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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香港政治中代表社會不同聲音的各種政治力量往往被簡單劃分為建制派和泛民主派兩大陣營。建制和泛民都是「港人治港」的重要力量，而他們之間劃分的標準通常是憑藉各自對於中央政府的態度。因此，建制派往往被認為是「親北京派」，而泛民主派則成為中央政府和建制派眼中的「反對派」。
建制泛民對抗 政治困局源頭
回歸18年來，建制與泛民之間的二元對抗成為香港政治的結構性因素，亦成為香港政治困局的主要源頭，值得認真觀察。總體而言，香港政治這種以反政權的總體性政治對抗為基調的二元結構是荒謬的，既不利於「一國兩制」的落實，也不利於特區政府施政。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所謂「建制派」與「泛民派」之間的劃分標準本身就不是合理的。在現代政治生活裏，出現相對保守陣營和相對自由陣營的對立本來是選舉政治的常態；但這樣的陣營區分，通常是「議題主導型」，即雙方陣營的差別主要體現在針對各種具體政策議題的不同政綱。比如究竟是大政府還是小政府、增稅還是減稅、福利優先還是效率優先、支持墮胎權還是反對墮胎權等等。議題主導型的政黨分野有利於選民作出便捷的判斷和選擇。除非是在革命或者政變等特殊情形下，鮮見以對政權的根本態度來劃分政黨界線。但不幸的是，香港建制和泛民的區分，基本根據不同政黨對於國家主體政治秩序的態度——即所謂「愛國愛港」問題——來劃分。其結果是，泛民永遠以中國政權的挑戰者姿態出現，被納入到「永恆反對派」的範疇內，而非日常管治的合作伙伴。這不但使其成為「搞事」的代名詞，還阻滯了有着更重要意義的本地政策辯論的深入開展。
第二，香港建制派與泛民派的組成極為駁雜，無論在政治觀點還是意識形態上即便在各自陣營內部都很難形成共識。每到政治關鍵時刻，無論是建制還是泛民，內部都往往出現多重取態，為了整合各自內部的資源、形成一致意見都已需要耗費大量精力。比如在建制派內部，既有傳統左派勢力、工會勢力，又有意識形態色彩較淡的民建聯、經民聯等，更有代表工商界利益、政治取態保守的自由黨，還有試圖尋找中間平衡路線的新民黨。如此複雜的內部組成幾乎使「建制派」根本無法被稱之為一「派」，因為它們之間唯一共通的基礎就是不反對國家主權、不反對國家的基本制度、願意同北京溝通——但這是所有對香港負責的本地政黨都應做到的最低要求。泛民主派內部也同樣是色彩斑斕，不同政治派別之間的觀點千差萬別，但其共通一點就是挑戰國家政權、反對現行體制、力圖推翻主體政治秩序，北京指摘他們「逢中必反」雖然尖銳但亦是實情。試問在這樣奇特的政黨圖景下，香港的地方政治如何能夠不陷入困局呢？
第三，香港建制派和泛民主派之間的政治辯論長期失焦，本地議題淪為政治和意識形態鬥爭的工具。因此，香港的政黨政治中最能引起激烈爭論的往往不是那些重要的「在地」議題，反而是香港社會根本無力可及的、空洞的國家層面政治和意識形態問題。即使本地政策議題也常常是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被無限上綱，得不到專業的深入討論。在這樣的「離地」的政治惡鬥中，政黨的發展也與現實脫節。要求主要關注香港本地利益的「本土派」應運而生成為必然。
特區當前的政黨政治格局是立法困境、施政困難和政治困局的根源之一。要走出困局，首先在於泛民主派需要拋棄政治對抗思維，承認國家主體政治秩序，並在這一前提下發展自身的政策主張、監督特區政府施政、維護好香港的利益，並通過選舉來參加特區的管治工作。畢竟作為香港的政治力量，泛民的活動重心應該是改善本地管治，而非推翻中央政府，當然更不要有意無意充當西方國家同中國進行顛覆和反顛覆政治較量中的棋子。
其次，香港政黨政治的主題需要轉向以本地政策議題為導向的新的政治辯論。香港政治生活的主題應該是香港，政策辯論亦需要「在地化」，政黨政治的目的是改善民生、提高管治質素，而不是革命。因此，政治分野的兩方都需要使本地的政策辯論非政治化、非意識形態化。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力不能逮的國家級政治領域，也構成對香港市民利益的忽視和放任。
治理型反對黨抑或革命型反對黨？
最後，若香港政治要走出困局，泛民主派就必須要作出一個艱難的抉擇：究竟是要成為治理型的反對黨還是革命型的反對黨？治理型的反對黨，就是要承認北京的管治權威、在國家的主體政治秩序內參加本地政策辯論，開展選舉活動，其目的是改善本地治理、監督特區施政。若泛民能完成這樣的轉型，香港政局走向良性互動就有了保證。而革命性的反對黨則是以挑戰現有政治秩序、推翻國家政權為己任。如果泛民中的大部分力量決定保持這樣的對抗者地位，可想而知北京也必定採取更為嚴格的、有針對性的管控措施來確保他們的活動不損害國家安全和政權安全。那樣的話，中央、特區和香港社會面臨的將是得不償失的「三輸」之局。
作者是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建制泛民對抗 政治困局源頭
回歸18年來，建制與泛民之間的二元對抗成為香港政治的結構性因素，亦成為香港政治困局的主要源頭，值得認真觀察。總體而言，香港政治這種以反政權的總體性政治對抗為基調的二元結構是荒謬的，既不利於「一國兩制」的落實，也不利於特區政府施政。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所謂「建制派」與「泛民派」之間的劃分標準本身就不是合理的。在現代政治生活裏，出現相對保守陣營和相對自由陣營的對立本來是選舉政治的常態；但這樣的陣營區分，通常是「議題主導型」，即雙方陣營的差別主要體現在針對各種具體政策議題的不同政綱。比如究竟是大政府還是小政府、增稅還是減稅、福利優先還是效率優先、支持墮胎權還是反對墮胎權等等。議題主導型的政黨分野有利於選民作出便捷的判斷和選擇。除非是在革命或者政變等特殊情形下，鮮見以對政權的根本態度來劃分政黨界線。但不幸的是，香港建制和泛民的區分，基本根據不同政黨對於國家主體政治秩序的態度——即所謂「愛國愛港」問題——來劃分。其結果是，泛民永遠以中國政權的挑戰者姿態出現，被納入到「永恆反對派」的範疇內，而非日常管治的合作伙伴。這不但使其成為「搞事」的代名詞，還阻滯了有着更重要意義的本地政策辯論的深入開展。
第二，香港建制派與泛民派的組成極為駁雜，無論在政治觀點還是意識形態上即便在各自陣營內部都很難形成共識。每到政治關鍵時刻，無論是建制還是泛民，內部都往往出現多重取態，為了整合各自內部的資源、形成一致意見都已需要耗費大量精力。比如在建制派內部，既有傳統左派勢力、工會勢力，又有意識形態色彩較淡的民建聯、經民聯等，更有代表工商界利益、政治取態保守的自由黨，還有試圖尋找中間平衡路線的新民黨。如此複雜的內部組成幾乎使「建制派」根本無法被稱之為一「派」，因為它們之間唯一共通的基礎就是不反對國家主權、不反對國家的基本制度、願意同北京溝通——但這是所有對香港負責的本地政黨都應做到的最低要求。泛民主派內部也同樣是色彩斑斕，不同政治派別之間的觀點千差萬別，但其共通一點就是挑戰國家政權、反對現行體制、力圖推翻主體政治秩序，北京指摘他們「逢中必反」雖然尖銳但亦是實情。試問在這樣奇特的政黨圖景下，香港的地方政治如何能夠不陷入困局呢？
第三，香港建制派和泛民主派之間的政治辯論長期失焦，本地議題淪為政治和意識形態鬥爭的工具。因此，香港的政黨政治中最能引起激烈爭論的往往不是那些重要的「在地」議題，反而是香港社會根本無力可及的、空洞的國家層面政治和意識形態問題。即使本地政策議題也常常是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被無限上綱，得不到專業的深入討論。在這樣的「離地」的政治惡鬥中，政黨的發展也與現實脫節。要求主要關注香港本地利益的「本土派」應運而生成為必然。
特區當前的政黨政治格局是立法困境、施政困難和政治困局的根源之一。要走出困局，首先在於泛民主派需要拋棄政治對抗思維，承認國家主體政治秩序，並在這一前提下發展自身的政策主張、監督特區政府施政、維護好香港的利益，並通過選舉來參加特區的管治工作。畢竟作為香港的政治力量，泛民的活動重心應該是改善本地管治，而非推翻中央政府，當然更不要有意無意充當西方國家同中國進行顛覆和反顛覆政治較量中的棋子。
其次，香港政黨政治的主題需要轉向以本地政策議題為導向的新的政治辯論。香港政治生活的主題應該是香港，政策辯論亦需要「在地化」，政黨政治的目的是改善民生、提高管治質素，而不是革命。因此，政治分野的兩方都需要使本地的政策辯論非政治化、非意識形態化。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力不能逮的國家級政治領域，也構成對香港市民利益的忽視和放任。
治理型反對黨抑或革命型反對黨？
最後，若香港政治要走出困局，泛民主派就必須要作出一個艱難的抉擇：究竟是要成為治理型的反對黨還是革命型的反對黨？治理型的反對黨，就是要承認北京的管治權威、在國家的主體政治秩序內參加本地政策辯論，開展選舉活動，其目的是改善本地治理、監督特區施政。若泛民能完成這樣的轉型，香港政局走向良性互動就有了保證。而革命性的反對黨則是以挑戰現有政治秩序、推翻國家政權為己任。如果泛民中的大部分力量決定保持這樣的對抗者地位，可想而知北京也必定採取更為嚴格的、有針對性的管控措施來確保他們的活動不損害國家安全和政權安全。那樣的話，中央、特區和香港社會面臨的將是得不償失的「三輸」之局。
作者是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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