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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日前國內專家高姿態地宣布全國港澳研究會正式成立，顯示北京對香港問題的高度關注。這個平台的出現，意味日後將有更多內地專家學者就特區問題點評議論，是好事還是壞事，我們只有拭目以待。但每次有中央官員和內地專家對香港問題發表意見，大家總覺得這些看法與港情不符，大部分港人都感到納悶，心中都有疑問，為何內地對特區的認知如此不足，彷彿完全不了解港人的心態。個別本地學者也曾提出，九七後的管治失效，很大程度是因為北京對香港情况掌握不足，因而無法制訂出有效的管治方針，以致民怨叢生；反之，九七前倫敦對港了解較為全面，總能為香港對症下藥解決問題，所以得以維持善治。這種觀點既美化了倫敦的角色，也低估了北京對香港的掌握。中港之間的鴻溝，不在於北京不了解香港，而是內地愈來愈覺得自己不受港人尊重，以致怒火中燒，因而往往以情害理，對香港形勢與輿情作出錯誤判斷。
倫敦對港介入
大致處於被動姿態
九七前，倫敦對香港的介入，其實大致上處於一種被動的姿態。除了出現重大危機（例如六七暴動）或牽涉英國的根本利益外 （例如中英關係、英國戰略考慮），倫敦大致上會尊重港督的主張和觀點，不會過分參與港府的內部決定。說到倫敦為香港內部事務出謀獻策甚至是決定政策方針，以戰後的發展來說，除了中英前途談判以外，唯一的例子大概就是麥理浩時期連串的社會改革。1976年倫敦破天荒地制定了一份「香港計劃」（Hong Kong Planning Paper），為港府詳細訂下了醫療、教育、房屋，以至社會保障等各個方面的改革方針、具體指標、時間表以至進展匯報制度，全面改變殖民地政府在本地社會發展上的角色。但這個情况是在一連串特殊因素出現下的罕有例子：工黨上台、費邊社（Fabian Society）為首的左翼思潮在英國抬頭，英商以改善香港工人福利為名、抬高港商生意成本為實的保護主義，以至1997的因素互相影響，孕育出倫敦對港方針的基本改變。但這是一種極為罕有的例外情况，事實上，大部分時候倫敦對香港的關注，完全依賴在外交及英聯邦事務部（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內的香港組（Hong Kong Department）負責。但這個小組實質只由三數名中級公務員負責，碰上較為重要的事務要作請示時，才會透過官位也不甚顯赫的助理次官（Assistant Under-secretary）向常任次官（Permanent Under-secretary）轉達。要驚動外相、首相以至內閣的情况，實在非常罕有。事實上，在前途談判開始之前，香港事務也長期與其他鄰近的英國屬土放在一起一併處理，在英國外交系統內部分工上也沒有專門獨立處理香港問題的單位。
回顧大英帝國的歷史，英國全心全意關注的殖民地，恐怕就只有印度。其他殖民地對她而言，都是以一種被動的、放任的態度來處理。這當中有現實的考慮，上世紀資訊科技的局限，令身處十萬八千里外的倫敦實在難以掌握殖民地的情况，只好信任自己委任的總督就地處理問題，自己做好最後把關就是。這當中也牽涉財政考慮，英國的總方向是以「低成本」去維持帝國的運作，就是說殖民地最好能自給自足，不要向宗主國拿取分毫，倫敦即使要體現主權例如要駐軍，殖民地也要分擔費用。反過來說，假如迫不得已要向殖民地提供財政資助，倫敦就會對當地施政有所過問，例如要審批財政預算等。但港英向來理財有方審慎預算，即使是在戰後也很快能恢復收支平衡。所以在戰後至回歸前的50多年中，港府絕大部分時期均能維持盈餘決算，儲備也不斷增加，也大大減低倫敦的介入誘因。所以說倫敦長期銳意為香港作全盤考慮，事事出謀獻策，未免有點一廂情願以偏概全。
說倫敦長期為港全盤考慮
以偏概全
相比之下，北京對香港的關注態度卻相當積極。即使回歸之前，北京早已設有專門處理香港事務的部級國務院直屬機構——港澳辦。回歸以後在香港也有多個班子去掌握香港情况：中聯辦、外交部駐港特派專員公署、駐港部隊等，輔以人大、政協系統，以及經營多年的商業、財經、文教、專業界別網絡，再加上絡繹不絕的主動投懷送抱的友好人士，所以從能接觸到資料數據、資訊分析的數量上，都是九七前的倫敦難以比擬的。而北京對香港的關注，背後還有那種要證明「英國能，中國也能」的心態大力要驅使。就是說，對於九七後的香港，北京會不惜一切維持她的經濟繁榮，不能讓世人認為中國管治無方，英國人走了之後無力讓這顆東方明珠繼續發光發亮。問題是，既然無論從誘因、資訊掌握和介入手段上，北京都勝倫敦一籌，那為什麼她的對港方針和政策，就是總與我們的想法格格不入呢？
資訊上的充分掌握，和對香港有善治的決心並不意味一定能作出合乎港情的政策，當中還牽涉判斷的問題。內地的行事理念與港人核心價值的差距，顯而易見，毋庸多言，但近年北京與港人民心所向愈走愈遠，還因為一種對港人的怨懟心情所致。近年，北京明顯對港人不懂「感恩圖報」感到不爽。對於北京而言，她首先就認為自己對香港的關顧一來出於善意，二來也不比九七前英國對港英干預為多，例如在當年憲制框架下，英女王何嘗不是可以直接為香港立法、任命官員、否決法律？對北京來說，港人今天所說的所謂中央干預，極其量只是照搬當年英國人原有的一套，兼且《基本法》早已把這些安排寫得清清楚楚，只是港人一廂情願地以為這些權力只是象徵性的虛權。今天喬曉陽、張曉明以至劉兆佳出來講清講楚澄清誤解，你們卻反指中央收緊對港政策損害自治，道理何在？什麼CEPA、自由行、人民幣離岸業務，不也是中央給你們的天大好處吧，怎麼不單不謝恩，還要事事與我抬槓？這種怨憤，也使中央更要港人表示感恩，表現忠誠。近年領導人斥責民心未回歸、愛國教育不足等言論此起彼落，就是這種心態的反映。中央愈感到自己的權威不受尊重，就更要高調宣示天威，以至對特區官員的公開評價、指示、以至訓斥也愈來愈多。
北京能放下「心魔」
對雙方都有好處
北京這種對看得見的忠誠、看得見的敬畏的追求，對港人來說是完全陌生。因為在百多年的殖民地歷史中，本地社會與宗主國的關係從來就是若有若無、低調含糊，北京今天要求我們在愛國問題上有所表示，大家也顯得無所適所。但特區政府身處其中，上頭落單也只能硬着頭皮照辦。香港仔曾蔭權明白照單全收出事機會甚高，多以拖字訣回應，但梁振英急於立功以示忠貞，卻不惜犯險。國教一敗塗地的慘痛教訓，大概就在這種情况下產生。但權威的確立，在於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互相認同和彼此尊重。沒有這些內涵，憲制賦予的種種威權都不能自動換來在權力關係底層的受眾心悅誠服的支持和接受，管治成本也會愈來愈高。但當權者愈是氣急敗壞去厲聲斥責要求歸附，卻只會把雙方距離愈拉愈遠。
香港問題有更多國內的專家學者進言獻策、有更深入探討研究不一定是壞事，但中港矛盾根源不在於北京不了解香港現况，而在於中央對港人「以怨報德」的不快。北京能放下這個「心魔」，多一點從港人的歷史經驗去看待兩者的關係，對雙方都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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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助理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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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對港介入
大致處於被動姿態
九七前，倫敦對香港的介入，其實大致上處於一種被動的姿態。除了出現重大危機（例如六七暴動）或牽涉英國的根本利益外 （例如中英關係、英國戰略考慮），倫敦大致上會尊重港督的主張和觀點，不會過分參與港府的內部決定。說到倫敦為香港內部事務出謀獻策甚至是決定政策方針，以戰後的發展來說，除了中英前途談判以外，唯一的例子大概就是麥理浩時期連串的社會改革。1976年倫敦破天荒地制定了一份「香港計劃」（Hong Kong Planning Paper），為港府詳細訂下了醫療、教育、房屋，以至社會保障等各個方面的改革方針、具體指標、時間表以至進展匯報制度，全面改變殖民地政府在本地社會發展上的角色。但這個情况是在一連串特殊因素出現下的罕有例子：工黨上台、費邊社（Fabian Society）為首的左翼思潮在英國抬頭，英商以改善香港工人福利為名、抬高港商生意成本為實的保護主義，以至1997的因素互相影響，孕育出倫敦對港方針的基本改變。但這是一種極為罕有的例外情况，事實上，大部分時候倫敦對香港的關注，完全依賴在外交及英聯邦事務部（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內的香港組（Hong Kong Department）負責。但這個小組實質只由三數名中級公務員負責，碰上較為重要的事務要作請示時，才會透過官位也不甚顯赫的助理次官（Assistant Under-secretary）向常任次官（Permanent Under-secretary）轉達。要驚動外相、首相以至內閣的情况，實在非常罕有。事實上，在前途談判開始之前，香港事務也長期與其他鄰近的英國屬土放在一起一併處理，在英國外交系統內部分工上也沒有專門獨立處理香港問題的單位。
回顧大英帝國的歷史，英國全心全意關注的殖民地，恐怕就只有印度。其他殖民地對她而言，都是以一種被動的、放任的態度來處理。這當中有現實的考慮，上世紀資訊科技的局限，令身處十萬八千里外的倫敦實在難以掌握殖民地的情况，只好信任自己委任的總督就地處理問題，自己做好最後把關就是。這當中也牽涉財政考慮，英國的總方向是以「低成本」去維持帝國的運作，就是說殖民地最好能自給自足，不要向宗主國拿取分毫，倫敦即使要體現主權例如要駐軍，殖民地也要分擔費用。反過來說，假如迫不得已要向殖民地提供財政資助，倫敦就會對當地施政有所過問，例如要審批財政預算等。但港英向來理財有方審慎預算，即使是在戰後也很快能恢復收支平衡。所以在戰後至回歸前的50多年中，港府絕大部分時期均能維持盈餘決算，儲備也不斷增加，也大大減低倫敦的介入誘因。所以說倫敦長期銳意為香港作全盤考慮，事事出謀獻策，未免有點一廂情願以偏概全。
說倫敦長期為港全盤考慮
以偏概全
相比之下，北京對香港的關注態度卻相當積極。即使回歸之前，北京早已設有專門處理香港事務的部級國務院直屬機構——港澳辦。回歸以後在香港也有多個班子去掌握香港情况：中聯辦、外交部駐港特派專員公署、駐港部隊等，輔以人大、政協系統，以及經營多年的商業、財經、文教、專業界別網絡，再加上絡繹不絕的主動投懷送抱的友好人士，所以從能接觸到資料數據、資訊分析的數量上，都是九七前的倫敦難以比擬的。而北京對香港的關注，背後還有那種要證明「英國能，中國也能」的心態大力要驅使。就是說，對於九七後的香港，北京會不惜一切維持她的經濟繁榮，不能讓世人認為中國管治無方，英國人走了之後無力讓這顆東方明珠繼續發光發亮。問題是，既然無論從誘因、資訊掌握和介入手段上，北京都勝倫敦一籌，那為什麼她的對港方針和政策，就是總與我們的想法格格不入呢？
資訊上的充分掌握，和對香港有善治的決心並不意味一定能作出合乎港情的政策，當中還牽涉判斷的問題。內地的行事理念與港人核心價值的差距，顯而易見，毋庸多言，但近年北京與港人民心所向愈走愈遠，還因為一種對港人的怨懟心情所致。近年，北京明顯對港人不懂「感恩圖報」感到不爽。對於北京而言，她首先就認為自己對香港的關顧一來出於善意，二來也不比九七前英國對港英干預為多，例如在當年憲制框架下，英女王何嘗不是可以直接為香港立法、任命官員、否決法律？對北京來說，港人今天所說的所謂中央干預，極其量只是照搬當年英國人原有的一套，兼且《基本法》早已把這些安排寫得清清楚楚，只是港人一廂情願地以為這些權力只是象徵性的虛權。今天喬曉陽、張曉明以至劉兆佳出來講清講楚澄清誤解，你們卻反指中央收緊對港政策損害自治，道理何在？什麼CEPA、自由行、人民幣離岸業務，不也是中央給你們的天大好處吧，怎麼不單不謝恩，還要事事與我抬槓？這種怨憤，也使中央更要港人表示感恩，表現忠誠。近年領導人斥責民心未回歸、愛國教育不足等言論此起彼落，就是這種心態的反映。中央愈感到自己的權威不受尊重，就更要高調宣示天威，以至對特區官員的公開評價、指示、以至訓斥也愈來愈多。
北京能放下「心魔」
對雙方都有好處
北京這種對看得見的忠誠、看得見的敬畏的追求，對港人來說是完全陌生。因為在百多年的殖民地歷史中，本地社會與宗主國的關係從來就是若有若無、低調含糊，北京今天要求我們在愛國問題上有所表示，大家也顯得無所適所。但特區政府身處其中，上頭落單也只能硬着頭皮照辦。香港仔曾蔭權明白照單全收出事機會甚高，多以拖字訣回應，但梁振英急於立功以示忠貞，卻不惜犯險。國教一敗塗地的慘痛教訓，大概就在這種情况下產生。但權威的確立，在於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互相認同和彼此尊重。沒有這些內涵，憲制賦予的種種威權都不能自動換來在權力關係底層的受眾心悅誠服的支持和接受，管治成本也會愈來愈高。但當權者愈是氣急敗壞去厲聲斥責要求歸附，卻只會把雙方距離愈拉愈遠。
香港問題有更多國內的專家學者進言獻策、有更深入探討研究不一定是壞事，但中港矛盾根源不在於北京不了解香港現况，而在於中央對港人「以怨報德」的不快。北京能放下這個「心魔」，多一點從港人的歷史經驗去看待兩者的關係，對雙方都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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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助理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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