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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過去一年，教育局頗為積極地推廣職業教育：在去年成立了一個「推廣職業教育專責小組」，並預計於今年內向教育局提出具體建議和有關推廣策略。此專責小組有一個明確的目的，就是提升職業教育的認受性。
職業教育一直以來都給予大眾一種頗為負面的印象，就是只有那些「讀書」不成的年輕人才去的地方；既然不能升學，透過職業教育取得一技傍身，似是別無選擇的唯一出路。
為了改變這個負面的標籤，當局早於2006年便開始採用了一個嶄新的名詞：「應用學習」（Applied Learning），以代替「職先」（職業先修）這個名稱。在《策動未來——職業導向教育及特殊學校的新高中學制》的文件中很清楚地強調了幾個新課程的特點：第一，學生有更多機會體驗5種基要的學習經歷和發展共通能力；第二，課程蘊涵了對工作環境的認識及體驗和提供特定的應用情境與內容，好讓學生透過實踐，更有效地激發他們的學習動機；第三，新課程能協助學生掌握成人生活所需的價值觀和態度。簡單地說，這些新安排使學校與職場建立一種更密切的關係，或說，讓學生「從學校到職場」（school-to-work）的過渡來得更順暢。
外國的學者對「從學校到職場」這項教育政策有着不同的意見：有些認為那是大勢所趨，學校與經濟發展應有更密切的關係，在高舉市場效率的前提下，學校所教的應直接的被應用在職場上；持相反意見的則指出，太早規劃學童的職業取向會阻礙他們的全人發展，况且，學校絕不能代替職場提供真實的工作情境（authentic context）。其實，上述兩種不同的論述之間的爭議是可以得到和解的，核心在於如何理解「應用」（application）這個詞彙的含意，這將牽涉到對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係之再闡釋的問題，這也是「應用學習」之認受性能否被提升之關鍵所在。
實踐經驗補充理論不足
傳統上，理論與實踐之間是一種所謂「單向性問責」（unidirectional accountability）的關係，意思就是說，理論是不變的真理，實踐只意味着執行，一項計劃或政策之成敗則歸咎於在執行上是否忠於那計劃或政策所建基的理論依據。這種意識形態仍然主導着我們現在一般教育政策的操作模式。
在過去20多年，不少學者在「職場學習」（workplace learning）這個領域的研究上，即那些帶有實踐性的行業，包括醫生、護士、社工、演藝傳播人員，甚至牧師和各行業的經理或領導等，都轉移了他們的研究、教學和課程設計範式（paradigm），把在職場上的實踐視為部分知識，甚至於「智慧」的來源，與理論構成了一種「互動性問責」（dialogic accountability）的關係，即意味着，透過實踐所得來的經驗可補充既有可供參照的理論之不足，而理論的性質再不是那些用來規範執行過程，而不需經過思考的條文。強調實踐與理論的互動性正正是「應用學習」（Applied Learning）在其理念的層次取得其認受性的學術依據之所在，而「應用」的意涵就如一位德國的哲學家 Gadamer 所言，是「自我認識」（self-understanding）的過程——一種無休止和終身學習的過程，「讀書」這個被扭曲了的概念也因而可得到平反。按筆者的經驗，不少報讀「應用學習」的學員，甚至教學人員和政策制訂者，都是把持着前述那種「單向性問責」（unidirectional accountability）的心態去處理「應用」這個概念，以為到大學學習了一些理論，便可在職場解決很多問題；誰不知，那不單是一個迷思，更鞏固了「單向性問責」的意識，同時亦維持了在實踐或應用這個領域被貶低了的認受性。若專責小組不能突破這個認知的傳統，「應用學習」的認受性恐怕也難被提升。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 國際教育與終身學習學系助理教授
職業教育一直以來都給予大眾一種頗為負面的印象，就是只有那些「讀書」不成的年輕人才去的地方；既然不能升學，透過職業教育取得一技傍身，似是別無選擇的唯一出路。
為了改變這個負面的標籤，當局早於2006年便開始採用了一個嶄新的名詞：「應用學習」（Applied Learning），以代替「職先」（職業先修）這個名稱。在《策動未來——職業導向教育及特殊學校的新高中學制》的文件中很清楚地強調了幾個新課程的特點：第一，學生有更多機會體驗5種基要的學習經歷和發展共通能力；第二，課程蘊涵了對工作環境的認識及體驗和提供特定的應用情境與內容，好讓學生透過實踐，更有效地激發他們的學習動機；第三，新課程能協助學生掌握成人生活所需的價值觀和態度。簡單地說，這些新安排使學校與職場建立一種更密切的關係，或說，讓學生「從學校到職場」（school-to-work）的過渡來得更順暢。
外國的學者對「從學校到職場」這項教育政策有着不同的意見：有些認為那是大勢所趨，學校與經濟發展應有更密切的關係，在高舉市場效率的前提下，學校所教的應直接的被應用在職場上；持相反意見的則指出，太早規劃學童的職業取向會阻礙他們的全人發展，况且，學校絕不能代替職場提供真實的工作情境（authentic context）。其實，上述兩種不同的論述之間的爭議是可以得到和解的，核心在於如何理解「應用」（application）這個詞彙的含意，這將牽涉到對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係之再闡釋的問題，這也是「應用學習」之認受性能否被提升之關鍵所在。
實踐經驗補充理論不足
傳統上，理論與實踐之間是一種所謂「單向性問責」（unidirectional accountability）的關係，意思就是說，理論是不變的真理，實踐只意味着執行，一項計劃或政策之成敗則歸咎於在執行上是否忠於那計劃或政策所建基的理論依據。這種意識形態仍然主導着我們現在一般教育政策的操作模式。
在過去20多年，不少學者在「職場學習」（workplace learning）這個領域的研究上，即那些帶有實踐性的行業，包括醫生、護士、社工、演藝傳播人員，甚至牧師和各行業的經理或領導等，都轉移了他們的研究、教學和課程設計範式（paradigm），把在職場上的實踐視為部分知識，甚至於「智慧」的來源，與理論構成了一種「互動性問責」（dialogic accountability）的關係，即意味着，透過實踐所得來的經驗可補充既有可供參照的理論之不足，而理論的性質再不是那些用來規範執行過程，而不需經過思考的條文。強調實踐與理論的互動性正正是「應用學習」（Applied Learning）在其理念的層次取得其認受性的學術依據之所在，而「應用」的意涵就如一位德國的哲學家 Gadamer 所言，是「自我認識」（self-understanding）的過程——一種無休止和終身學習的過程，「讀書」這個被扭曲了的概念也因而可得到平反。按筆者的經驗，不少報讀「應用學習」的學員，甚至教學人員和政策制訂者，都是把持着前述那種「單向性問責」（unidirectional accountability）的心態去處理「應用」這個概念，以為到大學學習了一些理論，便可在職場解決很多問題；誰不知，那不單是一個迷思，更鞏固了「單向性問責」的意識，同時亦維持了在實踐或應用這個領域被貶低了的認受性。若專責小組不能突破這個認知的傳統，「應用學習」的認受性恐怕也難被提升。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 國際教育與終身學習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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