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近年，除了年輕人激進化的傾向外，青年就業、生涯規劃、社會流動、置業等都備受社會關注。社會對這些青年狀况的看法，往往是從青年是否「長大」和能否「自立」的角度出發。在社會學的概念上，完成教育（completing education）、進入勞動市場（entering the labor market）、離開父母居所（leaving parental home）、結婚（getting married）和生育（having children）代表了由兒童過渡至成人（transition to adulthood）的5個主要個人成長過程指標（transition marker）。這些指標標誌着個人的自立（independence）。
更不穩定與所需更長時間的成長過程
眾所周知，相對其父母一輩，現今一代的香港青年在成長過程中面對更多的機會和挑戰。趙永佳和葉仲茵曾撰文指出青年沒有因接受了大專教育而獲得更佳的勞動市場回報，相反卻經歷「下流」，比其前輩掙取較低的工作收入，以及較大機會從事文員或服務銷售工作的非中產職位。即使是大學畢業生，不少只能掙扎求存，未能達至經濟上的自足（economically self-sufficient）。
從學校過渡至工作的不確定性亦打亂了個人在其他人生階段的規劃，例如要延遲結婚和生育，以及要一直與父母同住。雖然經濟自足往往是成家立室的基礎，但是兩者的性質不盡相同：前者仍舊被看為「成長」或「獨立」的體現；結婚、生育甚至是離開父母居所則變成了個人的生活選擇。
本文只集中討論置業和離開父母居所這一個成長過程指標；透過分析人口普查樣本數據，我們將描述有關狀况，以及其在2001年至2011年間的變遷，並引用外地研究的結果，指出不確定性與延遲的成長過程，對父母及整體社會所造成的影響。
在文獻中，首次置業被界定為一個成長的指標。雖然政府的統計調查未有收集有關的數據，但是人口普查中受訪者是否其居所之業主的資料，則可大致反映其擁有住宅物業的情况。表1臚列了兩次人口普查中按年齡劃分居住在自己為業主的物業之人口百分比（註一）。這清楚顯示了，在這10年間，居住在自己為業主的居所之18至29歲和30至39歲的人口比例明顯下降，30至39歲的數字由2001年的34.5%下降至2011年的24.9%。
根據其他調查結果發現（註二），現今青年一代更希望盡早置業，表1的數據說明了，在兩次人口普查期間，處於青年階段的港人（18至39歲）其置業的能力減弱了。由此可見，一方面，現今一代青年以自置物業作為其中一個成長指標的表現，不及10多年前已進入青年階段的前輩，即是說，在這一代更大部分的青年未能在置業指標上「達標」，以實現「成人身分」。另一方面，直至踏入40歲時，才能追上10年前的情况，即完成置業成長指標的「時辰」延後了。
青年「下流」與「單身寄生族」
離開父母居所過着自立的生活，亦被看為個人「長大」的其中一個指標。雖然以往的本地研究指出，結婚一直是青年搬離父母居所的主要原因，但是隨着現今年輕一代對享有自我空間的熱切追求，我們預計，儘管仍未結婚，這一代比上一代的青年更早離開父母居所。與之相反，表2的數據顯示，相對於2001年，在2011年，不論年齡，更大部分的未婚人口與至少一名雙親同住。例如：在30至39歲青年中，有關的數字由2001年的67.4%上升至2011年的73.1%。即使升幅尚算溫和，但這趨勢則與社會上對現今一代青年更希望盡早擁有自己個人空間的印象有所不同。
父母「埋單」 與階級不平等的永續
對於這個趨勢，我們關心的是，這些三四十歲仍「宅」在父母居所的未婚青年，多是基於孝道還是由於經濟或工具性的考慮而與父母同住？他們與已離開父母居所的未婚青年有何不同呢？箇中原因及情况有待進一步的探討。我們想指出的是，這是否反映了在香港社會已普遍出現了日本學者所提出「單身寄生族」（parasite singles）的現象呢？這個概念是指居住在父母居所，依賴父母而毋須負責任何家務，甚至沒有給予「家用」而反過來要父母作出經濟協助的未婚成年人。
父母並沒有抱怨。面對着經濟和就業環境的不穩定，以及樓價連番破頂的處境，或許這是父母一輩無可奈何的選擇。美國的研究已指出，不論社會階層，父母平均給10％的收入予成年子女。無可避免地，由於來自中產家庭的成年子女獲得更多的幫助，因此他們在完成以上所提及的5個個人成長指標，比來自基層家庭的來得順利。最後，這造成了階級不平等的延續。但是，即使父母都是心甘命抵的願意為成年子女提供不同類型的幫助，對於低下階層的父母而言，更大的可能是一個負擔。
更重要的問題是，若現今社會純粹依賴年屆退休之齡的父母或家庭制度去化解青年一代因大環境變得更險峻而要面對更長時間和更不穩定之個人成長過程中的困難，這無疑是將社經結構的大問題推向個別家庭來作出承擔。一方面，在人口急速老化但養老金制度並未完備的香港社會，長者如何平衡為成年子女繼續遮風擋雨和綢繆自己退休生活所帶來的經濟支出呢？另一方面，面對更巨大及更長久養育子女的開支與責任，現今一代又是否因而對成家立室和生兒育女有更多的保留？這些個人或個別家庭的考慮與計劃已提升至公共層次的政策議題以及我們對未來社會發展方向的選擇。
註一：表1和表2的分析不包括留宿家庭傭工
註二：有關調查為香港亞太研究所於2015年3月進行的「青年置業」研究，詳情可見於：http://www.cuhk.edu.hk/hkiaps/tellab/pdf/telepress/15/SP_Press_Release_20150401.pdf
作者葉仲茵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鄭宏泰為香港亞太研究所社會及政治發展研究中心聯席主任，趙永佳為香港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
新聞類別
副刊
詳情#
回應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