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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分析雨傘運動，必須從香港政府的結構和政策入手。這着眼點讓我們清楚看到雨傘運動為什麼會波濤洶湧地揭幕卻又黯然地落幕，以及雨傘世代還可以怎樣走下去。
研究雨傘運動，當然不能不提及香港的公民社會。但是，單看公民社會並不能充分解釋雨傘運動的始末。研究抗爭政治的學者認為社會運動一般都是由國家結構和政策無意「製造」的。
雨傘運動由佔領中環演變而來，是香港抗爭政治的分水嶺。過往的抗爭不外乎集會遊行半天便散去，佔中運動則希望通過干擾中環的商業運作來向政府施壓。但也正因如此，不少支持民主的人一直對佔中持保留態度。佔中三子於是選擇於十一國慶日開始佔中，以減少對商業的影響。既然當時支持佔中的民意這樣薄弱，政府的上策是讓其自然消亡 。
政府卻背其道而行，以高壓手段試圖驅散示威者，因而無意地「炮製」了雨傘運動。9月28日，警方史無前例地向群眾發射87枚催淚彈，激怒了本來不太支持佔中的民主派市民。當憤怒的群眾湧入金鐘，高舉雨傘來遮擋催淚彈，外媒所稱的「雨傘革命」便突然爆發起來。
佔領街頭這抗爭手法一般是難以持久的。頭兩天的熱情過後，群眾紛紛返回工作崗位。正當群眾慢慢散去，黑社會分子和「黑警」卻相繼在旺角與金鐘毆打佔領者，重新引發眾怒， 驅使群眾返回佔領區，雨傘運動才可以延續兩個多月。
當政府後知後覺地認識到暴力鎮壓適得其反時，建制派安排運輸公司在法院申請禁制令，為警方清場鋪路。警方在旺角清場時仍然使用過度暴力，再次「製造」了 「鳩嗚運動」。到金鐘和銅鑼灣清場時，警方終於明顯克制，令到雨傘運動最後無功而還。
佔領者堅持難持續的抗爭模式
強調政府的主導角色，不是說社運必然處於被動，而是指出雨傘世代必須了解政府結構與政策的強弱點來對症下藥。雨傘運動徒勞無功，不但因為政府寸步不讓，還因為佔領者堅持這難以持續的抗爭模式。一般市民為口奔馳，不能長期逗留在佔領區。假若不是警方和黑社會濫用暴力，雨傘運動早已收場 。
佔領街道也不能有效地針對政府的管治結構，佔領者根本沒有觸動到香港的小圈子政治，也就是市民痛恨的「官商勾結」。 香港的首富都是選舉委員會的成員，全靠他們的689票，梁振英才當得上特首。特首當然聽命於北京，但連習近平也要邀請香港的首富在9月間訪京去確認他們的支持。基於金錢利益，富商當然聽命。但如果富豪向錢看，升斗市民也不是完全沒有牌可出。富商的利潤不但是從北京那裏賺來的，也是從普羅市民身上一分一毫地賺來的。民主派雖然不能直接向梁施壓，但理應可以透過抵制有關商號，間接迫使富商向梁施壓。
商業抵制迫使商人向政權施壓
早於10月初，網上已流傳一份名單，列出選舉委員會成員控制的商戶，呼籲市民抵制。可是，佔領者並未重視消費抵制的作用，他們不曉得即使在種族隔離的南非，黑人也可以用抵制來讓白人商號血本無歸，從而迫使他們向政權施壓，最後成功爭取平等自由。商業抵制亦是一種可持續的抗爭方法，因為參與者可以維持正常生活，不用曠工曠課、露宿街頭。
佔領人士沒有探究其他更有效與更持久的抗爭模式，以為一撤退便一無所有。在無法可施之下，學聯嘗試在11月30日將行動升級，包圍政府總部。學生將矛頭直指政府是正確的，但妨礙公務員上班一兩天又怎能觸動政府的深層結構？何况過激的抗爭跟過激的政策一樣會帶來反後果，令到本已漸失民心的佔領運動推向谷底，方便政府清場。
如果政府主導能解釋雨傘運動的始末，這理論也讓我們看到政府不要沾沾自喜。如果政府的結構和政策沒有根本改變，抗爭必定會持續下去。
政府最後決定保持8•31方案並呼籲市民「袋住先」，民主派議員當然必須否決方案。任何不民主的安排必然製造既得利益，進而鞏固小圈子政治。正如立法會的「功能組別」一樣，既有利益一旦扎根，便不會輕易放棄已到手的權利。
除了否決假普選，雨傘世代還可以怎樣爭取真普選？民主派應針對「官商勾結」的政府結構，考慮用商業抵制或其他方法透過向富商施壓來間接向政府施壓。
民主派亦應再三強調，香港不可能在沒有民主的情况下「抱緊自由」。香港人都珍惜法治、廉政、言論自由等核心價值。民間流傳這說法：前兩任特首用溫水煮蛙，大家還不醒覺；梁以猛火煮蛙， 港人才猛然醒悟過來。自梁振英在2012年上任以來，政府對自由的打壓變本加厲，新聞自由被封殺，前廉政專員成為貪污調查的對象，警隊更被民主派批評已淪為打壓工具。
在政治學中，民主和自由必然相輔相成，民主不只包含自由、公平選舉，更包括法治、權力制衡和言論自由。環顧世界，香港是唯一有自由而無民主的地方。如非九七前有英國的議會民主做後盾，這罕有的例子根本不可以獨善其身。催淚彈令民憤一發不可收拾，就是因為九七後的歷屆政府不斷侵蝕香港的自由。
從政府主權的角度看，任何高壓的措施會隨時引爆雨傘運動的第二波。同一道理，雨傘世代要再出發，便應清楚認識政府結構與施政的強弱。
本文摘譯自作者在「民主學刊」4月號的原文（可在作者的博客 https://victoriatbhui.wordpress.com下載），沈瑪姬協助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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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聖母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研究雨傘運動，當然不能不提及香港的公民社會。但是，單看公民社會並不能充分解釋雨傘運動的始末。研究抗爭政治的學者認為社會運動一般都是由國家結構和政策無意「製造」的。
雨傘運動由佔領中環演變而來，是香港抗爭政治的分水嶺。過往的抗爭不外乎集會遊行半天便散去，佔中運動則希望通過干擾中環的商業運作來向政府施壓。但也正因如此，不少支持民主的人一直對佔中持保留態度。佔中三子於是選擇於十一國慶日開始佔中，以減少對商業的影響。既然當時支持佔中的民意這樣薄弱，政府的上策是讓其自然消亡 。
政府卻背其道而行，以高壓手段試圖驅散示威者，因而無意地「炮製」了雨傘運動。9月28日，警方史無前例地向群眾發射87枚催淚彈，激怒了本來不太支持佔中的民主派市民。當憤怒的群眾湧入金鐘，高舉雨傘來遮擋催淚彈，外媒所稱的「雨傘革命」便突然爆發起來。
佔領街頭這抗爭手法一般是難以持久的。頭兩天的熱情過後，群眾紛紛返回工作崗位。正當群眾慢慢散去，黑社會分子和「黑警」卻相繼在旺角與金鐘毆打佔領者，重新引發眾怒， 驅使群眾返回佔領區，雨傘運動才可以延續兩個多月。
當政府後知後覺地認識到暴力鎮壓適得其反時，建制派安排運輸公司在法院申請禁制令，為警方清場鋪路。警方在旺角清場時仍然使用過度暴力，再次「製造」了 「鳩嗚運動」。到金鐘和銅鑼灣清場時，警方終於明顯克制，令到雨傘運動最後無功而還。
佔領者堅持難持續的抗爭模式
強調政府的主導角色，不是說社運必然處於被動，而是指出雨傘世代必須了解政府結構與政策的強弱點來對症下藥。雨傘運動徒勞無功，不但因為政府寸步不讓，還因為佔領者堅持這難以持續的抗爭模式。一般市民為口奔馳，不能長期逗留在佔領區。假若不是警方和黑社會濫用暴力，雨傘運動早已收場 。
佔領街道也不能有效地針對政府的管治結構，佔領者根本沒有觸動到香港的小圈子政治，也就是市民痛恨的「官商勾結」。 香港的首富都是選舉委員會的成員，全靠他們的689票，梁振英才當得上特首。特首當然聽命於北京，但連習近平也要邀請香港的首富在9月間訪京去確認他們的支持。基於金錢利益，富商當然聽命。但如果富豪向錢看，升斗市民也不是完全沒有牌可出。富商的利潤不但是從北京那裏賺來的，也是從普羅市民身上一分一毫地賺來的。民主派雖然不能直接向梁施壓，但理應可以透過抵制有關商號，間接迫使富商向梁施壓。
商業抵制迫使商人向政權施壓
早於10月初，網上已流傳一份名單，列出選舉委員會成員控制的商戶，呼籲市民抵制。可是，佔領者並未重視消費抵制的作用，他們不曉得即使在種族隔離的南非，黑人也可以用抵制來讓白人商號血本無歸，從而迫使他們向政權施壓，最後成功爭取平等自由。商業抵制亦是一種可持續的抗爭方法，因為參與者可以維持正常生活，不用曠工曠課、露宿街頭。
佔領人士沒有探究其他更有效與更持久的抗爭模式，以為一撤退便一無所有。在無法可施之下，學聯嘗試在11月30日將行動升級，包圍政府總部。學生將矛頭直指政府是正確的，但妨礙公務員上班一兩天又怎能觸動政府的深層結構？何况過激的抗爭跟過激的政策一樣會帶來反後果，令到本已漸失民心的佔領運動推向谷底，方便政府清場。
如果政府主導能解釋雨傘運動的始末，這理論也讓我們看到政府不要沾沾自喜。如果政府的結構和政策沒有根本改變，抗爭必定會持續下去。
政府最後決定保持8•31方案並呼籲市民「袋住先」，民主派議員當然必須否決方案。任何不民主的安排必然製造既得利益，進而鞏固小圈子政治。正如立法會的「功能組別」一樣，既有利益一旦扎根，便不會輕易放棄已到手的權利。
除了否決假普選，雨傘世代還可以怎樣爭取真普選？民主派應針對「官商勾結」的政府結構，考慮用商業抵制或其他方法透過向富商施壓來間接向政府施壓。
民主派亦應再三強調，香港不可能在沒有民主的情况下「抱緊自由」。香港人都珍惜法治、廉政、言論自由等核心價值。民間流傳這說法：前兩任特首用溫水煮蛙，大家還不醒覺；梁以猛火煮蛙， 港人才猛然醒悟過來。自梁振英在2012年上任以來，政府對自由的打壓變本加厲，新聞自由被封殺，前廉政專員成為貪污調查的對象，警隊更被民主派批評已淪為打壓工具。
在政治學中，民主和自由必然相輔相成，民主不只包含自由、公平選舉，更包括法治、權力制衡和言論自由。環顧世界，香港是唯一有自由而無民主的地方。如非九七前有英國的議會民主做後盾，這罕有的例子根本不可以獨善其身。催淚彈令民憤一發不可收拾，就是因為九七後的歷屆政府不斷侵蝕香港的自由。
從政府主權的角度看，任何高壓的措施會隨時引爆雨傘運動的第二波。同一道理，雨傘世代要再出發，便應清楚認識政府結構與施政的強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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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聖母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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