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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蕭功秦，如今已是著名政治學家、歷史學家，國內新權威主義的代表人物。看他的簡歷有一長串頭銜，稱曾經應邀在德國、瑞士、法國、日本、美國、新加坡、台灣與香港等地大學與研究所從事訪問研究，還特別寫明已有各類著述約300萬字，10餘篇文章被譯成英文，在國外權威刊物上發表。不過，我認識蕭功秦的時候，他還只是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的一個青年教師。
關懷社會的元史學者
1986年，我在上海市委宣傳部研究室任職時，提議部長潘維明舉辦一個「思想沙龍」，作為「院外智庫」。其實，這是一個不定期舉行的內部討論會，每次圍繞一個主題，或是社會的思想動向，或是即將出台的某項改革措施，邀請有代表性的中青年學者自由發表意見。由於我自己是剛畢業的歷史系研究生，對史學界比較熟悉，所以邀請的青年史學工作者相對比較多。記得有當時剛在《人民日報》發表整版論文討論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性的劉昶、研究世界史的陳兼（現為美國康奈爾大學講座講授）和自學成才、在《歷史研究》發表論文的葉曉青等人。他們當時都不到30歲，但已在史學界嶄露頭角。有一次，劉昶向我推薦他在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的同事蕭功秦，說他很有見地。我就答應約蕭見一面。
蕭功秦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個白面書生，個子不高，戴一副黑框眼鏡，喜歡皺眉頭，說話時語速很快，容易情緒激昂。他告訴我是元史專家韓儒林的弟子。我起初有點不以為然，以為他是那種鑽故紙堆的學究，恐怕很難有什麽新思維。他送我一本剛出版的新作《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中國士大夫與西方挑戰》。這本書是列入「走向未來」叢書的，而這套叢書在當年是代表新思潮、新觀念的讀物。因此，我就饒有興趣地讀了起來。結果令我對蕭功秦的印象完全改變了。原來他是一個非常入世、有深切社會關懷的青年學者。
支持開明專制反激進
此後，我們的交往就多了起來。因為我們住得不遠，他有幾次在晚飯後爬上我住的3層閣樓，無拘無束地深入交談。從蕭功秦口中知道，他沒有上過大學，1965年在上海虹口中學高中畢業後，因為家庭出身問題未被大學錄取，進入一家機械廠當學徒，在工廠堅持了12年的艱苦自學。「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他考取了南京大學歷史系元史專業碩士研究生，1982年到上海師範大學任教。
儘管蕭功秦學的是元史，他的興趣則在政治理論。 1986年夏，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的青年學者王滬寧寫了一篇〈現代化進程中政治領導方式分析〉的文章，刊登在我負責的《思想研究內參》第56期上。文章把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經濟起飛的經驗，歸結為保證政治領導的高度集中，高度有效地分配社會資源，對效能的側重超過對民主的側重。他把這種政治體制稱為「集中現代化模式」。這期簡報除直送中央書記處外，也分發給了參加「思想沙龍」的上海青年學者。後來蕭功秦就將文章的核心觀點鋪陳成長文，標以「新權威主義」。當然，他並非照搬王滬寧的觀點，而是從清末士大夫激進和保守衝突的思想史中找論據，發揮了清末思想家嚴復的觀點。他認為，從專制體制走向憲政的過渡階段需要開明專制，現代化需要權威者主導。激進的民主會導致社會的大震盪，因此要通過具有開明的大家長式的威權體制，實現政治穩定，引導經濟發展。
後來蕭功秦幾乎將所有精力都投入了政治理論研究，發表了《中國轉型的困境與出路》、《後全能主義：中國當前的政治體制》和《中國意識形態創新的具體機制》等一系列論文。
「新權威主義」未獲認同
記得1989年初，在復旦大學舉行過一次關於新權威主義的討論會。蕭功秦系統地闡述了他的理論。我對他提出質問：你有什麼辦法能保證這個新權威是開明的，一定能夠帶着國家走上現代化道路呢？如果那個大家長仍然是個倒行逆施的昏君，社會的動盪不是更大？很多學者也嘲笑他的迂腐，他只好說：「如果大家都這樣想，我也沒有辦法了。」蕭功秦不僅在知識界遭到反對，在官方意識形態也未佔一席之地。因為執政者只可能公開接受一個主義——馬克思主義，不可能亮出「新權威主義」的旗幟。蕭功秦只能永遠做他的書齋政治家。
儘管我不贊同蕭功秦的觀點，但相信他的真誠。1989年6月，在社聯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有人提出起草一份知識分子的聲援信。一貫反對激進主義的蕭功秦拒絕簽名。事後追查時，他又頂住高壓，拒絕揭發別人，說每個人有權利表達自己的意見，只要對自己負責就行。我因此更增添了對蕭功秦的一份敬重。離開上海以後，和他的來往就很少了，多年前只是在嚴博非的「季風書園」偶遇蕭功秦，但一直在關注他的研究成果。
作者為資深傳媒人
關懷社會的元史學者
1986年，我在上海市委宣傳部研究室任職時，提議部長潘維明舉辦一個「思想沙龍」，作為「院外智庫」。其實，這是一個不定期舉行的內部討論會，每次圍繞一個主題，或是社會的思想動向，或是即將出台的某項改革措施，邀請有代表性的中青年學者自由發表意見。由於我自己是剛畢業的歷史系研究生，對史學界比較熟悉，所以邀請的青年史學工作者相對比較多。記得有當時剛在《人民日報》發表整版論文討論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性的劉昶、研究世界史的陳兼（現為美國康奈爾大學講座講授）和自學成才、在《歷史研究》發表論文的葉曉青等人。他們當時都不到30歲，但已在史學界嶄露頭角。有一次，劉昶向我推薦他在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的同事蕭功秦，說他很有見地。我就答應約蕭見一面。
蕭功秦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個白面書生，個子不高，戴一副黑框眼鏡，喜歡皺眉頭，說話時語速很快，容易情緒激昂。他告訴我是元史專家韓儒林的弟子。我起初有點不以為然，以為他是那種鑽故紙堆的學究，恐怕很難有什麽新思維。他送我一本剛出版的新作《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中國士大夫與西方挑戰》。這本書是列入「走向未來」叢書的，而這套叢書在當年是代表新思潮、新觀念的讀物。因此，我就饒有興趣地讀了起來。結果令我對蕭功秦的印象完全改變了。原來他是一個非常入世、有深切社會關懷的青年學者。
支持開明專制反激進
此後，我們的交往就多了起來。因為我們住得不遠，他有幾次在晚飯後爬上我住的3層閣樓，無拘無束地深入交談。從蕭功秦口中知道，他沒有上過大學，1965年在上海虹口中學高中畢業後，因為家庭出身問題未被大學錄取，進入一家機械廠當學徒，在工廠堅持了12年的艱苦自學。「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他考取了南京大學歷史系元史專業碩士研究生，1982年到上海師範大學任教。
儘管蕭功秦學的是元史，他的興趣則在政治理論。 1986年夏，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的青年學者王滬寧寫了一篇〈現代化進程中政治領導方式分析〉的文章，刊登在我負責的《思想研究內參》第56期上。文章把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經濟起飛的經驗，歸結為保證政治領導的高度集中，高度有效地分配社會資源，對效能的側重超過對民主的側重。他把這種政治體制稱為「集中現代化模式」。這期簡報除直送中央書記處外，也分發給了參加「思想沙龍」的上海青年學者。後來蕭功秦就將文章的核心觀點鋪陳成長文，標以「新權威主義」。當然，他並非照搬王滬寧的觀點，而是從清末士大夫激進和保守衝突的思想史中找論據，發揮了清末思想家嚴復的觀點。他認為，從專制體制走向憲政的過渡階段需要開明專制，現代化需要權威者主導。激進的民主會導致社會的大震盪，因此要通過具有開明的大家長式的威權體制，實現政治穩定，引導經濟發展。
後來蕭功秦幾乎將所有精力都投入了政治理論研究，發表了《中國轉型的困境與出路》、《後全能主義：中國當前的政治體制》和《中國意識形態創新的具體機制》等一系列論文。
「新權威主義」未獲認同
記得1989年初，在復旦大學舉行過一次關於新權威主義的討論會。蕭功秦系統地闡述了他的理論。我對他提出質問：你有什麼辦法能保證這個新權威是開明的，一定能夠帶着國家走上現代化道路呢？如果那個大家長仍然是個倒行逆施的昏君，社會的動盪不是更大？很多學者也嘲笑他的迂腐，他只好說：「如果大家都這樣想，我也沒有辦法了。」蕭功秦不僅在知識界遭到反對，在官方意識形態也未佔一席之地。因為執政者只可能公開接受一個主義——馬克思主義，不可能亮出「新權威主義」的旗幟。蕭功秦只能永遠做他的書齋政治家。
儘管我不贊同蕭功秦的觀點，但相信他的真誠。1989年6月，在社聯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有人提出起草一份知識分子的聲援信。一貫反對激進主義的蕭功秦拒絕簽名。事後追查時，他又頂住高壓，拒絕揭發別人，說每個人有權利表達自己的意見，只要對自己負責就行。我因此更增添了對蕭功秦的一份敬重。離開上海以後，和他的來往就很少了，多年前只是在嚴博非的「季風書園」偶遇蕭功秦，但一直在關注他的研究成果。
作者為資深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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