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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曾在佔領運動讓社會刮目相看的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如今竟面對分崩離析的尷尬局面。香港大學、理工大學及浸會大學的學生會先後退出學聯，其餘大專院校亦相繼出現「退聯關注組」。學聯在此風雨飄搖的時刻，宣布今年不參與由支聯會主辦的六四集會。雖然學聯在聲明中否認放棄平反六四，但相信六四以及支聯會的議題，大概已在學生組織的圈子中產生不少爭議，才讓學聯要20多年來首次不參與六四集會。
六四事件，是香港社會的集體回憶。對於親歷其境的香港人而言，天安門廣場的槍聲、慘叫聲、百萬人自發上街的哭聲、「自由花」的歌聲，以及維多利亞公園的燭光，都是畢生難以釋懷的烙印。自1990年以來，總有一班香港人風雨不改地前往維園，幾乎年年相碰，一起為六四死難者默哀、悼念。及後九七主權移交、中國國勢日隆，前往維園六四集會的人數，亦由90年代初高峰期的10多萬人，曾經反覆下跌至數萬人。仍堅持集會的同路人，漸漸變得似曾相識。支聯會亦以「薪火相傳」作為口號，希望為六四集會帶來「新血」。
結果，「大奇蹟日」於2009年出現。那一年，前特首曾蔭權於立法會回答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有關六四事件的提問時，以中國經濟發展取得成就予以回應。一時間，「經濟發展就可以殺人嗎」的之聲響遍全城，不少年輕人憤憤不平。在當年的六四集會前夕，人人呼朋喚友；在六四集會當晚，銅鑼灣站及天后站被黑衣人擠得水泄不通。維園的足球場早就爆滿、人群擁到旁邊的草地。除了年年不見不散的「常客」外，集會多了一大批年輕面孔：他們對「燭光之海」感到好奇、手機拍照的閃光燈閃過不停。當晚，已故支聯會前主席司徒華先生宣布，集會人數高達15萬人——這人數平了六四集會高峰期的紀錄。往後幾年，六四集會持續維持於10多萬人，維園的會場亦有不少年輕面孔。六四，真的薪火相傳了。
集體回憶，跟世代息息相關。每一個世代，都有一些共同的社會經驗，使不同的世代，或多或少都有各自的歷史烙印。因此，集體回憶會否、及如何跨代承傳，是一個有關如何重塑歷史的課題。親歷六四的一代香港人，跟「薪火相傳」而支持「平反六四」的年輕一代，對六四的理解和情感，有何異同？支持「平反六四」的年輕人，大多沒有親歷六四事件的震撼時刻，而是從成長經歷中重拾對六四的認知。這社教化（socialization）的過程，如何塑造年輕人們對六四的價值判斷？以上問題，有助我們研究集體回憶如何能跨越對一代人的歷史烙印，傳承到下一代。
傳播學者李立峯和陳韜文於2013年發表了一篇論文（註），透過於六四集會蒐集的問卷及邀請參與六四集會的年輕人作焦點訪談，研討六四事件如何「薪火相傳」。首先，從問卷調查所得，年輕人相較其他年紀組群，是較受動員而參與六四集會，亦較多跟朋友相約一起出席。相比起來，親歷六四的集會出席者則有不少人獨自而來，又或跟家人一起參與。年輕的六四集會參與者主要透過學校老師及大眾傳播媒界而接觸六四事件，其重要程度較家庭和朋友還要高。
一知半解卻立場堅定
在問卷的初步調查後，論文以焦點訪談剖析年輕六四集會參與者是如何認知六四，以及六四的文化感覺。主要論點有二：
一、身教大於言教：正如問卷調查所得，學校老師是這伙香港年輕人認知六四事件的主要來源。不過，這種傳授並非以傳授六四事件的「內容」為主。不少受訪者覺得六四事件是「一路都知」，又或忘記了是何時第一次認知六四事件。不過，受訪者記得，老師們以至學校對六四事件的一些「不尋常」的態度：老師每當提及六四事件時，總會沉默良久才說出話來，又或一些平時風趣幽默的老師，一提及六四事件便絕不再開玩笑，亦有老師講及六四事件時仍難掩心中的悲憤。老師們的情緒表現，使年輕人從不同渠道蒐集六四的資料，又或求教於家長。
二、「一知半解」卻立場堅定：受訪年輕人不時混淆了六四事件的一些資料 ——例如胡耀邦與趙紫陽在六四事件中的角色，又或一些六四事件的時序細節。不過，年輕受訪者並不覺得這「一知半解」有何大問題；最重要的是「是非曲直」的大原則——屠殺無辜學生是錯的。因此，在面對一些有爭議的論述：「學生太激進」、「如果不鎮壓、中國如今也沒有這樣的發展」時，年輕受訪者較年長的受訪者，更理直氣壯地予以否定。例如有年輕受訪者便提及：難道阿爸掙錢養家就可以隨便打阿媽？對所謂「事實」的「一知半解」，可能更讓年輕人總結及鞏固對六四事件的道德立場。
大是大非的道德底線
總括而言，年輕六四集會參與者，相較於親歷六四事件的一代，對六四的感情投入或較遜色，但其對六四事件的道德判斷卻更清晰。對年輕一代而言，六四「真相」未必是指事件細節及詳盡資料，而是大是大非的道德底線：無理由為保政權或經濟發展而開槍殺人。要傳承集體回憶，也許不只要把歷史資料好好保存，更要讓道德立場簡單、易明。
不過，六四集會近年開始受到本土思潮的影響。其中的關鍵，是六四事件究竟「關不關香港人事」？這種把「香港人」跟「中國人」區分的思潮，會否影響年輕一代對六四事件的感情投入？假如會的話，那年輕一代仍會為「中國人所犯的錯和受的苦」而參與社會動員嗎？這要觀察六四集會於往後數年的動員情况才可見端倪。
註：Lee L. F. and Chan J. (2013). 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about Tiananmen in Hong Kong: how young rally participants learn about and understand 4 Jun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2, No. 84, 966-983.
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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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是香港社會的集體回憶。對於親歷其境的香港人而言，天安門廣場的槍聲、慘叫聲、百萬人自發上街的哭聲、「自由花」的歌聲，以及維多利亞公園的燭光，都是畢生難以釋懷的烙印。自1990年以來，總有一班香港人風雨不改地前往維園，幾乎年年相碰，一起為六四死難者默哀、悼念。及後九七主權移交、中國國勢日隆，前往維園六四集會的人數，亦由90年代初高峰期的10多萬人，曾經反覆下跌至數萬人。仍堅持集會的同路人，漸漸變得似曾相識。支聯會亦以「薪火相傳」作為口號，希望為六四集會帶來「新血」。
結果，「大奇蹟日」於2009年出現。那一年，前特首曾蔭權於立法會回答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有關六四事件的提問時，以中國經濟發展取得成就予以回應。一時間，「經濟發展就可以殺人嗎」的之聲響遍全城，不少年輕人憤憤不平。在當年的六四集會前夕，人人呼朋喚友；在六四集會當晚，銅鑼灣站及天后站被黑衣人擠得水泄不通。維園的足球場早就爆滿、人群擁到旁邊的草地。除了年年不見不散的「常客」外，集會多了一大批年輕面孔：他們對「燭光之海」感到好奇、手機拍照的閃光燈閃過不停。當晚，已故支聯會前主席司徒華先生宣布，集會人數高達15萬人——這人數平了六四集會高峰期的紀錄。往後幾年，六四集會持續維持於10多萬人，維園的會場亦有不少年輕面孔。六四，真的薪火相傳了。
集體回憶，跟世代息息相關。每一個世代，都有一些共同的社會經驗，使不同的世代，或多或少都有各自的歷史烙印。因此，集體回憶會否、及如何跨代承傳，是一個有關如何重塑歷史的課題。親歷六四的一代香港人，跟「薪火相傳」而支持「平反六四」的年輕一代，對六四的理解和情感，有何異同？支持「平反六四」的年輕人，大多沒有親歷六四事件的震撼時刻，而是從成長經歷中重拾對六四的認知。這社教化（socialization）的過程，如何塑造年輕人們對六四的價值判斷？以上問題，有助我們研究集體回憶如何能跨越對一代人的歷史烙印，傳承到下一代。
傳播學者李立峯和陳韜文於2013年發表了一篇論文（註），透過於六四集會蒐集的問卷及邀請參與六四集會的年輕人作焦點訪談，研討六四事件如何「薪火相傳」。首先，從問卷調查所得，年輕人相較其他年紀組群，是較受動員而參與六四集會，亦較多跟朋友相約一起出席。相比起來，親歷六四的集會出席者則有不少人獨自而來，又或跟家人一起參與。年輕的六四集會參與者主要透過學校老師及大眾傳播媒界而接觸六四事件，其重要程度較家庭和朋友還要高。
一知半解卻立場堅定
在問卷的初步調查後，論文以焦點訪談剖析年輕六四集會參與者是如何認知六四，以及六四的文化感覺。主要論點有二：
一、身教大於言教：正如問卷調查所得，學校老師是這伙香港年輕人認知六四事件的主要來源。不過，這種傳授並非以傳授六四事件的「內容」為主。不少受訪者覺得六四事件是「一路都知」，又或忘記了是何時第一次認知六四事件。不過，受訪者記得，老師們以至學校對六四事件的一些「不尋常」的態度：老師每當提及六四事件時，總會沉默良久才說出話來，又或一些平時風趣幽默的老師，一提及六四事件便絕不再開玩笑，亦有老師講及六四事件時仍難掩心中的悲憤。老師們的情緒表現，使年輕人從不同渠道蒐集六四的資料，又或求教於家長。
二、「一知半解」卻立場堅定：受訪年輕人不時混淆了六四事件的一些資料 ——例如胡耀邦與趙紫陽在六四事件中的角色，又或一些六四事件的時序細節。不過，年輕受訪者並不覺得這「一知半解」有何大問題；最重要的是「是非曲直」的大原則——屠殺無辜學生是錯的。因此，在面對一些有爭議的論述：「學生太激進」、「如果不鎮壓、中國如今也沒有這樣的發展」時，年輕受訪者較年長的受訪者，更理直氣壯地予以否定。例如有年輕受訪者便提及：難道阿爸掙錢養家就可以隨便打阿媽？對所謂「事實」的「一知半解」，可能更讓年輕人總結及鞏固對六四事件的道德立場。
大是大非的道德底線
總括而言，年輕六四集會參與者，相較於親歷六四事件的一代，對六四的感情投入或較遜色，但其對六四事件的道德判斷卻更清晰。對年輕一代而言，六四「真相」未必是指事件細節及詳盡資料，而是大是大非的道德底線：無理由為保政權或經濟發展而開槍殺人。要傳承集體回憶，也許不只要把歷史資料好好保存，更要讓道德立場簡單、易明。
不過，六四集會近年開始受到本土思潮的影響。其中的關鍵，是六四事件究竟「關不關香港人事」？這種把「香港人」跟「中國人」區分的思潮，會否影響年輕一代對六四事件的感情投入？假如會的話，那年輕一代仍會為「中國人所犯的錯和受的苦」而參與社會動員嗎？這要觀察六四集會於往後數年的動員情况才可見端倪。
註：Lee L. F. and Chan J. (2013). 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about Tiananmen in Hong Kong: how young rally participants learn about and understand 4 Jun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2, No. 84, 966-983.
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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