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長者，彷彿是一個遲暮滯慢的，代名詞；一群被巨大生活磨蝕得乾涸衰老的生命。
所謂生活巨大，其實壓抑個人的來源是制度限制與無常時局，宏大至一波波世界體系的權力拉扯。
然而意義源自人，人的自主在生活實踐。
鑲嵌在大半輩歲月中，那乍爍乍晦的生活小節，淬礪浮現於銀髮素人藝術家的一筆一劃、一舞一笑一言間。
在那素淨的微小中，有着個人與世界日復日艱難而親密的互動，有記憶的葉影婆娑，也有旺盛的生命力量，迎着朝暾漫泛銀光。
重拾那支筆 長者有話說
一切始於身邊。坐落於老區的牛棚，天天有走在前沿的藝術工作者進出，然而老區的街坊卻無法與這個藝術園地發生關係，「現代藝術之中，沒有老人家的聲音。」策展人俞若玫說。在籌劃這次展覽之前，她總望着街上自牛棚流遊而過的街坊，想到：到底藝術空間和生活空間，有沒有交疊共生的可能？去年二月，她開始找區內的老街坊聊天，後來更發展至每星期的畫班和舞班，經過十個月的相處學習，終於把眾人的創作集結展出，展覽名為《開口笑，畫寫跳》：銀髮藝術展覽是個動詞。
藝術空間，在素人的想像中，往往是一座離地中產或高端精英觥籌交錯的森嚴堡壘，攔在門前的一道門檻，叫階級。俞若玫憶述，長者們初時不敢跨進牛棚大門，覺得害羞，「他們覺得不是自己的地方。」要把藝術空間變成「自己的」，就先要把藝術帶進生活。俞若玫希望找一種方式，把銀髮族的主體表露出來。與長者的接觸，不一定是派飯、清潔家居等一次性施予；豐富對銀髮朋友的想像，嘗試進入老者的生命，感知生命中的可能與熱度，「他們很能夠感動身邊的人。當他們在牛棚門前寫生時，很多人走過來跟他們聊天，跟他們談心。別的長者跟他們訴說自己的不快事，他們就叫他們畫出來、寫出來。」當長者的主體尋得釋放自我的途徑，觀者自能從他們身上細味歷史與個人並行互映的獨特景觀。
長者不是代名詞，是持續生長的獨特個人。一圈圈年輪與紋理，是綿長生活中，靈動意志的躍動芳迹。
明珠 生活的馬賽克
「呢棵Lily好慘呀！」明珠指着一棵，垂掛在藝術村一個展室後門的百合花，微驚道，「Lily喺法國先多，荷蘭都有，你有無讀地理㗎？」一句Lily小識，閃現着點點童真和知識，還有對微小生命的憐惜，「但我種花唔得，一種就枯晒，我住嗰度太多廢氣啦。」大環境洗去異色，但人卻能創造色彩。明珠給記者介紹自己的畫，一幅是在九龍城寨的寫生，草地前是一鱗鱗五彩小石，「係葡國畫裏面，好多顏色㗎！（馬賽克？）係呀馬賽克！喺氹仔、路環啲地，都係用石仔砌，好好心機，一堵牆都砌得好靚！」她的畫，一幅畫牛棚對街的大廈，一個個窗一台台冷氣機，她逐一細細勾勒下來，一點一劃，仔細有條。
啟德安檢記憶 飛機聲和語言
七彩的馬賽克記憶，來自澳門。明珠在澳門出生，爸爸是香港人，她還記得父親申請她來港時，那張第一代香港身分證，「一張黃色紙皮，摺埋，裏面有張相，就係香港身分證啦！」那些年，明珠在澳門一間天主教傳統女校就讀，學得一口流利英語。中學畢業來港，做完寫字樓後就在啟德機場當安檢人員，天天走步上班，有關機場的記憶印刻腦中，就如一班九龍城區的老街坊，能分辨出那聲聲飛機嘶嚎是起飛還是降落。「有次打風，我佗住個仔出嚟，我要踎低，唔行得，掹住啲鐵絲網！打風時就咁行呀，吹走你成個人呀！」除了聲聲飛機痕迹，這個機場也令明珠練就多種語言：潮州話、國語、英文、德文、法文、日文等，她都通曉一二。
要拆就拆，老街坊難抵市建巨人
十多年前，飛機聲始消失於九龍城的上空，明珠也不再工作了，「要拆就拆，要改變就要改變嘅。」要拆的，包括她安居數十年的家。木廠街、馬頭角道、龍圖街、鳳儀街、鹿鳴街、麟祥街、鷹揚街、鵬程街、鴻運街、蟬聯街、燕安街、駿發街及鶴齡街等13街，均被納入政府的重建計劃中。明珠是區內街坊組織13街關注組的成員，已與市建局周旋經年。一眾街坊只希望原區安置，最起碼也要一間換一間，讓老街坊不至流落街頭，「有次開會，市建局嗰個人話，『一間換一間你咪好着數？你叫咩名？』嚇死阿婆啦！」雖然被嚇親，但面對市建巨人，一眾長者為了家園堅決分寸不讓。老人精明，並不懵懂。明珠天天看新聞，「新聞報告一定要睇，劇集嗰啲垃圾嘢就可以唔睇啦！」她說，「逐粒字仔打出嚟都要睇㗎，世界角落有咩發生你都要知」，「新聞自由梗係重要啦，唔係無咩所謂！知少少唔得，要知好多㗎！」憑着這些逐小逐小的塊塊收集，和一分對小節的細緻專注，才能拼湊出她多元紛陳的生活經驗。
趙伯 草書故事
「支筆，無揸好耐啦！」趙伯朗聲笑道。展覽牆上那一句句行書，凝定墨字都有獨特形態，似立又如舞。趙伯說，他無門無派，寫來的行書都是自己手勢，「屋企人成日話我寫字唔得，太潦草！不過我無辦法。」一手潦草，自小習來。趙伯年輕時，在廣州讀書，中學時摘錄筆記，必須快而準，原因是課程沉重，時間稀缺，「返學，成日要開政治會鬥你，浪費好多時間，要追番啲時間，就要快！」
一手自成草書背後，是一道道歷史記憶。趙伯老家在新會，年輕時在內地度過抗日內戰、土改文革，一塊塊歷史磚頭，築構了他的青春，「嗰時，整個中國都籠罩住恐怖嘅氣氛，我一生人都未曾試過咁恐怖。」本應是雞啼狗叫的安和農村，在蕭瑟動盪的氣氛下竟成一片死靜，「日日都拖十個八個出去鬥，又打又跪，一鬥就成村人走出去鬥，拎你上台，畀人篤口篤面，畀人鬧畀人打，實情有啲係莫須有。」他的家只有少少的地，也被鬥得家財盡散。他記得，隔壁鎮的一位大地主，一直以來把自己的財富用以建校濟貧，但在被縱容的洶湧惡性下，他都被鬥得一窮二白。趙伯懂得，鬥，實無助貧富均等，「實情係，農民所得嘅好少，幹部全部都拎晒！一朝一朝都係咁！」
「講寫字真係好慘！讀書嗰陣，我對畫畫寫字真係好有興趣嘅，但係無辦法，嘥咗喺年代！」趙伯嘆說。他無法忘記，那些凋白日子，「我哋返到學校，畀農民子弟歧視，唔同我哋講嘢，又有仇視眼光。」非工農子弟與黑五類無異，校內的共黨支部常設在每班中，監視非工農子弟的一舉一動，趙伯，是其中一位囚徒，「你講過咩上面都知！你行步路歪啲上面又知！即係你好似囚犯一樣。」本是青葱無憂的求學時期，每天跨進校門後他只感覺如坐針氈。想學書法、學畫畫，老師也在互鬥，置學生於不顧；要自學，卻了無渠道，「老毛時代，你想買本書都買唔到！」他曾為了買字帖，找遍廣州永和路的書店、文德路的古董店。他的家，文革時期燒了許許多多的書，所有反動學術思想，片甲不留。在荒蕪的學習環境中，他默默在巨輪底下堅持，「寫字、畫風景畫、素描，想學都係靠自己。」他說起一個「髮」字，「我讀書時睇到教師寫報告，我覺得嗰個字好靚，我記住點樣寫。」
一個英文都唔識 一路自學走過來
那個年代，只有老毛的紅皮書，同學間互相猜忌，人與人的互信消弭。趙伯在高三時逃亡（他說，真正是逃亡）到香港，入讀英專，卻得大病無力求學，「英專一個中文都無，全部英文都唔識，啲字識晒又唔識解。」病好後，他投進社會洪河，做過五金工廠、店舖收銀員、退休前任職大廈管理阿頭，一路靠自學走過來。退休後，他重新把筆桿把書本牢握在手：學英文，由passive voice、active voice學起；畫植物素描、人像、水彩，細考立體感、光差。還有最愛的書法，「睇到人寫潦草好靚，我就學嚟寫，照樣畫。」那個念念不忘的「髮」字，為什麼那弧度如此美？「我睇書知道，原來呢個部分，係草書嘅一部分。」重回生活的墨迹，字裏更添人間溫度。
鄧伯 舞吧讓文字自由
展場裏的玻璃桌上，放着一張藍墨斑斑的文章；文章的作者是鄧伯。事緣，俞若玫請參與工作坊的長者寫些東西，最後只有鄧伯一人交稿；斑駁文字都是心迹，以書寫流露。鄧伯年輕時，與文字關係親密，「解放初期，我都有寫文投稿架，（報紙）有登出嚟㗎！」他喜作打油詩，愛考量文章用字是否精煉、結構是否綿密，對文字有種堅持。他老家在江西，初中畢業後離家外闖，上海、南京、桂林、廣州，幹的是工地苦活，卻從未放棄文字。
「嚟香港之前，我都左左哋，好左吓！」他欣賞毛澤東的詩，感於那種革命恢宏氣魄，「我鍾意佢（共產主義）因為佢一句話，『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來港後，他參與工運，搞過左派工會，自嘲是個老左，後來理想破滅，「三反五反、文革，根本唔係嗰回事。」他那時，寫得最多的時給被囚父親的家書，「我老竇以前係國民黨當過兵，寫信返去畀佢，信都畀人睇過晒。最初話管制三年，三年後都係管制，因為咁樣，結果我就無再寫信返去。」政治力量如刀斷帛，直至一九八九年他才得以與家人連繫，而那時，父親已不在人世。
日做夜做 啤機埋沒了文字
後來，他就不再書寫了。隻身赴港後的幾十個年頭，他在塑膠玩具工廠工作幾十年。那個啤機，就是他日復日的伙伴，「唔小心會啤親手㗎！有啲工友成隻手都無埋！」朝八晚八的繁忙工作，令他再沒精力閱讀書寫，「喺工廠，工作時間長，就掉低咗啦。」慢慢地，就是說話的欲望也失卻了，「我可以一日二十四小時都唔講嘢！」不說話，不笑，默默的承受生活種種。鄧伯在那文章中寫到，以往自己不苟言笑，然而經過這次藝術經驗，令他擁有表露自我的出口：「自在說」讓他重新開口說話；「自由舞」讓他放下拘束舞動身體、「自由畫」讓他知道藝術那沒規則的美。憑着書寫，他也向他的讀者呈現了自由的輪廓，快樂的滋味，「自由，最緊要係自由。」鄧伯笑說。
文 阿離
圖 余俊亮
編輯 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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