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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在2012年中，梁振英在大宅僭建風波裏，多番施展「語言偽術」，令他從此失信於民。正所謂前車可鑑，往後的人們理應不再重蹈覆轍。但中共政權與特區政府並沒有汲取任何教訓，繼續利用「語言偽術」，將僭建延伸至《基本法》，藉此設計一個「有篩選」的假普選，企圖瞞騙香港公民，阻攔香港落實真普選。
被中共意志僭建的《基本法》
早在政改諮詢前，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揚言，「愛國愛港」及「不對抗中央」的人才有資格擔任特首。但其後人大法委會主任喬曉陽表示，俞提倡的出任特首條件，根本難以用法律界定，反映當初中共還有點自知之明。但時至今日，已不可同日而語，李飛來港篡改提委會組成辦法及提名程序，大肆僭建「機構提名」、「集體意志」、「限制特首候選人數目」、「應當由四大界別組成」等規定於《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決定之上。而政務司長林鄭月娥也以詭辯聲稱「愛國愛港」在《基本法》中是不言而喻。其後的政改諮詢文件，甚至以京官言論當作政改的法理基礎，更將《基本法》中「民主程序」片面理解為「機構提名」，可見文件極具誤導性，做法並不恰當。
其實中共及港府上述有關普選的規定，在《基本法》中根本從沒出現，他們卻聯手僭建《基本法》，將維護一己私利的政治要求強植於《基本法》裏，企圖以法律包裝政治，向有意參選特首的公民，設置很多不合理的入閘關卡，篩走中共不合心意的人，違反公民參選不應受不合理限制的普選國際標準。政改諮詢標榜是「有商有量，實現普選」，說到底只是有名無實的政治口號，現在中共和港府的表現，只會令普羅市民認為現實是「無商無量，預設框架」，這場假諮詢的認受性將會蕩然無存。
全民公投決定政制發展
如今的《基本法》被當權者篡改得面目全非，只用作維護中共利益。值得我們反思是，被僭建的《基本法》，依然是設計或選擇政改方案時，唯一的考慮準則嗎？我們在思考香港未來要運行怎樣的政治制度，其實更應該以民意為依歸。因為每個香港公民應有平等的權利，決定香港使用怎樣的政治制度，這樣才能體現民主。若我們要準確了解民意，就必須給香港公民直接表達意向。因此全民公投政改方案或原則，是最直接彰顯香港公民「集體意志」的方法。
環顧世界各地，全民公投是常用的民主機制。當各國政府遇上影響廣泛而深遠的議題，或議題在社會裏極具爭議時，普遍不敢輕舉妄動，很多時會以公投為處理議題的選擇之一。而直至2004年為止，就已經有156個國家通過全國或地區性的公投，處理不同的重要議題。相同道理，今天香港的政制改革，是關乎約350萬選民的政治權利，影響廣泛而深遠。不論各方的政改方案和原則，都在社會裏富爭議。特區政府作為管治者，並不能獨斷獨行，理應將決定權歸還給香港公民，讓我們作出抉擇。
只要回顧過去，不難發現全民公投的歷史足迹。《基本法》起草過程的第二稿，曾訂明2007年第三屆政府組成後，將會舉行全民公投，決議下屆特首與立法會是否以雙普選產生。但因着八九民運的爆發，中共對民主的恐懼日漸增加，《基本法》有關全民公投的字句終被刪減。香港公民對全民公投的記憶，也隨着時間一同流逝。
今天筆者舊事重提，乃是希望呈現《基本法》的真相。全民公投在本次政制改革裏，理應重新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因為全民公投本來是香港民主化中應有的議決程序，只是現在被中共偷偷拭去。還有本次全民公投的問題不再是「香港是否落實雙普選」，因為社會早有共識，雙普選是必須的，哪怕是中共及親中人士都會表面同意。而且各方的爭議焦點，目前在普選辦法的內容，所以公投的問題應是有關「香港該落實怎樣的民主政制」。
早在2010年五區公投的20多年前，泛民部分政團也提出過全民公投，決定政制發展的訴求。在1989年，民促會和兩個律師會，要求政府就着普選進程，展開全民公投，現被標籤為保守的民協立法會議員馮檢基，當年卻進取地舉辦了小規模的民間公投，讓民意直接彰顯。由此可見，全民公投決定政制發展的訴求，在香港並不是嶄新的事情。但是今天泛民以民意為依歸，向中共抗爭的決心還剩下多少呢？
根據港大民意調查，有高達66%的受訪者支持公民提名。但令人匪夷所思是，居然有個別泛民人士堅決與民意背道而馳，提出不同的妥協方案，迎合被僭建的《基本法》，放棄爭取選民提名權，務求博到中共的悅納。若泛民保持妥協，不單令真普選遙遙無期，更會重蹈民主黨的覆轍，結局和2010年政改一役相同，就是遭到選民的唾棄。今天的泛民該重新覺醒，丟棄妥協換真普選的幻想，重拾當年抗爭的勇氣，以民意為依歸，協助香港公民進行全民公投，將民意轉化為政治壓力，然後爭取有普及而平等的提名權和選舉權的真普選，而不是輕易妥協。
自從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發表，香港公民爭取民主數十年，本次政改屬決勝時刻，絕不應放任當權者主宰一切。這次，香港政制發展的決定權，每位香港公民應共同掌握。
作者是學民思潮成員
被中共意志僭建的《基本法》
早在政改諮詢前，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揚言，「愛國愛港」及「不對抗中央」的人才有資格擔任特首。但其後人大法委會主任喬曉陽表示，俞提倡的出任特首條件，根本難以用法律界定，反映當初中共還有點自知之明。但時至今日，已不可同日而語，李飛來港篡改提委會組成辦法及提名程序，大肆僭建「機構提名」、「集體意志」、「限制特首候選人數目」、「應當由四大界別組成」等規定於《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決定之上。而政務司長林鄭月娥也以詭辯聲稱「愛國愛港」在《基本法》中是不言而喻。其後的政改諮詢文件，甚至以京官言論當作政改的法理基礎，更將《基本法》中「民主程序」片面理解為「機構提名」，可見文件極具誤導性，做法並不恰當。
其實中共及港府上述有關普選的規定，在《基本法》中根本從沒出現，他們卻聯手僭建《基本法》，將維護一己私利的政治要求強植於《基本法》裏，企圖以法律包裝政治，向有意參選特首的公民，設置很多不合理的入閘關卡，篩走中共不合心意的人，違反公民參選不應受不合理限制的普選國際標準。政改諮詢標榜是「有商有量，實現普選」，說到底只是有名無實的政治口號，現在中共和港府的表現，只會令普羅市民認為現實是「無商無量，預設框架」，這場假諮詢的認受性將會蕩然無存。
全民公投決定政制發展
如今的《基本法》被當權者篡改得面目全非，只用作維護中共利益。值得我們反思是，被僭建的《基本法》，依然是設計或選擇政改方案時，唯一的考慮準則嗎？我們在思考香港未來要運行怎樣的政治制度，其實更應該以民意為依歸。因為每個香港公民應有平等的權利，決定香港使用怎樣的政治制度，這樣才能體現民主。若我們要準確了解民意，就必須給香港公民直接表達意向。因此全民公投政改方案或原則，是最直接彰顯香港公民「集體意志」的方法。
環顧世界各地，全民公投是常用的民主機制。當各國政府遇上影響廣泛而深遠的議題，或議題在社會裏極具爭議時，普遍不敢輕舉妄動，很多時會以公投為處理議題的選擇之一。而直至2004年為止，就已經有156個國家通過全國或地區性的公投，處理不同的重要議題。相同道理，今天香港的政制改革，是關乎約350萬選民的政治權利，影響廣泛而深遠。不論各方的政改方案和原則，都在社會裏富爭議。特區政府作為管治者，並不能獨斷獨行，理應將決定權歸還給香港公民，讓我們作出抉擇。
只要回顧過去，不難發現全民公投的歷史足迹。《基本法》起草過程的第二稿，曾訂明2007年第三屆政府組成後，將會舉行全民公投，決議下屆特首與立法會是否以雙普選產生。但因着八九民運的爆發，中共對民主的恐懼日漸增加，《基本法》有關全民公投的字句終被刪減。香港公民對全民公投的記憶，也隨着時間一同流逝。
今天筆者舊事重提，乃是希望呈現《基本法》的真相。全民公投在本次政制改革裏，理應重新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因為全民公投本來是香港民主化中應有的議決程序，只是現在被中共偷偷拭去。還有本次全民公投的問題不再是「香港是否落實雙普選」，因為社會早有共識，雙普選是必須的，哪怕是中共及親中人士都會表面同意。而且各方的爭議焦點，目前在普選辦法的內容，所以公投的問題應是有關「香港該落實怎樣的民主政制」。
早在2010年五區公投的20多年前，泛民部分政團也提出過全民公投，決定政制發展的訴求。在1989年，民促會和兩個律師會，要求政府就着普選進程，展開全民公投，現被標籤為保守的民協立法會議員馮檢基，當年卻進取地舉辦了小規模的民間公投，讓民意直接彰顯。由此可見，全民公投決定政制發展的訴求，在香港並不是嶄新的事情。但是今天泛民以民意為依歸，向中共抗爭的決心還剩下多少呢？
根據港大民意調查，有高達66%的受訪者支持公民提名。但令人匪夷所思是，居然有個別泛民人士堅決與民意背道而馳，提出不同的妥協方案，迎合被僭建的《基本法》，放棄爭取選民提名權，務求博到中共的悅納。若泛民保持妥協，不單令真普選遙遙無期，更會重蹈民主黨的覆轍，結局和2010年政改一役相同，就是遭到選民的唾棄。今天的泛民該重新覺醒，丟棄妥協換真普選的幻想，重拾當年抗爭的勇氣，以民意為依歸，協助香港公民進行全民公投，將民意轉化為政治壓力，然後爭取有普及而平等的提名權和選舉權的真普選，而不是輕易妥協。
自從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發表，香港公民爭取民主數十年，本次政改屬決勝時刻，絕不應放任當權者主宰一切。這次，香港政制發展的決定權，每位香港公民應共同掌握。
作者是學民思潮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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