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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一國兩制，50年不變」這句出自鄧小平的話，有人曾解釋是他希望中國可以用50年追上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50年後中港兩地制度接通，就再不用一國兩制。那麼主權移交50年之後又怎麼處理呢？他說：「如果到下一個50年，這個政策見效，達到預期目標，就更沒有理由變了。所以我說，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解決統一問題後，對香港、澳門、台灣的政策50年不變，50年之後還會不變。當然，那時候我不在了，但是相信我們的接班人會懂得這個道理的。」
50年之期，現已過了18年，中方已經打算要變。隨着習近平的強勢手段和制度自信，可以肯定鄧小平的願望——中國學習香港的制度，已不會實現。而且為了要確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北京政府與親中人士已密謀推動港中兩地的融合過程。由珠三角宜居灣、普教中、國民教育、青少年軍、法官屬「治港者」論等等來看，50年大限未到香港相信已面目全非。主流泛民政客在抗衡北京推動融合的大論述時，往往拿出《基本法》和一國兩制作擋箭牌，批評北京違反一國兩制。殊不知北京視一國兩制為一個因時制宜的控制工具，會按自身需要放寬收緊。一國兩制白皮書，便是超越基本法原意的收緊。與此同時，行政長官普選進程已隨着人大8•31決定以提委會的組成鎖死香港人的選擇而行人止步。更甚者「一國兩制 高度自治」的詞彙已漸漸在中共高官口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中央對港的全面管治權」。由此趨勢，可以相信50年大限來臨時，北京會使香港的自治大幅減少，甚至完全消失。
香港人的一方，深明香港因為制度不同，擁有自治權才是香港繼續繁榮穩定的要素。1982至84年，香港前途密雲滿佈，港人空群出走，港元暴瀉，當時的中共領導層除了和英方討價還價外，還要應對信心問題。「一國兩制」的承諾和趙紫陽向港大學生會「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回信就是在這個時代背景的產物。可能這些確保香港自主的承諾只是中共為了安定管治邊陲的權宜之計，但對香港人而言，卻是生死攸關的條件。筆者相信香港的自主在2047年之後同樣重要。至於2047年後香港與中國的關係如何、香港的政體以什麼方式存在、香港的新憲法，是磋商兩方和700萬香港人都必須深切思考的問題。
樓宇按揭30年限
2017年前應開始磋商
中英前途談判的開端最早可追溯至1979年3月，麥理浩會晤鄧小平時提出的新界土地租約問題即將出現，因為當時投資土地的回報年期一般為15年。若無法知道1997年之後的情况，投資信心會大受影響。此憂慮同樣適用於今天，而且牽連更廣，因為現時每名私人樓宇的持有者的土地租約只持續至2047年。而且現時樓宇按揭長達30年，即在2017年6月30日之後承造按揭，就會超過2047年的大限。普羅市民置業往往是一生之中最大的投資，若前途未能確定，社會動盪恐不可免。我不認為2047年的問題能早在2017年便有結論，但最好是在2017年前已開始磋商，並保持高度透明，免得香港提早進入信心危機。
建制派將重新洗牌 或倒向本土
讀者或會認為建制派人士不會對2047年的問題有多大關心，因為他們都會一面倒傾向港中完全融合。我不認為如此。香港政制目前與中國不同，建制派才有生存價值。在香港的民建聯、工聯會並非中共統治核心，只是中共在香港的代理人而矣。情况有點像西藏1950年代找來各大寺廟的宗教領袖對藏人作間接統治。當中共全面收回西藏管治權以後，就是派北京大員作直接統治了，藏人領袖只是作沒有話事權的花瓶而已。如果2047年，或2047年前的某天中國完全取消一國兩制，建制派比泛民主派和本土派會是更大的受害者，因為後兩者的政治目標仍然存在，而建制派的間接統治角色已經消失。少數開明、溫和而具備獨立思維的建制派人士，應該早已明白此點。就算他們不敢公開違抗北京的指令，相信也知道維持香港自主是對香港最為有利的。
今天筆者提出這個問題，首先是個人對香港的前途十分關心，二來現時的在位者對這個問題可能不感興趣，因為2047年他們在世的話都一定已垂垂老矣，但包括年輕在內的年輕一輩在2047年也許就在事業的頂峰，故香港前途會是如何，必須盡快進入討論，務求香港人一方能影響香港的前途，而非由遠在北京的當權者一手決定。將2047年這個時限放在標題，也不代表不管2047年前的事，只是2047年的時限十分實在，筆者希望由此帶出香港的前途並非確定，而是一件各位皆須關心的重要問題。
作者是《香港民族論》編者
50年之期，現已過了18年，中方已經打算要變。隨着習近平的強勢手段和制度自信，可以肯定鄧小平的願望——中國學習香港的制度，已不會實現。而且為了要確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北京政府與親中人士已密謀推動港中兩地的融合過程。由珠三角宜居灣、普教中、國民教育、青少年軍、法官屬「治港者」論等等來看，50年大限未到香港相信已面目全非。主流泛民政客在抗衡北京推動融合的大論述時，往往拿出《基本法》和一國兩制作擋箭牌，批評北京違反一國兩制。殊不知北京視一國兩制為一個因時制宜的控制工具，會按自身需要放寬收緊。一國兩制白皮書，便是超越基本法原意的收緊。與此同時，行政長官普選進程已隨着人大8•31決定以提委會的組成鎖死香港人的選擇而行人止步。更甚者「一國兩制 高度自治」的詞彙已漸漸在中共高官口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中央對港的全面管治權」。由此趨勢，可以相信50年大限來臨時，北京會使香港的自治大幅減少，甚至完全消失。
香港人的一方，深明香港因為制度不同，擁有自治權才是香港繼續繁榮穩定的要素。1982至84年，香港前途密雲滿佈，港人空群出走，港元暴瀉，當時的中共領導層除了和英方討價還價外，還要應對信心問題。「一國兩制」的承諾和趙紫陽向港大學生會「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回信就是在這個時代背景的產物。可能這些確保香港自主的承諾只是中共為了安定管治邊陲的權宜之計，但對香港人而言，卻是生死攸關的條件。筆者相信香港的自主在2047年之後同樣重要。至於2047年後香港與中國的關係如何、香港的政體以什麼方式存在、香港的新憲法，是磋商兩方和700萬香港人都必須深切思考的問題。
樓宇按揭30年限
2017年前應開始磋商
中英前途談判的開端最早可追溯至1979年3月，麥理浩會晤鄧小平時提出的新界土地租約問題即將出現，因為當時投資土地的回報年期一般為15年。若無法知道1997年之後的情况，投資信心會大受影響。此憂慮同樣適用於今天，而且牽連更廣，因為現時每名私人樓宇的持有者的土地租約只持續至2047年。而且現時樓宇按揭長達30年，即在2017年6月30日之後承造按揭，就會超過2047年的大限。普羅市民置業往往是一生之中最大的投資，若前途未能確定，社會動盪恐不可免。我不認為2047年的問題能早在2017年便有結論，但最好是在2017年前已開始磋商，並保持高度透明，免得香港提早進入信心危機。
建制派將重新洗牌 或倒向本土
讀者或會認為建制派人士不會對2047年的問題有多大關心，因為他們都會一面倒傾向港中完全融合。我不認為如此。香港政制目前與中國不同，建制派才有生存價值。在香港的民建聯、工聯會並非中共統治核心，只是中共在香港的代理人而矣。情况有點像西藏1950年代找來各大寺廟的宗教領袖對藏人作間接統治。當中共全面收回西藏管治權以後，就是派北京大員作直接統治了，藏人領袖只是作沒有話事權的花瓶而已。如果2047年，或2047年前的某天中國完全取消一國兩制，建制派比泛民主派和本土派會是更大的受害者，因為後兩者的政治目標仍然存在，而建制派的間接統治角色已經消失。少數開明、溫和而具備獨立思維的建制派人士，應該早已明白此點。就算他們不敢公開違抗北京的指令，相信也知道維持香港自主是對香港最為有利的。
今天筆者提出這個問題，首先是個人對香港的前途十分關心，二來現時的在位者對這個問題可能不感興趣，因為2047年他們在世的話都一定已垂垂老矣，但包括年輕在內的年輕一輩在2047年也許就在事業的頂峰，故香港前途會是如何，必須盡快進入討論，務求香港人一方能影響香港的前途，而非由遠在北京的當權者一手決定。將2047年這個時限放在標題，也不代表不管2047年前的事，只是2047年的時限十分實在，筆者希望由此帶出香港的前途並非確定，而是一件各位皆須關心的重要問題。
作者是《香港民族論》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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