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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現時香港特區政府難以管治的景况，即使在2017年有了特首普選，也不會必然變好，而是需要針對回歸以來導致難以管治的因素，利用特首普選帶來的變局進行配套的政治改革，才能有所改善。
特區政府的政治能量
在建制派人士當中有一種聲音，是把反對派作為罪魁禍首。這種把問題都諉過於對手的簡單思維，無助於解決本港的困難，而如果當權者也有這種黑白分明的敵我心態，對社會變化趨勢和深層次矛盾不去深入了解分析，只會令管治問題惡化。
《明報》11月25日發表的「特首普選與有效管治」系列座談會紀要，談到現時的行政會議政治能量不夠，提出特首和問責官員都應該是「政治人」，即要懂得向民眾和有關的利益團體解說政府的政策，爭取他們的支持，並且要願意及主動與政黨溝通和打交道，而不是在要通過政府一些有爭議的法案時，才用「扭建制派議員的手臂」的辦法來拉票，甚至在「數」不夠票時都要硬推，並依賴「西環」來箍票。
特區政府一年多以來的施政舉步維艱。特首和建制派一些人為了盡快能開始解決房屋、扶貧、經濟等問題，而希望做到強政勵治，這種心情可以理解。但如果不去了解現代社會發展的特點，從而以新思維去研究如何適應及管治，只會事倍功半。
政府已不等同於管治
現今世界各地政府的管治，都同樣面對複雜和巨大的挑戰。由於公民社會的興起、數碼網絡的無處不在、傳統社會體系（如教會、政府、政黨）的權威下降、地區人士和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爭取權益，甚至是跨國組織的影響（例如歐盟、世界銀行）等等因素，我們都活在「多中心」（multiple centres）或「沒有中心」（centreless）的社會。中央型的政府已失去無上權威，政治權力和體系愈來愈趨向分散；政府已不等同於管治，亦再沒有能力單獨地去推動社會發展。反之，公共權力（public power）在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之間，在政府與反對黨、公民社會和利益團體之間，在各層政府之間日益模糊的界限中展示出來。當中的不同組織與勢力分享、交換和爭奪着有效的權力。這種公共決策架構的界限亦不斷流動，即隨時有新的持份者加入。在一定意義上，政府已「空洞化」（hollowing out of the state）。
傳統政府由上而下的指揮與控制因此要被「管治」所取代。在「管治」中，社會的各個部分都參與管理公共事務。管治是管理權力和政策的一種方式，是在公共領域通過集體去解決問題（collective problem solving in the public realm），而政府只不過是達到此目標的重要工具。政府不再「划船」，而是「領航」（governments no longer row, they steer）。
網絡式管治
傳統的中央集權式的官僚分層統治，在新的社會變化下將不再有效，而由政治學者所稱的「網絡式管治」（network governance）、或「聯結式的政府」（joined-up government）所代替。在這個新模式下，政府的角色不是威權者，而是「推動者」 （activator）。它統籌相關的利益，把各個持份者視為伙伴或要爭取的對象，與它們進行多方面的談判，尋找適當的位置，以達至各方或足夠多數都可妥協接受的方案，才可成功制訂及落實政策。政府只可以通過它的協調能力去恢復和加強它的有效管治，有時更需要與一些政黨交換政治條件或利益。這些本來就是任何當代政治運作的現實。
港英政府和前3屆特區政府都意識到要適應時代轉變，因此在政策諮詢及制訂時，也在不同程度上着重公眾參與（public engagement），其中的伙伴模式（partnership）在地區的基建發展方面有比較成功的例子，例如觀塘市中心重建項目。
政治工作、團結工作
今屆特首面對不少反對聲音，他因此要建立支持自己的力量去進行還擊，本是無可厚非。但令人失望的是，特首似乎沒有以上述的當代管治思維領導政府，去應對和克服困難，反而多次試圖用硬闖的辦法，去為自己樹立指揮和控制型的權威，以及借助外力去組織一些表態式的團體，去造成一種得到民眾支持的表象。安排一貫的民眾諮詢大會等做法無疑是應做的事情，但同時要做的，是去嘗試以更高明的軟硬兼施的政治技巧，以及更大的耐性和細心，與各政黨（包括建制派和泛民派）及相關的利益團體與公民社會組織接觸、周旋、談判和討價還價，以找到各方或其中多數都可讓步接受的解決方案，從而逐步和真正地建立政府的權力基礎（power base）。
以中共過往的用語，就是說特首應該要帶領問責團隊去「做政治工作」和「做團結工作」，而工作的主要對象必然要包括立法會內的各黨派。特首要在行政主導下實現有效管治，怎麼可能只顧閉門埋頭工作，只依靠勤奮努力，而不和問責官員一起走出去、請進來，分頭建立政治網絡和能量，以組成整個管治的權力基礎？一個「專業人」從政以至當權，不能單靠專業精神和能力，還需要有「管理人」和「政治人」的態度、思維、能力和技巧。
硬闖與強政
當權者不願意立下決心和放下身段去做政治工作，增強自己的政治能量，又如何能夠善於管治？所謂強政勵治中的「強政」字眼，很容易令當權者錯誤地認為，要用強硬的態度和手法，去對付反對聲音和勢力，甚至漠視和批判建制派內的不同意見。但未有事先做好細緻的鋪排，以取得立法會內足夠的票數和大多數民意的支持，而硬闖硬推的做法，雖然在一些外力的協助下偶然能夠得逞，但事實上只會不斷削弱自己的政治能量和權力基礎，更不用說可以建立較紮實的政治網絡了
如果2017年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組成聯合政府，將是在建立「聯結式的政府」和「網絡式管治」方面走出重要的一步，也是邁向有效管治的關鍵。
註: 有關管治與民主的論述，請參考R.A.W. Rhodes、Marc Plattner、Elizabeth Meehan、Donald Emmerson、Ledivina Carino、Francis Fukuyama、Arthur Benz、Yannis Papadopoulos 等的著作。
（以特首普選的變局帶動有效管治．之三）
作者是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暨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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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的政治能量
在建制派人士當中有一種聲音，是把反對派作為罪魁禍首。這種把問題都諉過於對手的簡單思維，無助於解決本港的困難，而如果當權者也有這種黑白分明的敵我心態，對社會變化趨勢和深層次矛盾不去深入了解分析，只會令管治問題惡化。
《明報》11月25日發表的「特首普選與有效管治」系列座談會紀要，談到現時的行政會議政治能量不夠，提出特首和問責官員都應該是「政治人」，即要懂得向民眾和有關的利益團體解說政府的政策，爭取他們的支持，並且要願意及主動與政黨溝通和打交道，而不是在要通過政府一些有爭議的法案時，才用「扭建制派議員的手臂」的辦法來拉票，甚至在「數」不夠票時都要硬推，並依賴「西環」來箍票。
特區政府一年多以來的施政舉步維艱。特首和建制派一些人為了盡快能開始解決房屋、扶貧、經濟等問題，而希望做到強政勵治，這種心情可以理解。但如果不去了解現代社會發展的特點，從而以新思維去研究如何適應及管治，只會事倍功半。
政府已不等同於管治
現今世界各地政府的管治，都同樣面對複雜和巨大的挑戰。由於公民社會的興起、數碼網絡的無處不在、傳統社會體系（如教會、政府、政黨）的權威下降、地區人士和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爭取權益，甚至是跨國組織的影響（例如歐盟、世界銀行）等等因素，我們都活在「多中心」（multiple centres）或「沒有中心」（centreless）的社會。中央型的政府已失去無上權威，政治權力和體系愈來愈趨向分散；政府已不等同於管治，亦再沒有能力單獨地去推動社會發展。反之，公共權力（public power）在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之間，在政府與反對黨、公民社會和利益團體之間，在各層政府之間日益模糊的界限中展示出來。當中的不同組織與勢力分享、交換和爭奪着有效的權力。這種公共決策架構的界限亦不斷流動，即隨時有新的持份者加入。在一定意義上，政府已「空洞化」（hollowing out of the state）。
傳統政府由上而下的指揮與控制因此要被「管治」所取代。在「管治」中，社會的各個部分都參與管理公共事務。管治是管理權力和政策的一種方式，是在公共領域通過集體去解決問題（collective problem solving in the public realm），而政府只不過是達到此目標的重要工具。政府不再「划船」，而是「領航」（governments no longer row, they steer）。
網絡式管治
傳統的中央集權式的官僚分層統治，在新的社會變化下將不再有效，而由政治學者所稱的「網絡式管治」（network governance）、或「聯結式的政府」（joined-up government）所代替。在這個新模式下，政府的角色不是威權者，而是「推動者」 （activator）。它統籌相關的利益，把各個持份者視為伙伴或要爭取的對象，與它們進行多方面的談判，尋找適當的位置，以達至各方或足夠多數都可妥協接受的方案，才可成功制訂及落實政策。政府只可以通過它的協調能力去恢復和加強它的有效管治，有時更需要與一些政黨交換政治條件或利益。這些本來就是任何當代政治運作的現實。
港英政府和前3屆特區政府都意識到要適應時代轉變，因此在政策諮詢及制訂時，也在不同程度上着重公眾參與（public engagement），其中的伙伴模式（partnership）在地區的基建發展方面有比較成功的例子，例如觀塘市中心重建項目。
政治工作、團結工作
今屆特首面對不少反對聲音，他因此要建立支持自己的力量去進行還擊，本是無可厚非。但令人失望的是，特首似乎沒有以上述的當代管治思維領導政府，去應對和克服困難，反而多次試圖用硬闖的辦法，去為自己樹立指揮和控制型的權威，以及借助外力去組織一些表態式的團體，去造成一種得到民眾支持的表象。安排一貫的民眾諮詢大會等做法無疑是應做的事情，但同時要做的，是去嘗試以更高明的軟硬兼施的政治技巧，以及更大的耐性和細心，與各政黨（包括建制派和泛民派）及相關的利益團體與公民社會組織接觸、周旋、談判和討價還價，以找到各方或其中多數都可讓步接受的解決方案，從而逐步和真正地建立政府的權力基礎（power base）。
以中共過往的用語，就是說特首應該要帶領問責團隊去「做政治工作」和「做團結工作」，而工作的主要對象必然要包括立法會內的各黨派。特首要在行政主導下實現有效管治，怎麼可能只顧閉門埋頭工作，只依靠勤奮努力，而不和問責官員一起走出去、請進來，分頭建立政治網絡和能量，以組成整個管治的權力基礎？一個「專業人」從政以至當權，不能單靠專業精神和能力，還需要有「管理人」和「政治人」的態度、思維、能力和技巧。
硬闖與強政
當權者不願意立下決心和放下身段去做政治工作，增強自己的政治能量，又如何能夠善於管治？所謂強政勵治中的「強政」字眼，很容易令當權者錯誤地認為，要用強硬的態度和手法，去對付反對聲音和勢力，甚至漠視和批判建制派內的不同意見。但未有事先做好細緻的鋪排，以取得立法會內足夠的票數和大多數民意的支持，而硬闖硬推的做法，雖然在一些外力的協助下偶然能夠得逞，但事實上只會不斷削弱自己的政治能量和權力基礎，更不用說可以建立較紮實的政治網絡了
如果2017年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組成聯合政府，將是在建立「聯結式的政府」和「網絡式管治」方面走出重要的一步，也是邁向有效管治的關鍵。
註: 有關管治與民主的論述，請參考R.A.W. Rhodes、Marc Plattner、Elizabeth Meehan、Donald Emmerson、Ledivina Carino、Francis Fukuyama、Arthur Benz、Yannis Papadopoulos 等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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