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繼早前筆者發現由劉備創立的蜀漢，其政治生態與香港近年的政治生態相當相似之後，在易中天的新作《三國紀》中，又發現易教授不止一次提及「蜀人治蜀」、「吳人治吳」——雖然「蜀人治蜀」這些概念史學家早就開始討論，但易教授在今時今日再重提這些，總令人覺得他意有所指、借古諷今，側面地談論「港人治港」。他自己有沒有這個意思當然不得而知，不過筆者即管嘗試將他的看法代入香港的情况吧。
前回也提到，劉備的組織路線很清楚：荊州集團是政權主體，原本統治益州的東州集團是團結對象，益州本土士族集團則是防範對象——這個「荊州第一，東州第二，益州第三」的原則也是諸葛亮所堅持的。
「以我為主」作繭自縛
可是這種政策和路線卻成為了蜀漢一個解不開的死結：作為外來政權，劉備和諸葛亮不可能完全相信益州本土集團，因此他們不但不能實行「蜀人治蜀」，反而必須在政治上控制，在經濟上平抑，以防益州士族尾大不掉，否則難以保證蜀漢政權不被顛覆，因此諸葛亮死後最終也出現了希望蜀漢早日滅亡的《仇國論》。
由於這個死結，諸葛亮「既不能誘之以利，又不能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明之以義，那就只能繩之以法」。這一點跟香港目前情况十分相似，梁振英政府在缺乏其他手段的情况之下，只得「以法治港」（是法家那種），盡量以法律來建立威信，要做到執法如山、令行禁止，大家才心服口服。所以當時諸葛亮雖則執法公平，但同時亦治法嚴苛，令蜀人無不嘆服，也無不怨恨，就連法正也認為他刑法峻急，跟他級別相近的李嚴亦有所忌憚。
之不過實行這政策的代價也不可說不大，為了使執政地位不被動搖，必須做到「依法治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即使諸葛亮大力提拔屬荊州集團的馬謖，但因街亭之敗，諸葛亮也得大義滅親，揮淚斬馬謖，「于時十萬之眾為之垂涕」，令人痛惜，而諸葛亮亦自貶三級，以身作則，否則難以服眾。
跟劉備創立的蜀漢一樣，孫策建立的也是一個外來政權，而正如蜀漢內部有三股勢力，東吳政權也有三大派系，就是淮泗將領（周瑜）、流亡北士（張昭）和江東士族（陸遜）。孫策殁後，就是靠周瑜為首的淮泗將領及張昭為代表的流亡北士，輔助孫權，保住了江東。
儘管如此，孫權並沒有像劉備和諸葛亮那樣，堅持「以我為主」的組織路線。他意識到他必須讓出權力，拉江東士族入伙，實現政權的「江東化」，做到「吳人治吳」。即使是最重要的軍事指揮權，他也逐步由周瑜（淮泗將領）、魯肅（流亡北士）、呂蒙（南渡平民），最後交到陸遜（江東士族）手裏，而代表江東四大家族（虞、魏、顧、陸）的陸遜和顧雍最後也出將入相，淮泗將領及流亡北士則逐漸淡出東吳政權。
不過，易中天給我們的教訓並非孫權「本土化」的做法就是好，諸葛亮「依法治蜀」的做法就是壞。就結果而言，蜀國雖然最早滅亡，但諸葛亮依法治國、依法用人，其政府最像政府，所以實際上蜀漢是三國中治理得最好的。東吳雖則持續時間最長，但「江東化」卻改變了東吳政權的性質，令孫權晚年深感害怕，對江東士族疑神疑鬼，使政治日益敗壞，君臣離心離德，令吳國成為內部最不穩定的國家，在三國中治理得最差。
「本土化」須防內向偏安心態
誠然，劉備和諸葛亮「以我為主」，不肯讓出權力固然是作繭自縛，但亦正因為如此，蜀國才有力量以攻為守，北伐曹魏，否則蜀漢就勢必如吳國一樣，成為一個保守狹隘的偏安之國，人人安於現狀不思進取，這樣哪裏還能復興漢室？
由此可見，「本土化」不是不好，而實際上也是大勢所趨，但卻很難避免會發展出保守狹隘的偏安心態——要保衛家園當然不是問題，但之後很可能會安於現狀、無以為繼。三國歷史讓我們知道，畢竟江東士族也鬥不過中原士族，「江東化」的東吳終於也亡於晉，港人如果辛辛苦苦爭取實現本土化、「港人治港」，但最終在競爭力上輸給大陸，苟延殘喘，其實也沒有什麼意思，所以必須在本土化與對外發展之間找到平衡。
因此，最重要的教訓是一方面統治集團必須適度地讓出權力，照顧港人的利益，以促成集團與港人之間可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而另一方面亦須防止保守內向心態的形成，影響香港的長遠競爭力。
港人須像東吳一樣，在夾縫中生存，在危機中發展；也要像蜀漢般愈是弱小，就愈要奮發圖強——以弱為強，猶可自保，如不主動進攻，就只有坐以待斃；亦要像諸葛亮那樣集中考慮根本和長遠利益，反對匹夫之勇、教條主義——這就是香港的宿命與生存之道。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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