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兩個月前的《五個小孩的校長》賺人熱淚，貴在電影故事其實是真人真事。
熱心校長奮身救校，自是催淚，但讓我思考最多的，是在這個教育政策亂七八糟的年頭，原來仍有這種在洪流中堅拒讓教育變質的鄉村學校。
二○○三年，教局開始殺校，那一年，五十四間學校收到殺校令，當中不少是村校。
羅慧燕博士在殺校潮最盛時，四出蒐集村校歷史，造訪過的學校有近百間。
十年過後，過百村校餘下不足二十所，她整理出村校從中國傳統教育演變至現代學校體制的軌迹。
這天，她與專家和村民帶我們到元朗廈村，從宗祠、書室走到逃不過被殺的村校，重踏一遍村校走過的路。
二百間村校 殺剩二十間
一九七○年代，香港出生率正值高峰期，這也是村校最多的時候，羅博士說，「當時有紀錄的，約有二百間，但還有很多不在紀錄之中，我估計，有三四百間也不足為奇」。後來，村校逐漸式微，再經歷殺校潮後，現在只餘不足二十間仍然運作，其餘的，荒廢的荒廢，消失的消失。這天走到元朗廈村鄉，還能看見有上百年的卜卜齋、書室、村校校舍，算是很難得的了。翻看資料，廈村鄉早在明朝中葉就建村，當時原居於錦田的部分鄧族人，認為廈村近海有利發展漁鹽業，於是在這裏闢村定居，一直是相對富庶的村落。後來子孫繁衍，廈村再分立包括新圍在內的圍村。
源自學塾傳統
鄉村學校，與巿區學校不同，不止因為地理位置有異，還因為多承載了一份中國傳統。香港的鄉村學校，源自中國學塾傳統，歷史可追溯至明朝，甚至更早。
羅博士在新書《藍天樹下——新界鄉村學校》裏說，這些年代久遠的學塾，雖寄寓於民居，沒有名字、沒有被系統地記錄，但應該自有村落以來，就已經存在了。到了英軍登陸香港之後，新界仍一直沿襲傳統，「實力較大的宗族為了培養士子應考科舉而設立書院、書室」，那是清朝末代的事了。清朝滅亡後，新界學塾開始仿照民國學制，再過渡成為有獨立校舍的近代學校，都由民間推動，政府少干預。及至戰後，人口急增，政府開始投入一半經費，鼓勵民間辦學，五○年代於是興起一股建校潮，這也是香港鄉村學校的黃金歲月。羅博士說，那是一段民間社會史，那個年代，幾乎每一條村都渴望擁有自己的學校，村校對於村民而言，意義其實不單是一座建築物，「校舍及周遭環境都是其祖父輩胼手胝足、努力耕耘的成果」。
村校開始走下坡，是七○年代中期的事，香港人口出生率下降，學童人數逐年遞減，加上新巿鎮陸續發展，鄉村居民外遷，村校學生人數到了九○年代，才又突然上升，事關屯門難民營的越南船民獲准在港居住，村校正好可滿足船民子女的教育需要。不過，這只讓村校得以苟延殘喘，○三年開始的殺校潮，成為了村校的催命符。但羅博士認為，村校式微，並不代表它沒有存在意義，她眼中的村校，不少都有生命力——村校的自然環境，大樹環抱、綠蔭遍地；小班教學靈活彈性、師生關係親密；入學主流學校後，不少家長替孩子轉到村校，都是從中央派位不能反映出來，「村校猶如一扇氣窗，填補主流學校的不足，可惜這樣的『氣窗』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藍天樹下——新界鄉村學校》 作者﹕羅慧燕 出版﹕三聯
士宏書室 舊時卜卜齋
「歷史博物館館長今年來過，看到這個牌匾，說書室萬一塌了，最重要是這牌匾留得下。」七十一歲的新圍村民鄧季良尾叔，站在「士宏書室」四個大字下，慎重地說起來。牌匾旁，還有歷史悠久的「八仙圖」壁畫。
尾叔說，連同士宏書室在內，這裏本來有四個書室，由四房人所建。士宏書室，建於一九○○年（光緒二十六年），一九一四年曾經重修，現在列為二級歷史建築。士宏，是尾叔的爺爺，不過書室並不是由他建，是他的三個兒子為紀念他而命名。跨門而進，兩旁是關上門的房間，右邊房間門外，有「適性」二字；大廳現在沒桌沒椅，像一片空地，正中央的牆上有用藍色寫的「禮義廉恥」。尾叔說，舊時書室有八間房，都是給學生居住，「一間屋才四百呎，未有家計會，父母子女共十幾人住在一起，有些讀得書的，就住進書室，也有些是讀書叻，為考功名而住在這裏勤讀書」。他說，書室的學生往時真的考過功名，國學、貢員都有。大約到了戰前時期，書室開始荒廢，直至一九八○年代，書室又再有學生來上學，「那時候才在牆上寫上『禮義廉恥』四字，做了幼稚園」。
羅博士在書中提到，清代新界的學塾，多在富裕而有餘力的農村出現，因為有經濟實力的宗族才會建宗祠，再建學塾，用以教育家族後代讀書識字。她說，有規模的清代舊書室，至今被發現的大約有六十個。
廈村鄧氏宗祠 也用來上課
這次到元朗看鄉村學校，其中一站，尾叔帶我們來到廈村的鄧氏宗祠。這個廈村的必遊景點，其實與村校並非沒有關連，羅博士在《藍天樹下——新界鄉村學校》提到，新界村校，不少前身是從祠堂發展而來的傳統學塾，又或是設於民居或宗祠的家塾。而這座鄧氏宗祠背後，其實有一座已停辦的友恭學校，屋頂是中式瓦頂，羅博士說，推斷這所學校也一樣，前身本來是依附宗祠的私塾，後來才在後院建獨立校舍，「幾年前來這裏，還是一個廢墟的樣子，雜草叢生」，現在復修過後，才能更切實地想像當年的規模。
鄧氏宗祠，又名「友恭堂」，建於一七五○年，至今已有二百六十五年歷史，二○○七年被列為法定古蹟，祠內具歷史價值的建築構件和文物，至今保存完好，現今仍是廈村鄧族重要的祀和節慶場所。鄧氏宗祠屬於三進兩院式的清代民間建築，後院有兩個廂房，後進明間是供奉祖先神位的神龕，上有牌匾，寫着「稅院流芳」，「稅，不是交稅的稅，稅院是一個名銜，清朝皇帝頒下來的」。尾叔站在祠堂中央，指着左邊的廂房說，「我以前就在這裏上堂」，宗祠後面，就是「友恭學校」，名字源自宗祠的名字。
宗祠、學校，連同另一邊用作招待客人、及後用作教師宿舍的「禮賓樓」，建築物三為一組，一九五○年代，學生數目增加，鄧氏宗祠部分地方也用作課室。尾叔說，當年學費兩元一個月；宗祠旁有個「文昌宮」，「不用考入學試，上炷香就可以」。
友恭學校在日佔期間曾經斷續辦學，戰後重開，一九五二年成為政府資助學校，六二年，學生多達七百五十人，學校開班總數達十八班，兩年後，友恭學校在廈村鄉新生村建新校舍，這裏就完成了歷史使命。
被殺白坭校 埋葬教育理想
二○○三年，教統局開始殺校，羅博士在三年後開始和研究團隊，蒐集當時五十多間仍然存留的鄉村學校歷史。當年有收到被殺通知的廈村鄉白坭公立學校，並不在研究計劃裏，但這天羅博士來到白坭學校外，說起它的故事，還是會哽咽。
白坭學校的故事，有點像《五個小孩的校長》，同樣有個願為學校奮不顧身的校長。它在一九六八年建校，兩年後，一個來自黃大仙的教師鍾瑞映到白坭上班，後來當上校長，從此在白坭度過三十五年，直至白坭學校被殺一天。鍾校長後來在紀念刊物中寫，當年上班，她要在早上五時起牀，幾經轉折，到了流浮山，在泥濘的路上邊走邊等「白牌車」，所以有一段時間，她一直寄宿在校監夫婦家裏。因為偏遠、沒學校，白坭村當年有不少孩子失學，她說學校起初有不少超齡學生；八○年代是黃金期，位置偏遠如此的學校，學生人數有達二百人。不過，因為天水圍發展新巿鎮，鄉村居民遷移，學校在九○年代開始走下坡，學生漸少，教師也走了不少，在艱難之時，鍾校長親自駕車接送天水圍學生，也開始英語教學拓源，九八年，學校曾接收屯門難民營學生，後來也有招收尼泊爾籍孩童。
不過，白坭學校最後在殺校潮中首當其衝，被迫停辦，鍾校長回憶，說白坭承載的不止是師生、村民的真誠，還有一代教育人的辛酸和理想。
同場加映﹕下白泥碉堡
在白坭學校不遠處，有一座樓高兩層的建築，外觀看起來像普通以磚砌的平房——這是一座四方形碉堡，由追隨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黨人所建，時為一九一○年左右，即是廣州新軍起義前後，二○一一年列為法定古蹟。
白坭學校所在的下白泥，在清末時代，是孫中山革命的基地之一。選址元朗稔灣的下白泥，原因是它面向后海灣，二十世紀初，這裏是人迹罕至的地方，沿岸的長泥灘和叢林有利匿藏，在廣州的革命黨人，可從水路逃至這裏。
一九○一年，香港富商李陛的三子李紀堂，先在屯門䃟石灣一帶建青山農場，儲存軍械，試行射擊，及後也曾經接濟因革命運動逃亡的人。後來，在惠州起義中刺殺兩廣總督失敗的鄧蔭南逃至香港，在下白泥良雀坑口建立碉堡做基地。
碉堡以青磚建成，外牆有槍孔。這裏附近原建有稻米磨坊、煉糖廠，但早已被拆卸。
文/ 陳嘉文
圖/ 劉焌陶、羅慧燕博士提供
編輯/方曉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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