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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已故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先生大概也想不到，如今大肆狙擊香港支援中國民主運動的人，乃是要把「建設民主中國」由香港民主運動分割出去、打着「本土」旗號的年輕一代。同樣，在佔領運動中讓香港社會耳目一新的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竟成為於運動後最先分崩離析的政治力量。在泛民主派四面楚歌、遭受北京及本土派的雙重壓力之際，學聯已「先行一步」，失去了「半壁江山」。
支聯會和學聯的處境，反映了香港社會在佔領運動後的新趨勢——拆大台。拆大台，簡而言之，是挑戰及磨平一切政治領導者的道德感召力。相對於以往講求組織和領袖魅力的社會運動，拆大台可算是一種「社運無政府主義」（暫且以「政府」二字類比社會運動的組織及領導層），創造一種「沒有領導、只有群眾」的政治浪漫，作為社會運動的感召力。在這種「反領導、反權威」的政治信念下，「騎劫」及「抽水」的指控大行其道。就連被認為激進的政治人物，也不時招來「網民」或「群眾」的倒彩——這在佔領運動後的「購物團」（一伙人在購物區以「行街購物」為名的「半示威」活動），尤為明顯。
拆大台的抗爭模式，使如今香港社運抗爭，出現一些現象：
個人責任制、權力影像化、
訴諸政治道德
一、個人責任制：以往抗爭活動的主辦單位、發言人或領軍人物，都要或多或少為活動「孭飛」，付上道義和法律責任。如今，在「誰也不代表誰」的新政治道德標準下，抗爭活動的發起人或團體，多了機會跟其發起的活動的參與者「切割」，尤其是當後者的行為被社會輿論感到過激之時。當然，公平點說，如今發起行動的主辦單位亦愈來愈未必能指揮參與者行事。
二、權力影像化：過往，政治及社運領袖的能量主要來自組織力（建立組織、規範紀律、累積參政網絡）和個人魅力。不過在「拆大台」的大勢下，組織力及領導形象本身動輒成了「政治原罪」。在此形勢下，政治及社運領袖的個人魅力及「秒殺金句」，更容易讓社會感到其政治影響力，以及維持其給予大眾的新鮮感。
三、訴諸政治道德：在「拆大台」的風氣下，政治活動及抗爭的「搞手」時刻都面對「風水輪流轉」而被人「拆大台」的風險。無論是捍衛自己的「大台」、自行避免出現「大台」，又或攻擊別人的「大台」，「搞手」們難免都要訴諸於政治道德立場又或對某種政治主張的忠誠。只有垂範於某種政治道德或道統，才有機會於「拆大台」的政治文化下維持自己的發言權，減少招來道德批判的聲音。
拆大台，固然讓輿論和行動百花齊放，或可保公民社會的活力及多元文化。不過，假如要跟建制力量「鬥長命」，上述的政治趨勢將是讓抗爭力量「根存民間」的法門，還是可能會成為組織長期抗爭工作的新挑戰？
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支聯會和學聯的處境，反映了香港社會在佔領運動後的新趨勢——拆大台。拆大台，簡而言之，是挑戰及磨平一切政治領導者的道德感召力。相對於以往講求組織和領袖魅力的社會運動，拆大台可算是一種「社運無政府主義」（暫且以「政府」二字類比社會運動的組織及領導層），創造一種「沒有領導、只有群眾」的政治浪漫，作為社會運動的感召力。在這種「反領導、反權威」的政治信念下，「騎劫」及「抽水」的指控大行其道。就連被認為激進的政治人物，也不時招來「網民」或「群眾」的倒彩——這在佔領運動後的「購物團」（一伙人在購物區以「行街購物」為名的「半示威」活動），尤為明顯。
拆大台的抗爭模式，使如今香港社運抗爭，出現一些現象：
個人責任制、權力影像化、
訴諸政治道德
一、個人責任制：以往抗爭活動的主辦單位、發言人或領軍人物，都要或多或少為活動「孭飛」，付上道義和法律責任。如今，在「誰也不代表誰」的新政治道德標準下，抗爭活動的發起人或團體，多了機會跟其發起的活動的參與者「切割」，尤其是當後者的行為被社會輿論感到過激之時。當然，公平點說，如今發起行動的主辦單位亦愈來愈未必能指揮參與者行事。
二、權力影像化：過往，政治及社運領袖的能量主要來自組織力（建立組織、規範紀律、累積參政網絡）和個人魅力。不過在「拆大台」的大勢下，組織力及領導形象本身動輒成了「政治原罪」。在此形勢下，政治及社運領袖的個人魅力及「秒殺金句」，更容易讓社會感到其政治影響力，以及維持其給予大眾的新鮮感。
三、訴諸政治道德：在「拆大台」的風氣下，政治活動及抗爭的「搞手」時刻都面對「風水輪流轉」而被人「拆大台」的風險。無論是捍衛自己的「大台」、自行避免出現「大台」，又或攻擊別人的「大台」，「搞手」們難免都要訴諸於政治道德立場又或對某種政治主張的忠誠。只有垂範於某種政治道德或道統，才有機會於「拆大台」的政治文化下維持自己的發言權，減少招來道德批判的聲音。
拆大台，固然讓輿論和行動百花齊放，或可保公民社會的活力及多元文化。不過，假如要跟建制力量「鬥長命」，上述的政治趨勢將是讓抗爭力量「根存民間」的法門，還是可能會成為組織長期抗爭工作的新挑戰？
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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