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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前言
最近到美國一遊，在飽覧黃石公園及紀念碑山谷等令人驚歎美景之餘，亦留意到傳媒熱議2016年總統大選。際此香港政改核心問題為「提名委員會」的篩選是否合理，筆者便特別留意美國聯邦政府選舉的推選過程，以作比較。以美國選舉經驗而言，它的篩選更不符合近代自由主義哲學大師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公共理性概念。本文從美國是否演變為一個寡頭政制的疑問開始，再以金錢作為公職競爭的「政治守門人」為證，討論美國代議制民主面臨的公共理性缺失的困境。
美國寡頭政制的疑惑
去年中我寫過一篇文章〈民主的本質、表現及依託〉（《明報》2014年6月11日），其中引述一篇兩位美國學者吉倫斯（Martin Gilens )及佩奇（Benjamin Page）的研究。當時我只是指出「西方成熟民主是代議政制，不是人民直接議政，還保留它的精英性質。」最近才發覺該實證研究，居然引起一陣議論美國政體性質的問題。一些講法是美國已經淪落為寡頭政制（oligarchy），即由少數人控制而為自己利益服務的政體。
少數人當政的政體並不一定稱為「寡頭」。根據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講法，由少數人統治但仍然依賴對法典的遵守，這種政制亦可稱為「貴族政制」（aristocracy）。若此，吉倫斯及佩奇於分析1981年至2002年間，近1800個民意調查的研究，並不足以完全確定美國為寡頭政制的結論。他們基於民意調查，而其中不少政策，不同收入人士都持相同意見。
不過，兩位美國著名大學教授在研究中，並沒有用上「寡頭政制」的字眼。就算是傳媒炒作，他們的研究確實證明該段期間美國人就算享受民主政制的特徵，如定期選舉、言論及集會自由，及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但是政策結果仍然是商界及富有階級所主導。他們這樣說：「在美國，我們的結果顯示，大多數人不能統治——起碼在最低因果意義上決定政策的結果。當大多數市民不同意經濟精英
最近到美國一遊，在飽覧黃石公園及紀念碑山谷等令人驚歎美景之餘，亦留意到傳媒熱議2016年總統大選。際此香港政改核心問題為「提名委員會」的篩選是否合理，筆者便特別留意美國聯邦政府選舉的推選過程，以作比較。以美國選舉經驗而言，它的篩選更不符合近代自由主義哲學大師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公共理性概念。本文從美國是否演變為一個寡頭政制的疑問開始，再以金錢作為公職競爭的「政治守門人」為證，討論美國代議制民主面臨的公共理性缺失的困境。
美國寡頭政制的疑惑
去年中我寫過一篇文章〈民主的本質、表現及依託〉（《明報》2014年6月11日），其中引述一篇兩位美國學者吉倫斯（Martin Gilens )及佩奇（Benjamin Page）的研究。當時我只是指出「西方成熟民主是代議政制，不是人民直接議政，還保留它的精英性質。」最近才發覺該實證研究，居然引起一陣議論美國政體性質的問題。一些講法是美國已經淪落為寡頭政制（oligarchy），即由少數人控制而為自己利益服務的政體。
少數人當政的政體並不一定稱為「寡頭」。根據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講法，由少數人統治但仍然依賴對法典的遵守，這種政制亦可稱為「貴族政制」（aristocracy）。若此，吉倫斯及佩奇於分析1981年至2002年間，近1800個民意調查的研究，並不足以完全確定美國為寡頭政制的結論。他們基於民意調查，而其中不少政策，不同收入人士都持相同意見。
不過，兩位美國著名大學教授在研究中，並沒有用上「寡頭政制」的字眼。就算是傳媒炒作，他們的研究確實證明該段期間美國人就算享受民主政制的特徵，如定期選舉、言論及集會自由，及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但是政策結果仍然是商界及富有階級所主導。他們這樣說：「在美國，我們的結果顯示，大多數人不能統治——起碼在最低因果意義上決定政策的結果。當大多數市民不同意經濟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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