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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退聯問題已淡出報章頭條，但這事背後的思考邏輯仍然像幽靈般影響着今天香港，仍有思考的空間。本文談筆者對這次事件引發的兩個反省。
退聯是衝着學聯而來，但將鏡頭拉闊一點，可看到這5年來的一個趨勢：民主黨被視為立場不夠鮮明，在不少人心中跟建制派無異，當除之而後快；社民連與長毛也被視為曲線保皇，應要踢走；佔中三子被視為太溫和，於是雙學發動包圍政總；到佔中成了佔「鐘」，就發生挑戰糾察隊、拆大台事件；最新發展是學聯也被圍攻。發展的邏輯總是拿既有的組織作造反對象，視之為與共產黨無異的宰制，但不久又被下面的群眾起來造反，再互相指摘中了共產黨陰謀或收了錢。
用另一個方式來說是這樣的。民主黨為什麼不想和內地硬碰？因為大局考慮，擔心局面弄得太僵「冇彎轉」、擔心趕走溫和支持者、擔心無籌碼在手等。這些考慮被視為不能接受的畏首畏尾，要踢走。為什麼佔中三子想按其劇本行事，在後期還老想着要撤退？也是大局考慮，擔心運動失控會有人受傷、期望在受控的情况下撤退留有一手作日後談判、擔心曠日持久的佔領導致內部士氣低落並使支持者流失。這些同樣被視為不能接受，要被踢走。為什麼佔領現場要有大台，要保留學聯？還是大局考慮，因為運動要持續，總要有最起碼的組織，即使大台、學聯有錯誤但仍要保留。這同樣被視為不能接受，要被踢走。一路下來重複着同一模式，只是「當權派」與「造反派」的位置不斷換人，老革命不久成了反革命。
但踢走當權派後，造反群眾有何發展方向、總體戰略、全局藍圖？勉強要說就只有鼓勵大家表達意見多些參與、流體的運動模式是最佳方案、未來發展還有很多可能等等。這幾年來運動就向零散的行動、去中心化的方向發展。走到今天，如果認為現在是勝利、是走對路了，自不需要檢討；但如果認為現在情况惡劣，便要問再這樣下去是否行得通了。
如何以無組織對抗嚴密組織？
不是退聯同學或本土派特別愛造反，而是這10年間香港社運的主導思想，已從現代民族主義的餘緒，變成後現代思想，再加上極端的犬儒主義。解構大論述是後現代的精髓，與香港政治文化中一直以來的犬儒主義合流，以至現在流行的討論方式是質疑政府、質疑立法會，再來就是質疑民主黨長毛學聯等等，但一篇網文質疑了3000字後，還是不會說「我們要往哪裏走」、「之後怎麼辦」等的問題，結論往往是一聲嘆息，然後是「大家應該覺醒」及「未來還有很多可能性」等。
必須承認這階段社運有很強的爆炸力，但不少論者已指出，如何以無組織的方式來對抗對方的嚴密組織？面對一個以搞群眾組織起家的對手，一個「你唔代表我」、不斷分裂內鬥的隊伍，怎與之抗衡？香港社運的困境就是未到現代，已經後現代，建設本土機制的努力還只在開始，已面對後現代與犬儒主義的質疑而瓦解。我們就要以這支離破碎的民間社會，面對一個美國也忌憚三分的巨大政權，這不是吉相。
後現代講解構，讓人讀得過癮拆得開心；犬儒主義質疑所有人做事背後都有一個自利的陰謀。但解完拆完揭發了「陰謀」後，今天的困境如何解決？怎樣進行建設？如何解決幾百萬人工作吃飯的問題？各個社會發展的目標如何訂出優次？長於質疑的思考模式沒打算回答，而筆者這種老派中年人覺得這些問題都非常重要。香港社會需從思想的高度重建社運走向的論述，明白說就是不能再那麼後現代那麼犬儒，這是第一個反省。
第二個反省是這樣的，讓我們重看前面的討論。老派認為要顧全大局，被少壯派挑戰，到底是老派食古不化，還是少壯派盲動？老派顧全大局、考慮圍觀者及中間派感受、擔心運動失控老本也虧掉等，今天看來，如果認為這些觀點還有點道理的話，則我們不能簡單說老派收了錢、出賣了運動而不衝出去。同理，前線學生、激進領袖的行動較少負擔，是因為他們認為上述考慮不重要，輕身上路一衝到底，好處當然是使運動勁度十足，負面效果我就不說了。
立場行先扼殺討論
我不是要替誰翻案，而是說很可悲地，因着這些觀點的不同，社運內就充滿着「你收了錢出賣香港」的指控，視對方為敵。有人說學聯是港共，又有說退聯者是共諜，民主黨早被說成給共產黨整個地收買了，再曲折的說法是某些激進領袖原來是收了錢搞散泛民的，誰收了錢真是撲朔迷離。社運陣營內尚且如此互扣帽子，對社會上持其他意見者就更不用說了。共產黨（中共、蘇共，以至托派）都是分裂再分裂，內鬥再內鬥，老愛「你是托派、你是蘇修、你反華反共」的互扣帽子。不少香港人天天罵共產黨怕內地同化，卻在靈魂深處對這鬥爭哲學相當受落，總認為不和我同路的就是敵人，或是讀書少、智商低。立場行先，扼殺討論，稍有疑似立場不正確者即一棍子打死。
筆者念社會學，其中一個前設是人的思想是由成長背景塑造而成，有不同的成長背景，就有不同的思想模式，總不成跟你不同的都是壞人敵人。即使大家都有良好意向同為香港好，但怎樣才算好，也會因背景差異而有不同看法。我們都是不足的，因着成長歷程之故，都只見到事情的一面，看不到另一面；跟我看法不同的未必是笨或貪，也有可能他看到某些重點是我看不到的，他的觀點可能補足了我的盲點。這種說法非常老套，但我就看到不少人也有好的意向，奈何站在不同位置，這邊的朋友就罵着另一邊的朋友出賣香港。
在敵我分明的思想習慣下，裂痕只有愈來愈大，我們的思考方式需要「範式轉移」。要承認我的視野並不全面，就是「認低威」，這牽涉到人的安全感、世界觀等非常根本問題，非常困難但也要做。要達到「我沒有敵人」是極高境界，但我想至少是指摘他人時，也要有勇氣檢視自己盲點，及公道地評價對方的貢獻，唯其以此作起點，才能跟自己不同的人合作，透過不同視野來互補。社運如是，社會的建設也應如是，否則香港只會陷入「所有人對抗所有人」的地獄，不用共產黨來，自己已倒塌了。
作者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講師
退聯是衝着學聯而來，但將鏡頭拉闊一點，可看到這5年來的一個趨勢：民主黨被視為立場不夠鮮明，在不少人心中跟建制派無異，當除之而後快；社民連與長毛也被視為曲線保皇，應要踢走；佔中三子被視為太溫和，於是雙學發動包圍政總；到佔中成了佔「鐘」，就發生挑戰糾察隊、拆大台事件；最新發展是學聯也被圍攻。發展的邏輯總是拿既有的組織作造反對象，視之為與共產黨無異的宰制，但不久又被下面的群眾起來造反，再互相指摘中了共產黨陰謀或收了錢。
用另一個方式來說是這樣的。民主黨為什麼不想和內地硬碰？因為大局考慮，擔心局面弄得太僵「冇彎轉」、擔心趕走溫和支持者、擔心無籌碼在手等。這些考慮被視為不能接受的畏首畏尾，要踢走。為什麼佔中三子想按其劇本行事，在後期還老想着要撤退？也是大局考慮，擔心運動失控會有人受傷、期望在受控的情况下撤退留有一手作日後談判、擔心曠日持久的佔領導致內部士氣低落並使支持者流失。這些同樣被視為不能接受，要被踢走。為什麼佔領現場要有大台，要保留學聯？還是大局考慮，因為運動要持續，總要有最起碼的組織，即使大台、學聯有錯誤但仍要保留。這同樣被視為不能接受，要被踢走。一路下來重複着同一模式，只是「當權派」與「造反派」的位置不斷換人，老革命不久成了反革命。
但踢走當權派後，造反群眾有何發展方向、總體戰略、全局藍圖？勉強要說就只有鼓勵大家表達意見多些參與、流體的運動模式是最佳方案、未來發展還有很多可能等等。這幾年來運動就向零散的行動、去中心化的方向發展。走到今天，如果認為現在是勝利、是走對路了，自不需要檢討；但如果認為現在情况惡劣，便要問再這樣下去是否行得通了。
如何以無組織對抗嚴密組織？
不是退聯同學或本土派特別愛造反，而是這10年間香港社運的主導思想，已從現代民族主義的餘緒，變成後現代思想，再加上極端的犬儒主義。解構大論述是後現代的精髓，與香港政治文化中一直以來的犬儒主義合流，以至現在流行的討論方式是質疑政府、質疑立法會，再來就是質疑民主黨長毛學聯等等，但一篇網文質疑了3000字後，還是不會說「我們要往哪裏走」、「之後怎麼辦」等的問題，結論往往是一聲嘆息，然後是「大家應該覺醒」及「未來還有很多可能性」等。
必須承認這階段社運有很強的爆炸力，但不少論者已指出，如何以無組織的方式來對抗對方的嚴密組織？面對一個以搞群眾組織起家的對手，一個「你唔代表我」、不斷分裂內鬥的隊伍，怎與之抗衡？香港社運的困境就是未到現代，已經後現代，建設本土機制的努力還只在開始，已面對後現代與犬儒主義的質疑而瓦解。我們就要以這支離破碎的民間社會，面對一個美國也忌憚三分的巨大政權，這不是吉相。
後現代講解構，讓人讀得過癮拆得開心；犬儒主義質疑所有人做事背後都有一個自利的陰謀。但解完拆完揭發了「陰謀」後，今天的困境如何解決？怎樣進行建設？如何解決幾百萬人工作吃飯的問題？各個社會發展的目標如何訂出優次？長於質疑的思考模式沒打算回答，而筆者這種老派中年人覺得這些問題都非常重要。香港社會需從思想的高度重建社運走向的論述，明白說就是不能再那麼後現代那麼犬儒，這是第一個反省。
第二個反省是這樣的，讓我們重看前面的討論。老派認為要顧全大局，被少壯派挑戰，到底是老派食古不化，還是少壯派盲動？老派顧全大局、考慮圍觀者及中間派感受、擔心運動失控老本也虧掉等，今天看來，如果認為這些觀點還有點道理的話，則我們不能簡單說老派收了錢、出賣了運動而不衝出去。同理，前線學生、激進領袖的行動較少負擔，是因為他們認為上述考慮不重要，輕身上路一衝到底，好處當然是使運動勁度十足，負面效果我就不說了。
立場行先扼殺討論
我不是要替誰翻案，而是說很可悲地，因着這些觀點的不同，社運內就充滿着「你收了錢出賣香港」的指控，視對方為敵。有人說學聯是港共，又有說退聯者是共諜，民主黨早被說成給共產黨整個地收買了，再曲折的說法是某些激進領袖原來是收了錢搞散泛民的，誰收了錢真是撲朔迷離。社運陣營內尚且如此互扣帽子，對社會上持其他意見者就更不用說了。共產黨（中共、蘇共，以至托派）都是分裂再分裂，內鬥再內鬥，老愛「你是托派、你是蘇修、你反華反共」的互扣帽子。不少香港人天天罵共產黨怕內地同化，卻在靈魂深處對這鬥爭哲學相當受落，總認為不和我同路的就是敵人，或是讀書少、智商低。立場行先，扼殺討論，稍有疑似立場不正確者即一棍子打死。
筆者念社會學，其中一個前設是人的思想是由成長背景塑造而成，有不同的成長背景，就有不同的思想模式，總不成跟你不同的都是壞人敵人。即使大家都有良好意向同為香港好，但怎樣才算好，也會因背景差異而有不同看法。我們都是不足的，因着成長歷程之故，都只見到事情的一面，看不到另一面；跟我看法不同的未必是笨或貪，也有可能他看到某些重點是我看不到的，他的觀點可能補足了我的盲點。這種說法非常老套，但我就看到不少人也有好的意向，奈何站在不同位置，這邊的朋友就罵着另一邊的朋友出賣香港。
在敵我分明的思想習慣下，裂痕只有愈來愈大，我們的思考方式需要「範式轉移」。要承認我的視野並不全面，就是「認低威」，這牽涉到人的安全感、世界觀等非常根本問題，非常困難但也要做。要達到「我沒有敵人」是極高境界，但我想至少是指摘他人時，也要有勇氣檢視自己盲點，及公道地評價對方的貢獻，唯其以此作起點，才能跟自己不同的人合作，透過不同視野來互補。社運如是，社會的建設也應如是，否則香港只會陷入「所有人對抗所有人」的地獄，不用共產黨來，自己已倒塌了。
作者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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