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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人生中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這一句我們均十分熟悉的說話，想不到也可以套用到獨裁政府的倒台之上。原來，獨裁政府往往是被自己所推翻！
在近10年有關民主化的研究之中，包括了由美國學者Jason Brownlee所著的《民主化時代下的獨裁政權》（Authoritarianism in an Age of Democratization）（見參考資料），一個重要和有趣的發現是，要獨裁政權成功被推翻，單靠活躍的反對派是不足夠的，還需要一個專門製造矛盾與分裂的政府來配合。
Brownlee指出，民主化研究的重點和方向，在過去的10年，已慢慢由以反對派作為研究中心（opposition-centric），轉為以國家作為中心（state-centric）。這個轉移並非代表學術界不再重視反對勢力的重要性，而是愈來愈多研究民主化的學者發現，有不少獨裁政權在面對社會上的強大反對力量，仍然沒有被推翻的奇怪現象。
獨裁者為何可以抗拒民主化？
他們發現，不少原先被預言會倒台的獨裁者，過了相當時日仍然屹立不倒。所以，民主化這個本身應較為動態的研究範圍，近年有轉為研究獨裁者為何可以抗拒民主化，即獨裁政權延續性（regime continuity）的較為靜態現象。
這個新方向的研究共識是，一個不能吸納及不能聯結社會精英的失敗政府，和反對派在民主化上扮演着同等重要的角色。因為若現有政權擁有一部有效的國家機器，成功建立一個能吸納及團結各界社會精英的執政黨或管治聯盟，在這情况下，反對派往往只會是一班不成氣候的烏合之眾，或是社會上沒有廣泛支持的少數派。反對派雖然仍可以為獨裁政府在施政上構成壓力，但要完全把獨裁政府推翻，在強弱依然懸殊的局面下，始終是一件談何容易的事情。
要成功民主化，除了要有一個活躍的反對派外，現有獨裁政府的腐化和失敗，所引致的管治精英的反叛和分裂，原來也絕不可少。當由建制中出走的精英，和建制外的反對派結盟的時候，就是獨裁政府注定走向滅亡的時刻。獨裁者，最終就是如斯倒下來，亡於自己政權的內部反叛與分裂之上。
換言之，獨裁者的滅亡也是源自自己的無能和失敗，自己才是自己的最大敵人，自己推翻自己。
獨裁者的滅亡
源自自己的無能和失敗
把分析放回香港民主化的迂迴曲折的路途上，至少有兩個重大的啓示。首先，若香港要成功爭取在2017年落實符合民主原則的特首普選，強大和團結的反對派及有廣泛支持的社會運動，包括了正在積極籌備的「佔領中環」行動固然重要，但是，一個善於激化矛盾、製造建制內精英反叛和分裂的失敗政府，原來也是同等重要，兩者缺一不可，在功能上殊途同歸。
第二個啟示是，最終要成功推翻獨裁政權，順利過渡到一個穩定的民主政體，是需要在建制外的反對派和從建制內「偷走」出來，立場較溫和的管治精英的結盟和互相合作，才可以成功。因此，一個過分走向極端，把所有的管治精英均視作敵人，寧願玉石俱焚，也不願談判和合作的民主運動，對於爭取民主，可能是事倍功半，甚至產生反效果。
要小心地再三強調的是，以上的分析並非說要在爭取民主的路上，必須向現實低頭，向當權者卑躬屈膝，在民主的定義上妥協，接受不符合民主原則的假普選。堅持民主的定義是十分重要，但亦要在民主運動的策略上，保持包容、多元和靈活，不應只根據一些過分解讀的意識形態，某些人過往的身分背景，排斥他們加入民主運動。因為以上的一切，只會使民主運動失去了進一步壯大的機會。只有當反對派和分裂出來的溫和派建制精英合作，才可以給獨裁者送出真正的死亡之吻，結束他的管治。
在這裏，已故的南非領袖、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曼德拉的生平事迹，便有很大的參考價值。雖然他在白人的極權統治下過了長達27年的牢獄生涯，但他最終也用自己廣闊的胸襟，寬恕了曾經有份逼害他的人，更願意與他們合作與結盟，成就了南非的平等和民主的大業。
回到香港，由於第一任的特首董建華和現任特首梁振英的密切關係，以及在管治哲學上的相似，把他們二人的施政聯繫在一起，對於分析香港的政治發展，往往可以看得更清和更闊。當中一個有趣的分析，是有關董建華對香港民主發展的貢獻，甚至有人笑稱他才是香港民主發展之父。因為，全靠他在任期間的多番施政失誤，才激起2003年50萬人上街的歷史場面，最終為香港帶來了一個活躍的公民社會，建制外的強大反對力量，為香港的民主化帶來了第一項的必要條件。
董建華未能完成的
已交給了梁振英接力
董建華未能完成的，已交給了梁振英接力。這就是要分化建制內的管治聯盟，帶來精英的背叛與分裂，為香港的民主化帶來第二個必要條件。
在這層面上，梁振英看來十分成功，並已取得可觀的階段性成果。在他的管治下，他口中所說的象徵團結的「香港營」從來沒有出現，所看到的只是一個邁向「撕裂」的香港。他從來沒有建立一個有效的管治聯盟，在與建制派的政黨的關係未見密切之餘，和商界方面，包括一些在城中舉足輕重及說話可直達中南海的超級富豪，更是經常處於對立、水火不容的局面。
最差的出現，是要我們知道最好的重要性，學會珍惜和爭取。一個無能、不善於團結自己的管治團隊，甚至好於製造分裂和激化矛盾的統治者，原來對於順利完成整個民主化的過程，是擔當着如此重要的角色。在這個角度下的重新分析，我們便會開始發現和欣賞梁振英在香港民主發展上的重要性。當香港有朝一日可以成功爭取到民主的時候，他在這方面的另類貢獻，亦希望可以一如他所願，寫在我們的教科書上。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參考資料
Brownlee, Jason. (2007) Authoritarianism in an Age of Democratization.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稿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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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10年有關民主化的研究之中，包括了由美國學者Jason Brownlee所著的《民主化時代下的獨裁政權》（Authoritarianism in an Age of Democratization）（見參考資料），一個重要和有趣的發現是，要獨裁政權成功被推翻，單靠活躍的反對派是不足夠的，還需要一個專門製造矛盾與分裂的政府來配合。
Brownlee指出，民主化研究的重點和方向，在過去的10年，已慢慢由以反對派作為研究中心（opposition-centric），轉為以國家作為中心（state-centric）。這個轉移並非代表學術界不再重視反對勢力的重要性，而是愈來愈多研究民主化的學者發現，有不少獨裁政權在面對社會上的強大反對力量，仍然沒有被推翻的奇怪現象。
獨裁者為何可以抗拒民主化？
他們發現，不少原先被預言會倒台的獨裁者，過了相當時日仍然屹立不倒。所以，民主化這個本身應較為動態的研究範圍，近年有轉為研究獨裁者為何可以抗拒民主化，即獨裁政權延續性（regime continuity）的較為靜態現象。
這個新方向的研究共識是，一個不能吸納及不能聯結社會精英的失敗政府，和反對派在民主化上扮演着同等重要的角色。因為若現有政權擁有一部有效的國家機器，成功建立一個能吸納及團結各界社會精英的執政黨或管治聯盟，在這情况下，反對派往往只會是一班不成氣候的烏合之眾，或是社會上沒有廣泛支持的少數派。反對派雖然仍可以為獨裁政府在施政上構成壓力，但要完全把獨裁政府推翻，在強弱依然懸殊的局面下，始終是一件談何容易的事情。
要成功民主化，除了要有一個活躍的反對派外，現有獨裁政府的腐化和失敗，所引致的管治精英的反叛和分裂，原來也絕不可少。當由建制中出走的精英，和建制外的反對派結盟的時候，就是獨裁政府注定走向滅亡的時刻。獨裁者，最終就是如斯倒下來，亡於自己政權的內部反叛與分裂之上。
換言之，獨裁者的滅亡也是源自自己的無能和失敗，自己才是自己的最大敵人，自己推翻自己。
獨裁者的滅亡
源自自己的無能和失敗
把分析放回香港民主化的迂迴曲折的路途上，至少有兩個重大的啓示。首先，若香港要成功爭取在2017年落實符合民主原則的特首普選，強大和團結的反對派及有廣泛支持的社會運動，包括了正在積極籌備的「佔領中環」行動固然重要，但是，一個善於激化矛盾、製造建制內精英反叛和分裂的失敗政府，原來也是同等重要，兩者缺一不可，在功能上殊途同歸。
第二個啟示是，最終要成功推翻獨裁政權，順利過渡到一個穩定的民主政體，是需要在建制外的反對派和從建制內「偷走」出來，立場較溫和的管治精英的結盟和互相合作，才可以成功。因此，一個過分走向極端，把所有的管治精英均視作敵人，寧願玉石俱焚，也不願談判和合作的民主運動，對於爭取民主，可能是事倍功半，甚至產生反效果。
要小心地再三強調的是，以上的分析並非說要在爭取民主的路上，必須向現實低頭，向當權者卑躬屈膝，在民主的定義上妥協，接受不符合民主原則的假普選。堅持民主的定義是十分重要，但亦要在民主運動的策略上，保持包容、多元和靈活，不應只根據一些過分解讀的意識形態，某些人過往的身分背景，排斥他們加入民主運動。因為以上的一切，只會使民主運動失去了進一步壯大的機會。只有當反對派和分裂出來的溫和派建制精英合作，才可以給獨裁者送出真正的死亡之吻，結束他的管治。
在這裏，已故的南非領袖、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曼德拉的生平事迹，便有很大的參考價值。雖然他在白人的極權統治下過了長達27年的牢獄生涯，但他最終也用自己廣闊的胸襟，寬恕了曾經有份逼害他的人，更願意與他們合作與結盟，成就了南非的平等和民主的大業。
回到香港，由於第一任的特首董建華和現任特首梁振英的密切關係，以及在管治哲學上的相似，把他們二人的施政聯繫在一起，對於分析香港的政治發展，往往可以看得更清和更闊。當中一個有趣的分析，是有關董建華對香港民主發展的貢獻，甚至有人笑稱他才是香港民主發展之父。因為，全靠他在任期間的多番施政失誤，才激起2003年50萬人上街的歷史場面，最終為香港帶來了一個活躍的公民社會，建制外的強大反對力量，為香港的民主化帶來了第一項的必要條件。
董建華未能完成的
已交給了梁振英接力
董建華未能完成的，已交給了梁振英接力。這就是要分化建制內的管治聯盟，帶來精英的背叛與分裂，為香港的民主化帶來第二個必要條件。
在這層面上，梁振英看來十分成功，並已取得可觀的階段性成果。在他的管治下，他口中所說的象徵團結的「香港營」從來沒有出現，所看到的只是一個邁向「撕裂」的香港。他從來沒有建立一個有效的管治聯盟，在與建制派的政黨的關係未見密切之餘，和商界方面，包括一些在城中舉足輕重及說話可直達中南海的超級富豪，更是經常處於對立、水火不容的局面。
最差的出現，是要我們知道最好的重要性，學會珍惜和爭取。一個無能、不善於團結自己的管治團隊，甚至好於製造分裂和激化矛盾的統治者，原來對於順利完成整個民主化的過程，是擔當着如此重要的角色。在這個角度下的重新分析，我們便會開始發現和欣賞梁振英在香港民主發展上的重要性。當香港有朝一日可以成功爭取到民主的時候，他在這方面的另類貢獻，亦希望可以一如他所願，寫在我們的教科書上。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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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wnlee, Jason. (2007) Authoritarianism in an Age of Democratization.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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