沒有迴旋餘地而下不了台階，失去了最後可以通過妥協達成普選共識及改善管治的機會。香港市民期待看到各方領袖顯示出他們對香港前途的責任感、承擔精神和政治智慧，解開歷史造成的相互不信任和敵視的心結，以香港全體福祉為依歸，聯合起來挽救香港。誰真心為香港，誰真的想要民主，誰做到，誰不願意這樣做，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歷史的評價是公允的。
單靠建制派與泛民派一方或雙方的意願和努力不容易有效，只有在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帶領和推動之下，才能夠通過「協議過渡」模式，令各方不單在2017年特首普選問題上達成共識，也要在以後如何改善管治及改善經濟民生的議題上，增加理性溝通辯論和良性協作默契。在這方面，尤其需要長期作為反對派的泛民派在爭取特首普選期間及成功之後，放下「道德高地」的包袱，表達誠意去支持和參與特區政府的有效施政。將來建制派與泛民派之間的矛盾和鬥爭，應轉變為比政綱、比人才、比政績、比管理能力、比團結各方的能量的良性競爭，甚至雙方共同承擔管治責任，走上聯合政府或共識政府（coalition or consensual government）之路。至於實現這個目標的可行性，將留待下一篇文章討論。
（以特首普選的變局帶動有效管治．之一）
作者是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暨名譽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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