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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我的新書《Too Different For Comfort》（暫譯《非一般的安逸》）的主題是重塑世界的變化。這本書有一個簡單的前提：世紀之交是轉變特別快的時期。
例如，在1790年，當年的強國法國好像開始沉睡。到了1820年，世界已經很不一樣：法國在歐洲已經不再佔主導地位，西班牙亦已過氣，而英國則正在迅速擴大其全球影響力，美國則在嘗試一種新政體。一個世紀之後，由1890年到1920年代這段時間，見證了奧匈帝國、滿清、俄國和奧圖曼等帝國的沒落，蘇聯成立，日本崛起，以及美國的領導地位開始現世。再過一百年，1990年時，中國大陸在經濟和政治上，根本還不具備分量；但現在，美國五角大樓的官員對中國的戒心卻更甚於對俄羅斯；歐洲將來更可能會畢恭畢敬地尋求中國、印度和巴西的信貸；而伊朗最終則可能會在政治上控制伊拉克。
世紀之交 變革之時
簡而言之，新世紀的開始往往就是「革命時期」，社會、政治制度及既定的價值觀，全部都會出現深遠的變化。當然，並非所有變化都是負面的，畢竟整體來說，現時絕大部分人的生活要比一個世紀前舒適得多。然而，如果誤判或誤解正在發生的變革，可能產生破壞力極大的後果。上世紀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崛起，大規模的種族滅絕，以及兩次世界大戰傷亡總數均史無前例等，都證明了這一不幸的事實。
資本由「有限」變「無限」
這些變化正是經濟學研究的地方。我們大多數人讀書時，都被告知經濟學是「沉鬱的科學」，因為世界資源總量有限，不論是勞動力、土地、資本，還是商品，要作出最有效的分配，需要極嚴厲的紀律。然而，這個世界的資本愈來愈多集中在人才身上。更重要的是，資本還可以「繁殖」，變成無限，而非有限。
經濟學對我們適應這些變化愈來愈重要，有一些變化可以是非常正面的，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的頁岩氣革命開始收成，無疑是非常正面的發展。此外，重新塑造中國的經濟，亦可能會釋放出一些非常有創造力和令人鼓舞的力量。因此，我會竭盡所能，以一個陽光明媚的前景作為書本的結尾，即使有些其他章節比較灰暗。
馬爾薩斯悲觀預測沒出現
若說到悲觀和灰暗，沒有人可以和英國人口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相比。馬爾薩斯在大約兩世紀前提出，地球的資源將不能夠滿足所有人，並預測會有一場世界末日式的大戰。有趣的是，當馬爾薩斯發表他的「宿命論」後，人類的進步卻好像進入了高速公路。
從公元前2000年（那時開始有可靠的紀錄）到18世紀後期，人類的生活水平提高不大。絕大多數男性和女性的壽命都很短，很多兒童夭折，一般人更加談不上積累任何有意義的資本。大多數人都只能「活着」，並沒有「生活」。正如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在他的著作所說，在18世紀後期出現工業革命之前，英國家庭要將生活水平提高一倍，平均要花350年。
不過，正當馬爾薩斯感嘆文明正面臨崩潰、經濟發展是「零和遊戲」時，卻出現了第一次工業革命（蒸汽機）。一個世紀之後又有第二次工業革命（電力），再一個世紀之後又有第三次工業革命（資訊科技）。這三場革命徹底改變了人類的生活。
中國興起 商品價格未必漲
簡單來說，馬爾薩斯筆下所描述的世界，並不存在，但他的想法仍有影響力。直至今天，我們還經常遇上馬爾薩斯的信徒，他們通常屬於兩種流派：一種是馬爾薩斯主義的忠實支持者，他們堅信「中國太多人，沒有足夠的油、銅、小麥等商品」。對於這樣的投資者來說，根據理論，考慮到全球人口和收入增長，商品一定會出現短缺。因此，商品價格一定會上漲，因為世界面臨人太多、資源不夠的問題。再加上各國央行傾向拼命「印銀紙」（濫發貨幣），商品漲價似乎是顯而易見的。隨着商品泡沫在2011年達到最高峰之後爆破，這種馬爾薩斯支持者近年較少發聲。
此時，第二類馬爾薩斯支持者冒起。他們傾向認為，過去大約200年經濟快速發展，基礎在於三場工業革命，但這三場革命都是歷史的反常現象。他們認為，以往人類的經驗是，即時在一段很長的時間，也只會有很少經濟增長，或者根本沒有增長。而且，一個人的財富要增加，必然意味着另一個人的財富減少。
熊彼特後經濟學聚焦研變化
在1950和1960年代，美國人的平均生活水平大致比他們的父母提高了一倍。因此，在一代人之間，幾乎所有美國人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一倍。但在今天，大多數美國人反而擔心，其子女將來無法維持他們已經習慣了的生活水平，更不要說將生活水平再提高一倍。因此，很明顯出現了一些問題，令增長停滯。
除了商品供不應求、被人操控的說法，美國工資增長較慢，當然還有另一種解釋。那就是，自從柏林圍牆倒塌之後，世界其實經歷了增長很快，只不過，就目前來看，增長主要發生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成員國以外。全世界有數億人（包括居住在中國、印度、非洲的人等），生活水平急速提高。這種情形沒有出現在美國和歐洲，是因為現時生產力提升得最快的地方並不是歐美。但這是否有可能改變？
政治經濟學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提出了，經濟增長可以由無到有的觀點，只要有人發明了一種新產品、新工藝、新服務等。在熊彼特之後，經濟學變成描述變化。在我的新書中，我建議重新檢討，是否確實進入了資源稀缺的年代，並提出了多年來我們研究的大量結構性變化。當中包括：在工業生產過程和服務業中，愈來愈多採用機器人；貨幣政策的急劇擴張；中國經濟增長若長期放緩，對環球經濟的影響；以及廉價而充足的頁岩能源將成美國的新競爭優勢。
這本書的印刷版將會在www.gavekalbooks.com和www.amazon.com發售，售價為20美元，包括運費。所有銷售收入將撥歸GaveKal基金，該基金現階段主要支持3個慈善機構：Room to Read（www.roomtoread.org）、Nepal Youth Foundation（www.nepalyouthfoundation.org）和PathFinders（www.pathfinders.org.hk）。
GaveKal亞洲區研究部主管
[Louis-Vincent Gave 國際視野]
例如，在1790年，當年的強國法國好像開始沉睡。到了1820年，世界已經很不一樣：法國在歐洲已經不再佔主導地位，西班牙亦已過氣，而英國則正在迅速擴大其全球影響力，美國則在嘗試一種新政體。一個世紀之後，由1890年到1920年代這段時間，見證了奧匈帝國、滿清、俄國和奧圖曼等帝國的沒落，蘇聯成立，日本崛起，以及美國的領導地位開始現世。再過一百年，1990年時，中國大陸在經濟和政治上，根本還不具備分量；但現在，美國五角大樓的官員對中國的戒心卻更甚於對俄羅斯；歐洲將來更可能會畢恭畢敬地尋求中國、印度和巴西的信貸；而伊朗最終則可能會在政治上控制伊拉克。
世紀之交 變革之時
簡而言之，新世紀的開始往往就是「革命時期」，社會、政治制度及既定的價值觀，全部都會出現深遠的變化。當然，並非所有變化都是負面的，畢竟整體來說，現時絕大部分人的生活要比一個世紀前舒適得多。然而，如果誤判或誤解正在發生的變革，可能產生破壞力極大的後果。上世紀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崛起，大規模的種族滅絕，以及兩次世界大戰傷亡總數均史無前例等，都證明了這一不幸的事實。
資本由「有限」變「無限」
這些變化正是經濟學研究的地方。我們大多數人讀書時，都被告知經濟學是「沉鬱的科學」，因為世界資源總量有限，不論是勞動力、土地、資本，還是商品，要作出最有效的分配，需要極嚴厲的紀律。然而，這個世界的資本愈來愈多集中在人才身上。更重要的是，資本還可以「繁殖」，變成無限，而非有限。
經濟學對我們適應這些變化愈來愈重要，有一些變化可以是非常正面的，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的頁岩氣革命開始收成，無疑是非常正面的發展。此外，重新塑造中國的經濟，亦可能會釋放出一些非常有創造力和令人鼓舞的力量。因此，我會竭盡所能，以一個陽光明媚的前景作為書本的結尾，即使有些其他章節比較灰暗。
馬爾薩斯悲觀預測沒出現
若說到悲觀和灰暗，沒有人可以和英國人口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相比。馬爾薩斯在大約兩世紀前提出，地球的資源將不能夠滿足所有人，並預測會有一場世界末日式的大戰。有趣的是，當馬爾薩斯發表他的「宿命論」後，人類的進步卻好像進入了高速公路。
從公元前2000年（那時開始有可靠的紀錄）到18世紀後期，人類的生活水平提高不大。絕大多數男性和女性的壽命都很短，很多兒童夭折，一般人更加談不上積累任何有意義的資本。大多數人都只能「活着」，並沒有「生活」。正如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在他的著作所說，在18世紀後期出現工業革命之前，英國家庭要將生活水平提高一倍，平均要花350年。
不過，正當馬爾薩斯感嘆文明正面臨崩潰、經濟發展是「零和遊戲」時，卻出現了第一次工業革命（蒸汽機）。一個世紀之後又有第二次工業革命（電力），再一個世紀之後又有第三次工業革命（資訊科技）。這三場革命徹底改變了人類的生活。
中國興起 商品價格未必漲
簡單來說，馬爾薩斯筆下所描述的世界，並不存在，但他的想法仍有影響力。直至今天，我們還經常遇上馬爾薩斯的信徒，他們通常屬於兩種流派：一種是馬爾薩斯主義的忠實支持者，他們堅信「中國太多人，沒有足夠的油、銅、小麥等商品」。對於這樣的投資者來說，根據理論，考慮到全球人口和收入增長，商品一定會出現短缺。因此，商品價格一定會上漲，因為世界面臨人太多、資源不夠的問題。再加上各國央行傾向拼命「印銀紙」（濫發貨幣），商品漲價似乎是顯而易見的。隨着商品泡沫在2011年達到最高峰之後爆破，這種馬爾薩斯支持者近年較少發聲。
此時，第二類馬爾薩斯支持者冒起。他們傾向認為，過去大約200年經濟快速發展，基礎在於三場工業革命，但這三場革命都是歷史的反常現象。他們認為，以往人類的經驗是，即時在一段很長的時間，也只會有很少經濟增長，或者根本沒有增長。而且，一個人的財富要增加，必然意味着另一個人的財富減少。
熊彼特後經濟學聚焦研變化
在1950和1960年代，美國人的平均生活水平大致比他們的父母提高了一倍。因此，在一代人之間，幾乎所有美國人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一倍。但在今天，大多數美國人反而擔心，其子女將來無法維持他們已經習慣了的生活水平，更不要說將生活水平再提高一倍。因此，很明顯出現了一些問題，令增長停滯。
除了商品供不應求、被人操控的說法，美國工資增長較慢，當然還有另一種解釋。那就是，自從柏林圍牆倒塌之後，世界其實經歷了增長很快，只不過，就目前來看，增長主要發生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成員國以外。全世界有數億人（包括居住在中國、印度、非洲的人等），生活水平急速提高。這種情形沒有出現在美國和歐洲，是因為現時生產力提升得最快的地方並不是歐美。但這是否有可能改變？
政治經濟學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提出了，經濟增長可以由無到有的觀點，只要有人發明了一種新產品、新工藝、新服務等。在熊彼特之後，經濟學變成描述變化。在我的新書中，我建議重新檢討，是否確實進入了資源稀缺的年代，並提出了多年來我們研究的大量結構性變化。當中包括：在工業生產過程和服務業中，愈來愈多採用機器人；貨幣政策的急劇擴張；中國經濟增長若長期放緩，對環球經濟的影響；以及廉價而充足的頁岩能源將成美國的新競爭優勢。
這本書的印刷版將會在www.gavekalbooks.com和www.amazon.com發售，售價為20美元，包括運費。所有銷售收入將撥歸GaveKal基金，該基金現階段主要支持3個慈善機構：Room to Read（www.roomtoread.org）、Nepal Youth Foundation（www.nepalyouthfoundation.org）和PathFinders（www.pathfinders.org.hk）。
GaveKal亞洲區研究部主管
[Louis-Vincent Gave 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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