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達人﹕災難心理急救 專注此時此刻

【明報專訊】對於臨牀心理學家，我們總是想像，他們坐在一個舒適的房間裏，而求助者就躺在梳化椅子上，傾訴心中憂慮。


但事實上，面對災難發生，臨牀心理學家的工作，卻遠遠超乎人們想像。他們或許需要隨時隨地，在瓦礫旁邊、在疫區裏，陪伴在受災者身邊，照顧他們的心理需要。


去年就曾有兩名香港紅十字會人員，奮不顧身到利比里亞支援應對伊波拉疫症，兩位都是女中豪傑。香港心理學會註冊臨牀心理學家張依勵博士（Eliza），就是其中一位，她語調溫柔地說﹕「心理支援，不只是坐在旁邊說話那麼簡單。」幫助受災者時，也有應做和不應做的事。


時至今日，世界各地仍然災難不斷，像近日爆出新SARS、上月尼泊爾地震、去年7月爆發伊波拉疫症、2012年南丫島海難、2010年的馬頭圍道塌樓等。


災難當前，除了有一班醫護人員搶救生命之外，也有心理學家為受災者的心理健康四出奔走。


穩定心理 避免重複受創

災難每天都在發生，世界上更有許多未被廣泛報道的「無聲災難」，臨牀心理學家Eliza娓娓道出現實。二○一○年馬頭圍道塌樓，是Eliza最早參與支援的個案，當時她陪伴一名家屬四五小時後，接到消息，要在瓦礫旁臨時搭成的帳幕裏認屍。事件突如其來，家屬已呼天搶地，起初警方讓她看死者腳部和隨身物件，在她看到親人死去的容貌之後，更是悲慟欲絕。這便是需要心理急救的時候，「假如我是受助者，那一刻我需要什麼？因為情緒已蓋過一切，無辦法再想住屋問題或聯絡家人，也暫時無能力照顧自己。」最後他們也將家屬送院。有些家屬得悉死訊後，會呼天搶地、吵吵鬧鬧，也有一些會非常沉默，甚至當下還能冷靜地接聽電話，因為一時間未能消化信息。「其實我們要給他們一些空間和時間，因為每個人的反應都不相同。」而在陪家屬認屍之前，她也會給他們心理準備﹕「因為火災或塌樓，親人樣子可能會有些不同，你準備好我們便一起進去。」之後家屬很容易會發同樣的噩夢，有各種狀况出現，她指﹕「我們不想病態化一些正常反應，這些稱為『不尋常情况底下出現的尋常反應』，可能會頭痛、手震、胃痛等，有一些認知反應，腦海裏會時常出現當時情况、不斷想起對方的樣貌，或無法集中精神。」也有極端的反應，完全隔離自己，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在情緒上，除了擔心、傷心、不相信外，憤怒也是其一，事主會問﹕「點解會發生係我身上？」


一兩月未平伏 需尋求協助

Eliza說有研究指，在一星期內高達八九成的人，會有這樣的情緒反應，之後便會慢慢平伏下來。但如果在事件一兩個月後，持續有這些反應，甚至影響日常生活，便需尋求協助，如求診家庭醫生或臨牀心理學家。因可能會引伸至長期精神病患，常見的如抑鬱症、焦慮症、PTSD（創傷後壓力心理障礙症）等。所以心理急救，「人們以為可有可無，但其實也是人命悠關」。她指出，在遇上危急事故時，急救是先替傷者穩定傷勢，移到安全地方，如傷者腳上插着玻璃，醫護人員則不會第一時間拔出來，而是送到醫院再小心處理。「心理急救主要是想穩定受助人的心理狀態，避免重複受創，並鼓勵受助人用本身有的抗逆能力，去幫助自己面對困難。」而及後仍有心理疾病，才需要「心理治療」。


講述經歷=重複痛苦 或復元更慢

一般人會認為，受助者只要將經歷說出來，便可以減輕這些壓力反應。這早在七十年代，美國也提出「心理解說」這個方法，例如讓從火場裏逃出生天的人，重新講述自己的脫險經過，可抒發感受，有助心理復元。可是到二○○○年後研究才發現，這方法成效不大，甚至有機會令受災者復元更慢，因為要他們重複講述，就等於要他們重新經歷一次危險。依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刊物，Eliza協助編訂出《現場工作者心理急救指南》，予醫護人員及義工參考。裏面除了提到，「不要迫使他人講述其遭遇」，而應專注於「此時此刻」（here and now），關注他們需要什麼。而原來在不熟悉的情况下，不要觸碰對方，因為你不知道他們之前的經歷。她說原來有時在語言上，如探問中國的受災者時說「你好」，不同英文的「Hello」，受助人聽到這個「好」字，會反問﹕「現在有什麼好？」實在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和情緒做朋友

而臨牀心理學裏治療因創傷而來的長期情緒問題，Eliza指藥物並非第一線支援，還有許多方法可以處理，一般會進行為期八節的治療。如有人因為撞車而害怕坐的士，可以採用「認知行為治療」，在安全環境下，讓受助人循序漸進重新接觸害怕的事物，因為人的情緒是一條曲線，可用深呼吸的方法，讓恐懼感覺慢慢回落。另一種是「靜觀為本」的認知行為治療，有點像東方的禪修，即是在面對刺激時，除了逃避或對抗，還可以有第三種選擇，「是可以和情緒做朋友，我知道自己不開心，但我亦包容和接納自己，容許自己有這種感覺一陣子，因為所有情緒昇起之後也會過去。」這方法在最近十幾年的西方心理學十分流行。


二○一一年時，花園街大火，Eliza留意到有在火場中被救回的小朋友，在會堂裏玩遊戲，竟然是玩走火警，他們畫出來的畫，就是黑壓壓的濃煙。她細心了解下，其實小朋友也需要協助面對災後的壓力反應，她教孩子﹕「我們玩一個吹氣球的遊戲，你想像肚子裏有一個氣球，現在嘗試深呼吸。」後來才知道，他還肚子不舒服，食不下嚥，也不敢告訴父母。而在二○一二年南丫島海難之後，Eliza亦曾向兩間肇事公司提供心理支援的講座，席間亦有員工出現情緒，原來坐在他後面的同事已遇難。


伊波拉肆虐 屍體藏家中

去年七月，Eliza和另一位紅十字會人員，冒着生命危險，遠赴伊波拉疫區西非利比里亞，為當地提供社區教育及心理支援。但當地人會視外國人為傳染者，因為在他們看來，有外國人穿着保護衣物，帶走病人之後，到處噴上消毒劑，過了一段時間便又有人病死。當地人會覺得，他們是來噴病毒，更曾有別國醫護人員被殺害。Eliza說香港人經歷過SARS一役，分外注重清潔及洗手，但到達當地時，卻發現連乾淨的洗手盤也沒有。家家戶戶如有親人染病，會把病人推出街外，因為不想讓人知道家中有人染病，害怕被送進隔離營時被傳染，所以在當地時常會有屍體或病人暴露於大街小巷。原來疫症爆發的原因，與當地人的文化很有關係，他們十分重視喪禮，親人死後，會將他們的屍體打上防腐劑，放在家中一個月，更會餵他吃喝儼如生人，致使病毒傳播更快。


屍體處理隊喝酒減壓

而在首都蒙羅維亞，有一個住了七八萬人的貧民窟，裏面只有四個廁所。由於物資短缺，貧民窟曾發生小暴動，裏面所設的隔離營，連染血的被褥牀單也被搶去，令疫症更難控制。疫症蔓延，醫院不接收病人，很多人因而失救。當政府的醫護人員來到時，帶走一些病人，其家人自此便不能再與之相見，亦為他們帶來了心靈創傷。Eliza在疫區逗留了約一個月，為當地的心理支援人員提供協助，其中屍體處理隊面對巨大的心理壓力，有時要喝點酒才能面對工作，影響判斷力，更需教導如何穿着及除下保護衣物，避免感染。直至今個月十日，世衛終於宣布利比里亞的伊波拉疫情結束，但Eliza指當地仍有個案存在，不容忽視。


雨傘消息轟炸「想開車撞人」

去年她回港後不久，便遇上九月底的雨傘運動，其實在九月中的公民廣場，紅十字會已設有救護站。直至九•二八警方在金鐘夏愨道向人群投放催淚彈，位於該處的紅十字會總部，瞬間變成救護站，場面觸目驚心。Eliza說總部職員當時已經被催淚彈薰得淚流滿面，但仍不忘安頓傷者。現場有人尖叫或哭喊，有傷者腳骨斷裂，卻不斷要求替手機充電，原來他想確定同伴都安然無恙。但該傷者拒絕進院，只因害怕入院後，會遭警方起訴，後來經Eliza他們勸說，才肯進院接受治療。紅十字會在佔領其間，更設立了近半個月的「心理支援服務熱線」，讓市民可致電求助。想不到有求助者在電話內要支援人員先道出個人立場，「你講你係藍色定黃色先」，他們必須保持中立，只好向求助者解釋，為他們進行心理支援才最是重要。也有一次一名的士司機致電他們，聲稱曾想「開車撞埋去」人群之中，因為人們阻擋交通，加上收音機日夜播放消息，令他精神緊張。而佔領時期，形成一條夏愨村，政府清場後，佔領者在心理上亦未能適應。


上月尼泊爾發生七級以上大地震，加上全球暖化，令該地的冰川潰決，加上雨季快來臨，恐怕會做成水災。這次Eliza雖沒有親赴現場，但仍幫助身處香港的尼泊爾人，因為很多人的家鄉正受災害威脅，有人今天仍能跟遠方家人聯絡，但卻不知道明天還能不能接通電話。有母親和身在尼泊爾的兒子通電話時，電話突然斷線，幾天裏音信全無，後來才得知兒子一切安好，Eliza說﹕「可想而知這位媽媽那幾天的心情。」


「唔好唔開心」作用不大

Eliza在中學時已對心理學深感興趣，希望能用自己的能力為別人提供協助，現為臨牀心理學博士。她認為，其實任何人也可以為別人甚至自己伸出援手，進行心理急救。但我們常安慰人說﹕「唔好唔開心」，其實作用不大，甚至說﹕「樓塌了唔緊要啦，你諗下還有子女。」將心比己，受災者只會覺得不被明白和不受諒解。相反，你可以說﹕「現在有這樣的感覺是正常的，你想想現時我們可以幫你做什麼？」因為也許面對災難，人們會方寸大亂，應為他們提供基本服務如食物和醫療，並確保他們的人身安全。Eliza建議，受災者也可以使用多種減壓方法，如做運動、保持健康飲食、維持正常生活作息，來自然應付。即使是救援人員，在救災的壓力底下，也需要心理支援，她去年到西非時，就和另一同事互相傾訴。她說，心理學界研究顯示，直至二○三○年，抑鬱症會成為主要疾病，心理健康，更需要重視。而傷痛和困難，總會過去的，還是專注此時此刻。


文/ 李寶瑜

圖/ 胡景禧、受訪者提供

編輯/洪慧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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