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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距離政改方案提交立法會表決的日子只餘數天，對於聲言為香港爭取民主廿多年的人士而言，剩下這數天，與其繼續高喊不着邊際的口號，不如務實一點， 思考如何為香港爭取民主，設計普選制度。作為商人，我一向的原則是「實事求是」，面對目前的政改方案，問題只有一個︰「是否收貨？」就此，我想先與大家分享幾個觀點。
普選是不斷自我完善的過程
首先，普選是不斷自我完善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並沒有所謂完美的「真普選」。政治制度的變革是一件大事，必須謹慎思量，我們要爭取「民主」，要先認清「民主」對香港有什麼好處，值得大家爭取。於我而言，民主制度可讓人民發表意見、政權和平交替、加強政治問責，這些都是民主制度的好處；然而從西方國家實行民主制度的經驗，我們亦可發現民主制度的不足。
很多人高舉民主的「國際標準」，作為經常「周圍跑」的人，我看到的不是什麼「國際標準」，反而是各種值得大家反思的「國際經驗」。先看看美國，這個「民主大國」有着「兩黨制」的政治現實，一般而言若非共和黨或民主黨人，能夠獲提名成為候選人的機會幾乎是零，這種「篩選」完全不符合所謂「真普選」的標準。雖然兩黨制並非完全「民主」，但在政治上卻比較有「效率」，也有可取之處。 除了不完美的被選權，在當選機會方面，是否真的公平？坦白而言，美國的總統選舉就是鬥籌款，去年 4 月，美國最高法院甚至宣布廢除競選開支限制，取消候選人受捐助的總金額上限，這種加劇「金權政治」的選舉方法是否所謂「國際標準」？當大家都知道這種「民主」並不公平時，美國法院卻認為政治捐獻者有「自由」捐錢給其心儀的候選人。
再看看法國，1946年全盤引進英國式的議會制，但「橘過淮則為枳」，在英國可以實行的制度在法國卻造成政治不穩，隨後12年間換了24個政府。到了1958年，《法國第五共和國憲法》制定後，實踐了現有的法國民主制度，當中的提名機制有點「提名委員會」的味道，候選人必須取得 500 個「民選代表」提名， 而所謂「民選代表」包括國會議員、參議院、社會經濟委員會委員、地方議會議員或市長。這種提名委員會當然也不是完全「民主」，但卻帶來了政治上的「穩定」。
國際經驗告訴我們，政治制度沒有完全的「民主」，也沒有所謂「真普選」，而是「混合模式」的政制。「民主」、「效率」、「自由」、「穩定」都是構成政制的重要元素。理想中，百分百純金才是「真金」；但在實用意義上，「合金」比「純金」有用。「混合模式」政制就是「合金」，香港要想想我們需要怎樣的「普選制度」。 尤其是在這個討論過程中，要反思如今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如何改進，不要走西方民主的舊路，重蹈覆轍。
西方民主最大問題是「否決政治」
我認為目前西方民主制度最大的問題就是「否決政治」。什麼是「否決政治」？ 就是基於「政治原因」而「否決」。「否決」如果是出於理性，當然沒有問題，甚至能有效改善施政。然而，西方民主制度的「否決政治」，則是不管對錯，總之是敵對黨派提出的政策，就鐵定反對，美國的醫療改革和移民改革就因此遇上重重阻礙。政治對手利用多個「否決點」，誓要拉倒改革，造成社會不公，經濟不行，改革不成，民主變成了僵化的政治制度。大家都知道，香港面對目前經濟、 社會方面的深層次矛盾，是急須改革的年代，我們是否要讓這種「否決政治」在香港落地生根？
其實，商界一直都擔心普選會帶來民粹主義、福利主義。這種擔心不是沒有理據， 例如希臘面對嚴重的債務危機，理性上應謹慎處理好國家經濟，但卻普選出一個反緊縮的總理齊普拉斯，歐美地區的民粹主義，的確令到很多商界對普選有所保留。然而，近日商界難得地支持政改方案，是因為顧全大局，希望為全港 500 萬選民爭取投票權，是為「大義」。手持否決權的議員，如果去到最後仍只是關心民主派可否獲得百分百保證出閘，只是自私的表現，能否配得上「民主」之名？真正的「民主派」應該在最後關頭，展現道德勇氣，為香港落實普選作出承擔。
最後，我想分享多年從商的一個要訣，就是建立「信任」。香港不是一個獨立的政體，我們在「一國兩制」下要成功建立民主制度，必須與中央建立信任。中央履行承諾，提出可以落實的普選方案，如果到最後關頭反而被泛民主派議員拉倒，只會破壞中央對香港的信任。這些投反對票的議員，如何在未來與中央重建信任？如果信任關係破壞了，他們又打算用何種手段繼續爭取民主？這些問題如果未有清晰的回答，他們下一步失信的將會是市民。近年，香港社會趨於撕裂， 這是追求民主的必然結果。重點是，我們如何在撕裂的社會盡力尋求共識，收窄分歧，而非進一步撕裂。回到現實，落實普選，令社會從糾纏不清的政治議題中抽身，聚焦處理經濟及社會發展，才是遏止撕裂的第一步。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連這一步都不願踏出的人，怎樣值得大家信任？
人無完人，由人設計的制度也不可能完美。追求完美的方法是不斷改進，而改進的基礎是實踐。要成功建立民主制度，靠的不是口號，而是「務實」、「承擔」與 「信任」。這個方案，我會收貨。
作者是恒隆集團董事長
普選是不斷自我完善的過程
首先，普選是不斷自我完善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並沒有所謂完美的「真普選」。政治制度的變革是一件大事，必須謹慎思量，我們要爭取「民主」，要先認清「民主」對香港有什麼好處，值得大家爭取。於我而言，民主制度可讓人民發表意見、政權和平交替、加強政治問責，這些都是民主制度的好處；然而從西方國家實行民主制度的經驗，我們亦可發現民主制度的不足。
很多人高舉民主的「國際標準」，作為經常「周圍跑」的人，我看到的不是什麼「國際標準」，反而是各種值得大家反思的「國際經驗」。先看看美國，這個「民主大國」有着「兩黨制」的政治現實，一般而言若非共和黨或民主黨人，能夠獲提名成為候選人的機會幾乎是零，這種「篩選」完全不符合所謂「真普選」的標準。雖然兩黨制並非完全「民主」，但在政治上卻比較有「效率」，也有可取之處。 除了不完美的被選權，在當選機會方面，是否真的公平？坦白而言，美國的總統選舉就是鬥籌款，去年 4 月，美國最高法院甚至宣布廢除競選開支限制，取消候選人受捐助的總金額上限，這種加劇「金權政治」的選舉方法是否所謂「國際標準」？當大家都知道這種「民主」並不公平時，美國法院卻認為政治捐獻者有「自由」捐錢給其心儀的候選人。
再看看法國，1946年全盤引進英國式的議會制，但「橘過淮則為枳」，在英國可以實行的制度在法國卻造成政治不穩，隨後12年間換了24個政府。到了1958年，《法國第五共和國憲法》制定後，實踐了現有的法國民主制度，當中的提名機制有點「提名委員會」的味道，候選人必須取得 500 個「民選代表」提名， 而所謂「民選代表」包括國會議員、參議院、社會經濟委員會委員、地方議會議員或市長。這種提名委員會當然也不是完全「民主」，但卻帶來了政治上的「穩定」。
國際經驗告訴我們，政治制度沒有完全的「民主」，也沒有所謂「真普選」，而是「混合模式」的政制。「民主」、「效率」、「自由」、「穩定」都是構成政制的重要元素。理想中，百分百純金才是「真金」；但在實用意義上，「合金」比「純金」有用。「混合模式」政制就是「合金」，香港要想想我們需要怎樣的「普選制度」。 尤其是在這個討論過程中，要反思如今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如何改進，不要走西方民主的舊路，重蹈覆轍。
西方民主最大問題是「否決政治」
我認為目前西方民主制度最大的問題就是「否決政治」。什麼是「否決政治」？ 就是基於「政治原因」而「否決」。「否決」如果是出於理性，當然沒有問題，甚至能有效改善施政。然而，西方民主制度的「否決政治」，則是不管對錯，總之是敵對黨派提出的政策，就鐵定反對，美國的醫療改革和移民改革就因此遇上重重阻礙。政治對手利用多個「否決點」，誓要拉倒改革，造成社會不公，經濟不行，改革不成，民主變成了僵化的政治制度。大家都知道，香港面對目前經濟、 社會方面的深層次矛盾，是急須改革的年代，我們是否要讓這種「否決政治」在香港落地生根？
其實，商界一直都擔心普選會帶來民粹主義、福利主義。這種擔心不是沒有理據， 例如希臘面對嚴重的債務危機，理性上應謹慎處理好國家經濟，但卻普選出一個反緊縮的總理齊普拉斯，歐美地區的民粹主義，的確令到很多商界對普選有所保留。然而，近日商界難得地支持政改方案，是因為顧全大局，希望為全港 500 萬選民爭取投票權，是為「大義」。手持否決權的議員，如果去到最後仍只是關心民主派可否獲得百分百保證出閘，只是自私的表現，能否配得上「民主」之名？真正的「民主派」應該在最後關頭，展現道德勇氣，為香港落實普選作出承擔。
最後，我想分享多年從商的一個要訣，就是建立「信任」。香港不是一個獨立的政體，我們在「一國兩制」下要成功建立民主制度，必須與中央建立信任。中央履行承諾，提出可以落實的普選方案，如果到最後關頭反而被泛民主派議員拉倒，只會破壞中央對香港的信任。這些投反對票的議員，如何在未來與中央重建信任？如果信任關係破壞了，他們又打算用何種手段繼續爭取民主？這些問題如果未有清晰的回答，他們下一步失信的將會是市民。近年，香港社會趨於撕裂， 這是追求民主的必然結果。重點是，我們如何在撕裂的社會盡力尋求共識，收窄分歧，而非進一步撕裂。回到現實，落實普選，令社會從糾纏不清的政治議題中抽身，聚焦處理經濟及社會發展，才是遏止撕裂的第一步。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連這一步都不願踏出的人，怎樣值得大家信任？
人無完人，由人設計的制度也不可能完美。追求完美的方法是不斷改進，而改進的基礎是實踐。要成功建立民主制度，靠的不是口號，而是「務實」、「承擔」與 「信任」。這個方案，我會收貨。
作者是恒隆集團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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