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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有時候很多事情，是對便是對，是錯便是錯。我們不能單用結果來評價某一行為是否可以被接受。然而，現代人的價值觀，往往便是西方人那種強調結果成敗的價值觀。進而是以結果來衡量行為本身，而輕視了行為本身的對錯；甚而很多時候人為地強把自己抬上道德高地而強詞奪理，為了達到自己認為崇高的目標而不擇手段，對過程中傷害了無辜的人毫不歉疚，甚而厚顏地自圓其說。
1997年6月30日香港回歸中國那天晚上，我約了一些中學同學在我家裏看直播。末代港督彭定康先生在離港前的最後演說中說了一段即時觸及我心靈深處、直至今天仍然回味的一段話。這一段話也許值得在現今年輕人擺動殖民地龍獅旗、思想價值混淆不堪的香港再讓我們細心回味。
彭定康先生是修讀歷史的，他對歷史有深刻的了解。而他說話那種隱晦但點到即止的超卓技巧也是眾所周知的。離任前演說中他的一段話便正正顯示他對英國在香港150年殖民統治的開始與終結作出了明顯的判斷，他沒有用普通人明白的字句，沒有在判斷的那一段中提及中國或英國，但在香港殖民地歷史中他對中國和英國的判斷卻在字裏行間躍然紙上。
對中英兩國的判斷躍然紙上
那天晚上彭定康先生的演說主要是剖析英國對香港的管治是為那些一無所有逃到這裏的中國人，構建了一個人人有機會向上爬的社會。他的演講辭是以解讀歷史的短短兩段開始，他說：
History is not just a matter of dates. What makes history is what comes before and what comes after the dates that we all remember. The story of this great city is about the years before this night, and the years of success that will surely follow it.
Of course, Hong Kong's story is not solely that of the century and a half of British responsibility, though it is the conclusion of that chapter that we mark tonight.
在兩段解說歷史的段落後，彭定康先生語調一轉，說出了下面的一段話：
This chapter began with events that, from today's vantage point, at the end of the following century, none of us here would wish or seek to condone. But we might note that most of those who live in Hong Kong now do so because of events in our own century which would today have few defenders.
任何人都可以看出彭定康先生這段話是意有所指的，但對歷史沒有深刻了解和體會的人，大多數一時間都不會明白彭定康先生在說什麼。或者，我們可以停下來細嚼彭定康先生這段話。
在那個特殊的晚上、那個中英政權交接的晚上，要一個讀歷史的人總結156年殖民地歷史而不明顯地觸及對英國或中國的褒貶是非常困難的。但我想彭定康先生在那個晚上通過上述那段話做到了。我嘗試翻譯彭定康先生那段演講辭成中文，並（以括弧）加上他極可能是故意省略了的字眼，一般人便看得明白了。
「用今天的觀點在接着來的一個世紀完結時去看在上一個世紀發生以揭開這段歷史的事件，沒有一個在這裏的人會希望或嘗試去寬恕（英國）；但我們也許會注意到現今活在香港的大多數人會（寬恕）——因為（我們目睹）在我們這一世紀（在中國）所發生那些今天只有很少人會為之辯解的事。」
現在香港人都很喜歡把「普世價值」掛在口邊。我們說的「普世價值」說穿了是西方社會在過去幾十年來為建立以西方價值為主流維護西方國家利益的世界新秩序而隨之產生包含了政治、經濟、道德、倫理與法律層面的價值觀與行為規範。但毫無疑問在現今世界西方價值正正也是代表現代文明，但從經歷過西方國家殖民地統治的亞洲人的角度，若我們回顧西方國家在過去200多年所走過的道路，其實過程中有着更多的是不光彩的過去。到今天，這種不光彩仍然偶爾出現。殖民地的歷史就是壓迫、掠奪與剝削的歷史，今天的香港人沒有深責殖民統治，只不過是因為在同一歷史時期的中國，情况比殖民地的香港糟糕千百倍而已。我們可以推崇西方價值代表近幾十年的現代文明，但不能因而忘掉（或寬恕）這幾十年前那漫長的200多年西方國家是以絕對不文明的手段來主宰亞洲和主宰這世界。明白了這一點，也許我們會對中國在走向現代文明的路上那緩慢的進步步伐有着更大的包容。
把「普世價值」掛在口邊
那使我想起1990年代初的一個故事。那時六四剛過了幾年，中國經濟急速發展。我認識了一位大學畢業從黑龍江跑到北京發展很成功的年輕商人，一次晚飯，與他談起六四。我說無論怎樣，血腥鎮壓和槍殺手無寸鐵的平民是絕對不能寬恕與容忍的。那位成功的年輕商人就如很多香港親中的人說的一樣對我說：「若不是六四鎮壓，制止了動亂，中國會有今天經濟的急速發展和繁榮嗎？」聽了他這樣說後，我問他：「今天的香港繁榮嗎？富裕嗎？」他肯定地回答。然後我問他說：「那是不是我們不單應寬恕英國人160年前在中國殺人掠地、還應感激他們？」我這位年輕商人朋友沒法回答我的問題。
厚顏地自圓其說
所以，有時候很多事情，是對便是對，是錯便是錯。我們不能單用結果來評價某一行為是否可以被接受。然而，現代人的價值觀，往往便是西方人那種強調結果成敗的價值觀。進而是以結果來衡量行為本身，而輕視了行為本身的對錯；甚而很多時候人為地強把自己抬上道德高地而強詞奪理，為了達到自己認為崇高的目標而不擇手段，對過程中傷害了無辜的人毫不歉疚，甚而厚顏地自圓其說。
又看看伊拉克戰爭。我的一個美國律師朋友曾經問我對小布殊總統的看法。我對她這樣說：獨裁者薩達姆侯賽因被抓、被判死刑，罪名之一是他在當伊拉克總統期間，因為要追殺一位反對他的人，而有殺錯不放過地把這位反對者連同收容這反對者的村莊的百多人殺掉。但我們又看看，小布殊總統發動伊拉克戰爭，超高科技的衛星發現了某一村莊藏着一恐怖分子，小布殊總統命令下美軍飛機向這村莊投下了幾枚2000磅的炸彈，把恐怖分子連同村裏的人都殺掉了。美國政府然後很驕傲地宣布殺掉了一個阿蓋達的頭目。
我問我的美國律師朋友，在這行為上小布殊總統與薩達姆侯賽因有什麼分別？
當美國的媒體高調地報道殺掉了一個阿蓋達的頭目，而對陪同這阿蓋達的頭目整條村喪失了生命的無辜平民冷漠不提的時候，總會有真正秉持普世價值的人會反思、會挺身而出揭破那種只求達到自己目標而完全置別人生死不顧的偽善。「普世價值」不單是確立崇高的理想，也包涵了行為的規範，更包涵了人們對自己的行為對錯不斷的反思與批判。
彭定康先生在香港回歸那天晚上反思的便是西方社會在二戰後確立的「普世價值」與現代文明，現代文明並不是在一天便建立的，彭定康先生深知西方社會在逐步建立的「普世價值」與現代文明的過程中充滿着毫不光彩的過去。
回顧今天的香港，也有這樣的一些人以為只要是為了達到自己認為是正確崇高的目標、宣揚自己認為是崇高的理想便可以不擇手段，更甚的是強自捧上去道德高地來掩飾自己行為上的不道德；而遺憾的是，香港的主流媒體很少提醒人們反思、很少揭破這些人的偽善，更多的是對這種偽善推波助瀾。
不能否定行會作決定有其機制
立法會議員梁家傑先生與特首談2014年施政報告，走出來面向電視鏡頭說的卻是電視發牌，然後批評梁振英政府「無法無天」。也許很多很多人都不同意行政會議在電視發牌上的決定，包括梁家傑先生在內很多人不接受電視發牌的結果，但我們不能否定的是行政會議作出決定有他們的機制，而決定是通過殖民地時代已確立的既定機制作出的。身為大律師的梁家傑先生對這種機制是應該知道的。我們可以不同意結果，但不能因為不接受結果而說人家「無法無天」。「無法無天」一詞對任何政府來說是一個非常嚴厲的批評，究竟梁振英政府在電視發牌一事上是如何「無法無天」，梁先生作為大律師應該逐一解說清楚，甚而訴諸法庭尋求司法覆核。否則，那「無法無天」只能是政客另一句嘩眾取寵之詞而已。
今天香港社會，便正正是充滿了這種只求結果、只為宣揚自己認為是崇高的理念、只為達到自己認為是崇高的目標便什麼也不顧的行為。也是電視發牌，在殖民地時代，我不能想像一間政府委任的顧問公司要員可以因為不同意政府的決策，而就顧問公司被委任事項公開高調批評政府，加入反政府的輿論陣地。簡單來說，這不單是身分與利益衝突，專業上究竟顧問公司可否公開評論委託人按委託進行研究事項的結果而作出的決策？也絕對是極大的疑問。
推倒梁振英政府對很多人來說也許是很崇高的目標，但不能為此而口不擇言、不擇手段。這不是他們掛在口邊的「普世價值」，他們侮辱了「普世價值」。
然而，今天的香港、在今天這時代，為求目的，為求達到反政府的目標，身分利益衝突可以不理、專業守則有否違反也不顧，這便是今天的香港。
我想，彭定康時代殖民地的香港，絕不會容許這些事發生。
我們這社會中一些人整天在喊源自西方的普世價值，那只看了普世價值的表面，而忽略了內涵——在追求崇高目標的過程中，嚴守那些我們絕不能逾越的界線，才是真正的普世價值。
應仔細咀嚼彭定康先生那段話
作為一個讀歷史的人，我想彭定康先生深知西方社會的價值觀在達至今天被普世接受過程中沾滿了不光彩的片段，因而很誠實地嘗試指出對的、錯的。對於殖民地歷史中所犯下的錯誤，西方人希望忘記、但又不能忘掉。因而1997年6月30日晚上在他那段為總結殖民地歷史而說令很多人一時摸不着頭腦的話後，彭定康先生接着說了一句給予人無限想像空間的話。他說：
All that, all that is a reminder that sometimes we should remember the past the better to forget it.
到今天，我仍看不透彭定康先生這句話的含義。也許，那些天天把源於西方的「普世價值」四字掛在口邊而不反思自己行為的朋友、那些每次示威都在舞弄殖民地龍獅旗的朋友、那些對中國建設現代文明進步步伐緩慢感到不耐煩的朋友，都應該仔細咀嚼彭定康先生那段話，反思幾百年殖民地的歷史、反思他們今天的行為。
■稿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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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6月30日香港回歸中國那天晚上，我約了一些中學同學在我家裏看直播。末代港督彭定康先生在離港前的最後演說中說了一段即時觸及我心靈深處、直至今天仍然回味的一段話。這一段話也許值得在現今年輕人擺動殖民地龍獅旗、思想價值混淆不堪的香港再讓我們細心回味。
彭定康先生是修讀歷史的，他對歷史有深刻的了解。而他說話那種隱晦但點到即止的超卓技巧也是眾所周知的。離任前演說中他的一段話便正正顯示他對英國在香港150年殖民統治的開始與終結作出了明顯的判斷，他沒有用普通人明白的字句，沒有在判斷的那一段中提及中國或英國，但在香港殖民地歷史中他對中國和英國的判斷卻在字裏行間躍然紙上。
對中英兩國的判斷躍然紙上
那天晚上彭定康先生的演說主要是剖析英國對香港的管治是為那些一無所有逃到這裏的中國人，構建了一個人人有機會向上爬的社會。他的演講辭是以解讀歷史的短短兩段開始，他說：
History is not just a matter of dates. What makes history is what comes before and what comes after the dates that we all remember. The story of this great city is about the years before this night, and the years of success that will surely follow it.
Of course, Hong Kong's story is not solely that of the century and a half of British responsibility, though it is the conclusion of that chapter that we mark tonight.
在兩段解說歷史的段落後，彭定康先生語調一轉，說出了下面的一段話：
This chapter began with events that, from today's vantage point, at the end of the following century, none of us here would wish or seek to condone. But we might note that most of those who live in Hong Kong now do so because of events in our own century which would today have few defenders.
任何人都可以看出彭定康先生這段話是意有所指的，但對歷史沒有深刻了解和體會的人，大多數一時間都不會明白彭定康先生在說什麼。或者，我們可以停下來細嚼彭定康先生這段話。
在那個特殊的晚上、那個中英政權交接的晚上，要一個讀歷史的人總結156年殖民地歷史而不明顯地觸及對英國或中國的褒貶是非常困難的。但我想彭定康先生在那個晚上通過上述那段話做到了。我嘗試翻譯彭定康先生那段演講辭成中文，並（以括弧）加上他極可能是故意省略了的字眼，一般人便看得明白了。
「用今天的觀點在接着來的一個世紀完結時去看在上一個世紀發生以揭開這段歷史的事件，沒有一個在這裏的人會希望或嘗試去寬恕（英國）；但我們也許會注意到現今活在香港的大多數人會（寬恕）——因為（我們目睹）在我們這一世紀（在中國）所發生那些今天只有很少人會為之辯解的事。」
現在香港人都很喜歡把「普世價值」掛在口邊。我們說的「普世價值」說穿了是西方社會在過去幾十年來為建立以西方價值為主流維護西方國家利益的世界新秩序而隨之產生包含了政治、經濟、道德、倫理與法律層面的價值觀與行為規範。但毫無疑問在現今世界西方價值正正也是代表現代文明，但從經歷過西方國家殖民地統治的亞洲人的角度，若我們回顧西方國家在過去200多年所走過的道路，其實過程中有着更多的是不光彩的過去。到今天，這種不光彩仍然偶爾出現。殖民地的歷史就是壓迫、掠奪與剝削的歷史，今天的香港人沒有深責殖民統治，只不過是因為在同一歷史時期的中國，情况比殖民地的香港糟糕千百倍而已。我們可以推崇西方價值代表近幾十年的現代文明，但不能因而忘掉（或寬恕）這幾十年前那漫長的200多年西方國家是以絕對不文明的手段來主宰亞洲和主宰這世界。明白了這一點，也許我們會對中國在走向現代文明的路上那緩慢的進步步伐有着更大的包容。
把「普世價值」掛在口邊
那使我想起1990年代初的一個故事。那時六四剛過了幾年，中國經濟急速發展。我認識了一位大學畢業從黑龍江跑到北京發展很成功的年輕商人，一次晚飯，與他談起六四。我說無論怎樣，血腥鎮壓和槍殺手無寸鐵的平民是絕對不能寬恕與容忍的。那位成功的年輕商人就如很多香港親中的人說的一樣對我說：「若不是六四鎮壓，制止了動亂，中國會有今天經濟的急速發展和繁榮嗎？」聽了他這樣說後，我問他：「今天的香港繁榮嗎？富裕嗎？」他肯定地回答。然後我問他說：「那是不是我們不單應寬恕英國人160年前在中國殺人掠地、還應感激他們？」我這位年輕商人朋友沒法回答我的問題。
厚顏地自圓其說
所以，有時候很多事情，是對便是對，是錯便是錯。我們不能單用結果來評價某一行為是否可以被接受。然而，現代人的價值觀，往往便是西方人那種強調結果成敗的價值觀。進而是以結果來衡量行為本身，而輕視了行為本身的對錯；甚而很多時候人為地強把自己抬上道德高地而強詞奪理，為了達到自己認為崇高的目標而不擇手段，對過程中傷害了無辜的人毫不歉疚，甚而厚顏地自圓其說。
又看看伊拉克戰爭。我的一個美國律師朋友曾經問我對小布殊總統的看法。我對她這樣說：獨裁者薩達姆侯賽因被抓、被判死刑，罪名之一是他在當伊拉克總統期間，因為要追殺一位反對他的人，而有殺錯不放過地把這位反對者連同收容這反對者的村莊的百多人殺掉。但我們又看看，小布殊總統發動伊拉克戰爭，超高科技的衛星發現了某一村莊藏着一恐怖分子，小布殊總統命令下美軍飛機向這村莊投下了幾枚2000磅的炸彈，把恐怖分子連同村裏的人都殺掉了。美國政府然後很驕傲地宣布殺掉了一個阿蓋達的頭目。
我問我的美國律師朋友，在這行為上小布殊總統與薩達姆侯賽因有什麼分別？
當美國的媒體高調地報道殺掉了一個阿蓋達的頭目，而對陪同這阿蓋達的頭目整條村喪失了生命的無辜平民冷漠不提的時候，總會有真正秉持普世價值的人會反思、會挺身而出揭破那種只求達到自己目標而完全置別人生死不顧的偽善。「普世價值」不單是確立崇高的理想，也包涵了行為的規範，更包涵了人們對自己的行為對錯不斷的反思與批判。
彭定康先生在香港回歸那天晚上反思的便是西方社會在二戰後確立的「普世價值」與現代文明，現代文明並不是在一天便建立的，彭定康先生深知西方社會在逐步建立的「普世價值」與現代文明的過程中充滿着毫不光彩的過去。
回顧今天的香港，也有這樣的一些人以為只要是為了達到自己認為是正確崇高的目標、宣揚自己認為是崇高的理想便可以不擇手段，更甚的是強自捧上去道德高地來掩飾自己行為上的不道德；而遺憾的是，香港的主流媒體很少提醒人們反思、很少揭破這些人的偽善，更多的是對這種偽善推波助瀾。
不能否定行會作決定有其機制
立法會議員梁家傑先生與特首談2014年施政報告，走出來面向電視鏡頭說的卻是電視發牌，然後批評梁振英政府「無法無天」。也許很多很多人都不同意行政會議在電視發牌上的決定，包括梁家傑先生在內很多人不接受電視發牌的結果，但我們不能否定的是行政會議作出決定有他們的機制，而決定是通過殖民地時代已確立的既定機制作出的。身為大律師的梁家傑先生對這種機制是應該知道的。我們可以不同意結果，但不能因為不接受結果而說人家「無法無天」。「無法無天」一詞對任何政府來說是一個非常嚴厲的批評，究竟梁振英政府在電視發牌一事上是如何「無法無天」，梁先生作為大律師應該逐一解說清楚，甚而訴諸法庭尋求司法覆核。否則，那「無法無天」只能是政客另一句嘩眾取寵之詞而已。
今天香港社會，便正正是充滿了這種只求結果、只為宣揚自己認為是崇高的理念、只為達到自己認為是崇高的目標便什麼也不顧的行為。也是電視發牌，在殖民地時代，我不能想像一間政府委任的顧問公司要員可以因為不同意政府的決策，而就顧問公司被委任事項公開高調批評政府，加入反政府的輿論陣地。簡單來說，這不單是身分與利益衝突，專業上究竟顧問公司可否公開評論委託人按委託進行研究事項的結果而作出的決策？也絕對是極大的疑問。
推倒梁振英政府對很多人來說也許是很崇高的目標，但不能為此而口不擇言、不擇手段。這不是他們掛在口邊的「普世價值」，他們侮辱了「普世價值」。
然而，今天的香港、在今天這時代，為求目的，為求達到反政府的目標，身分利益衝突可以不理、專業守則有否違反也不顧，這便是今天的香港。
我想，彭定康時代殖民地的香港，絕不會容許這些事發生。
我們這社會中一些人整天在喊源自西方的普世價值，那只看了普世價值的表面，而忽略了內涵——在追求崇高目標的過程中，嚴守那些我們絕不能逾越的界線，才是真正的普世價值。
應仔細咀嚼彭定康先生那段話
作為一個讀歷史的人，我想彭定康先生深知西方社會的價值觀在達至今天被普世接受過程中沾滿了不光彩的片段，因而很誠實地嘗試指出對的、錯的。對於殖民地歷史中所犯下的錯誤，西方人希望忘記、但又不能忘掉。因而1997年6月30日晚上在他那段為總結殖民地歷史而說令很多人一時摸不着頭腦的話後，彭定康先生接着說了一句給予人無限想像空間的話。他說：
All that, all that is a reminder that sometimes we should remember the past the better to forget it.
到今天，我仍看不透彭定康先生這句話的含義。也許，那些天天把源於西方的「普世價值」四字掛在口邊而不反思自己行為的朋友、那些每次示威都在舞弄殖民地龍獅旗的朋友、那些對中國建設現代文明進步步伐緩慢感到不耐煩的朋友，都應該仔細咀嚼彭定康先生那段話，反思幾百年殖民地的歷史、反思他們今天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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