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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恆宇﹕「我很憤怒!」——雨傘運動中的個人情緒長青網文章

2015年0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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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mitted by 長青人 on 2015年05月20日 06:35
2015年05月20日 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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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凡人皆有情緒,例如近日一位貌似溫文冷靜的高官,在街上宣傳政改時,被市民質疑個人操守,頓時變得方寸大亂,不再理性地與政見相反的市民辯論,說罷個人意見後便拂袖而去,忘卻自己的身分和任務。


在街頭上出現的集體行動,例如遊行及社會運動,其實充斥着參與者很多不同的情緒,這些情緒會受到事態的發展所牽動,亦同時影響參與者對形勢的判斷,及將會採取的行動。更有趣的是,這些情緒會互相感染,有助當中的領袖去動員群眾。


有論者指出,當個人身處大群示威人士之中,負面的情緒(例如挫折和憤怒)將會取代理智,令人失控而做出過激的行為,甚至破壞法規。然而,情緒與理智是否對立不可共存?年輕人又是否容易受激情鼓動,而在抗爭時不顧後果呢?


在雨傘運動期間,筆者曾多次在金鐘見到溫純的臉孔,可愛的笑容、和平的氣氛及無私的行為。當然,在另一些時間和場地裏,大家亦可以在電視機前看到怒不可遏、情緒幾乎崩潰的抗爭者。


雨傘運動的參與者一般會有什麼的情緒呢?一、他們對社會現况感到不滿,特別是政府處理政改的手法及欠缺公義的施政。二、他們對警方採用過分的暴力感到憤怒不安。三、他們擔憂自己受到從各方面而來暴力的對待。四、他們對事態的發展感到憂慮,曠日持久後甚至覺得沮喪和挫敗。


情緒是受到環境所影響,在不同的時間會有所變化。在筆者的問卷調查中(註一),詢問大學生在不同階段內最感受到的情緒。如表一所列,在雨傘運動中第一階段(即8•31決議後至全面佔領啟動),約有三分之二的被訪者感到憂慮,而約有一半人覺得憤怒,另有不少人感到緊張。到了第二階段(即由全面佔領至學聯與政府對話),覺得憂慮的被訪者人數下降,但感到憤怒的人數卻上升,亦約有四分之一大學生感到沮喪。到了最後階段(即由雙方對話後至警方清場),感到憂慮的被訪者人數進一步減少,但覺得沮喪和憤怒的人數卻大增。


八成不滿警方政府處理手法

對很多的大學生來說,雨傘運動是他們一生人中第一次參與的社會運動,開始的時候他們感到緊張和憂慮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為何他們會持續地感到憤怒呢?表二也許可以提供一些線索。問卷中問及被訪者是否同意一些論述,當中涉及他們對不同對象的負面感覺。當中超過八成人非常不滿警方的行動及政府處理的手法,比人大公布政改方案引起更大的憤怒。雨傘運動的參與者長時間充滿怒忿而不止息,看來特區政府及警方的所作所為亦需要付上責任。


這些憤怒的情緒,又會否影響被訪者對運動的參與呢?筆者初步統計分析顯示,憤怒情緒與不同階段內的參與程度皆有正相關,特別是第二階段,相關系數(Correlation)(註二)甚高,達0.56。另一方面,憤怒情緒跟不同激烈程度也有正關係,但相關系數最高是第一級(即溫和表態),而非第三級(即激進抗爭),它們的數值分別是0.54及0.29。由此看來,憤怒的情緒並未令大學生失卻理智,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他們擁有較高的情緒控制能力。


在問卷中,筆者採用了一個「情緒控制」的測量尺度(Measurement Scale),去量度被訪者是否覺得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情緒及脾氣。數值顯示他們的情緒控制能力不俗,在1至5分中,平均取得3.7分。有趣的是,一些非常投入雨傘運動的被訪者,顯示擁有更高的情緒控制能力,也許他們知道抗爭過程中,最能保障自己的安全,就是好好地管理自己負面的情緒,不容胡亂發泄怒氣及怨恨。從這個角度來看,雨傘運動為大學生提供了一個機會,讓他們學習如何在龐大的壓力下管理好自己的情緒,堅守立場,追求理想。


註一:被訪者是640位中文大學的本科學生

註二:相關系數的數值可由-1至+1,愈接近+1代表兩者關係正向而強,愈接近-1則表示兩者關係逆向而強,而愈接近0,代表兩者關係愈弱。


(系列之二)

作者是中文大學管理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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