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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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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自從處於半退休狀態後，就很少去北京。因為我怕見京官，哪怕是親友中的京官。但是我卻常常會想念前中宣部研究室主任朱通。他是個老資格京官，卻沒有一點京官味。與其說他是我的上級領導，不如說是一位可敬的兄長。朱通不像多數京官那樣喜歡別人稱呼其官銜。因此相識近30年，從年輕時起我就一直叫他「老朱」。
大筆桿子中宣部任職
老朱和我一樣是浙江人。1948年中學時就加入中共，擔任杭州建國中學地下支部書記。1950年到北京中央團校學習，結業留校，在馬列主義教研室和哲學教研室當教員，直至「文革」。1977年起在《紅旗》雜誌任評論員和編輯。1978年參與籌備共青團「十大」，起草大會報告。大會結束後調中宣部理論局，1979年5月出任研究室主任，直到1991年離休。他一直是中央高層的大筆桿子。1980年代初參與中共十二大黨章修改，註釋《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1987年參加宋平主持的中共十三大文件的黨建小組；1989年冬至1990年9月，出任中央關於蘇聯東歐劇變情况追蹤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
主動傳授與京官打交道技巧
1985年，上海市委宣傳部組織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時，我進京匯報。第一站自然要去上級機關——中宣部研究室，就此認識了朱通。老朱中等個子，身材微胖，說話不緊不慢，一口純正普通話。舉止談吐可用溫良恭儉讓來形容。他聽完我的匯報，十分感興趣，但並未說半句讚揚的官話，而是幫我出主意如何獲得中宣部領導人的重視。此後他就一直全力支持我們的研討活動。當時我剛踏足官場，完全不懂如何與京官打交道。然而上海文化發展戰略的制定又亟需中央宣傳系統各部門的支持。於是老朱成了我的幕後「高人」，不僅常在私底下給我指點迷津，有時還親自出馬幫我找人溝通。在朱厚澤當中宣部長時，曾有人說，朱通是鄧力群的人，提醒我勿與他走得太近。但我很不以為然，在任何時候，我都不贊成以線劃人。老朱辦事穩重，但思想開放，值得我敬重。
1989年初，老朱來上海出差，隨行的有一名叫李從軍的研究室工作人員，說是剛從山東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畢業。我陪他們去上海飛機製造廠參觀，發現小李對老朱畢恭畢敬。後來聽說老朱離休後，他就接任研究室主任，後來又當了中宣部副部長和新華社社長。
不久後就爆發了「六四」。1989年底，我正在家等候發落。有一天，接到市委宣傳部通知，說老朱到了上海，想要見見我。我在部機關見老朱時，部領導十分緊張，知道老朱「通天」，派了機關黨總支部書記旁聽。老朱見此情形，只和我寒暄了幾句，然後約我到他下榻的大滬飯店見面。
「六四」後不避嫌赴滬見面
翌日我如約去見他，在座的還有深圳市委宣傳部長楊廣慧。老朱希望我為深圳籌拍的電視政論片集《世紀行》擔任撰稿人，並介紹說這部電視片集是正面宣傳四項基本原則，淡化處理剛過去的「六四」，強調繼續改革開放，強調團結。老朱說，鄧力群會出任該片總顧問，他自己出任總策劃，參與撰稿的還有秦曉鷹（現內地著名時事評論員，當時也在中宣部工作）和《農民日報》的劉青。他們當時也和我差不多，都是「帶罪之身」，但老朱並未避嫌。他對我說：「你的情况，我都了解。既然上海不用你，願不願意到中宣部研究室來工作？我也快要到年齡離休了。」他還說，這都是鄧力群的意思。我婉言謝絕了老朱的好意，說我自知不是當官的料，準備回學術界，先出國再深造一下，但我一定會回來。老朱聽了未再堅持，而是說：「那你任何時候到北京都可以來找我們。」這番話令到當時身處逆境中的我非常感動。
身體雖老邁思考仍活躍
1994年夏，我從美國到香港《明報》工作。第一次出差去北京，儘管身分敏感，但想到老朱以前的話就鼓足勇氣去見他。想不到老朱對我的熱情不減當年，馬上要我去他家做客，暢談別後之情，還說「力群同志一直在關心你，這次我來安排你去見見他」。幾天後，鄧力群從北戴河回京，老朱就陪着我去新鮮胡同的鄧家。此後，我只要進京都會去拜訪老朱，有時還會找家小飯館，要幾碟小菜，喝點小酒，天南地北地閒聊。有幾次還約上中宣部的老熟人——新聞局長鍾沛璋和研究室的陶驊。儘管老朱一年比一年衰老，但言談之中，總覺得他的思想一直像年輕人那樣敏銳活躍。我現在很少去北京了，下次再進京一定去看看老朱。
作者是資深傳媒人
大筆桿子中宣部任職
老朱和我一樣是浙江人。1948年中學時就加入中共，擔任杭州建國中學地下支部書記。1950年到北京中央團校學習，結業留校，在馬列主義教研室和哲學教研室當教員，直至「文革」。1977年起在《紅旗》雜誌任評論員和編輯。1978年參與籌備共青團「十大」，起草大會報告。大會結束後調中宣部理論局，1979年5月出任研究室主任，直到1991年離休。他一直是中央高層的大筆桿子。1980年代初參與中共十二大黨章修改，註釋《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1987年參加宋平主持的中共十三大文件的黨建小組；1989年冬至1990年9月，出任中央關於蘇聯東歐劇變情况追蹤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
主動傳授與京官打交道技巧
1985年，上海市委宣傳部組織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時，我進京匯報。第一站自然要去上級機關——中宣部研究室，就此認識了朱通。老朱中等個子，身材微胖，說話不緊不慢，一口純正普通話。舉止談吐可用溫良恭儉讓來形容。他聽完我的匯報，十分感興趣，但並未說半句讚揚的官話，而是幫我出主意如何獲得中宣部領導人的重視。此後他就一直全力支持我們的研討活動。當時我剛踏足官場，完全不懂如何與京官打交道。然而上海文化發展戰略的制定又亟需中央宣傳系統各部門的支持。於是老朱成了我的幕後「高人」，不僅常在私底下給我指點迷津，有時還親自出馬幫我找人溝通。在朱厚澤當中宣部長時，曾有人說，朱通是鄧力群的人，提醒我勿與他走得太近。但我很不以為然，在任何時候，我都不贊成以線劃人。老朱辦事穩重，但思想開放，值得我敬重。
1989年初，老朱來上海出差，隨行的有一名叫李從軍的研究室工作人員，說是剛從山東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畢業。我陪他們去上海飛機製造廠參觀，發現小李對老朱畢恭畢敬。後來聽說老朱離休後，他就接任研究室主任，後來又當了中宣部副部長和新華社社長。
不久後就爆發了「六四」。1989年底，我正在家等候發落。有一天，接到市委宣傳部通知，說老朱到了上海，想要見見我。我在部機關見老朱時，部領導十分緊張，知道老朱「通天」，派了機關黨總支部書記旁聽。老朱見此情形，只和我寒暄了幾句，然後約我到他下榻的大滬飯店見面。
「六四」後不避嫌赴滬見面
翌日我如約去見他，在座的還有深圳市委宣傳部長楊廣慧。老朱希望我為深圳籌拍的電視政論片集《世紀行》擔任撰稿人，並介紹說這部電視片集是正面宣傳四項基本原則，淡化處理剛過去的「六四」，強調繼續改革開放，強調團結。老朱說，鄧力群會出任該片總顧問，他自己出任總策劃，參與撰稿的還有秦曉鷹（現內地著名時事評論員，當時也在中宣部工作）和《農民日報》的劉青。他們當時也和我差不多，都是「帶罪之身」，但老朱並未避嫌。他對我說：「你的情况，我都了解。既然上海不用你，願不願意到中宣部研究室來工作？我也快要到年齡離休了。」他還說，這都是鄧力群的意思。我婉言謝絕了老朱的好意，說我自知不是當官的料，準備回學術界，先出國再深造一下，但我一定會回來。老朱聽了未再堅持，而是說：「那你任何時候到北京都可以來找我們。」這番話令到當時身處逆境中的我非常感動。
身體雖老邁思考仍活躍
1994年夏，我從美國到香港《明報》工作。第一次出差去北京，儘管身分敏感，但想到老朱以前的話就鼓足勇氣去見他。想不到老朱對我的熱情不減當年，馬上要我去他家做客，暢談別後之情，還說「力群同志一直在關心你，這次我來安排你去見見他」。幾天後，鄧力群從北戴河回京，老朱就陪着我去新鮮胡同的鄧家。此後，我只要進京都會去拜訪老朱，有時還會找家小飯館，要幾碟小菜，喝點小酒，天南地北地閒聊。有幾次還約上中宣部的老熟人——新聞局長鍾沛璋和研究室的陶驊。儘管老朱一年比一年衰老，但言談之中，總覺得他的思想一直像年輕人那樣敏銳活躍。我現在很少去北京了，下次再進京一定去看看老朱。
作者是資深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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