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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港大、中大、理大合作的「三大學政改滾動民調」在政改表決前一周出現「黃金交叉」的逆轉現象。反對政府政改方案的受訪者開始超前支持者,增加了反對一方的士氣,泛民議員集體堅持對「假普選」投下反對票,使方案遭致否決已無懸念。重點是,政改方案遭否決後,殘局如何收拾?「香港普選」是否就被判了死刑?北京將面臨3種選擇。
第一種選擇是中央和特區政府當作什麽都沒發生過,梁振英繼續當他的特首,「8.31」人大決定原封不動,特區政府在這波真假普選攻防戰告一段落後,在適當的時機,根據現行的「小圈子選舉」規定,準備2017年的特首選舉。
不過,此一選擇有個前提,即反對派也不再有較大的抗爭行動,市民的心情逐漸撫平,特首梁振英逐漸恢復來自社會的信任,特區政府繼續正常運作。然而,持續多年的特區政府的管治危機,經過「雨傘運動」已達至臨界點,而梁振英特首的認受性更因其推出的政改方案被否決而跌至谷底則是不爭的客觀事實。因此,要期待以梁振英為首的特區政府繼續帶領香港,推動社會發展與進步,幾乎不可能。這點北京心知肚明,別忘了之前有董建華的前車之鑑。
北京的第二個選擇就是在短期內換掉梁振英,同時擱置推進普選。此一選擇會有一定效果,而且對北京而言成本最低。問題是,如今無論是特首梁振英的人氣,還是其所面臨的管治危機,都遠比當年的董建華後期來得嚴峻。再者,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遭到否決,突顯特區政府無能力成功整合香港社會,讓政改方案通過,負有最直接的責任。
簡言之,起用形象較開明的建制派替代梁振英,多少會為社會帶來一定的期待,減緩對特區政府的壓力。然而,此一選擇並不能根本解決特區政府的認受性問題,屬於治標不治本的辦法。
對北京而言,難度較大的是第三個選擇,也就是對症下藥,盡早重啓政改,同時修正「8.31」決定,盡快讓普選問題軟着陸,讓已嚴重撕裂的香港社會恢復和諧。誠然,一年來從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到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再到對「佔中」與「雨傘運動」的定性及5月31日港澳辦、基本法委員會、中聯辦3位主任代表中央政府在立法會表決前與泛民議員最後一次集體會面時的強硬口吻來看,北京不太可能在普選問題上作出大幅度的修正。
不過,根據「國家最高法律權威」的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所制訂的政改方案遭到地方議會否決,造成中央政府的威信遭受前所未有的傷害,是嚴重的歷史性事件,北京最高層必定會要求下面提交責任所屬清晰的報告書,了解問題出在哪裏。
另一方面,儘管人大常委會、港澳辦、中聯辦對外口徑一致、強硬到底,但是普選問題複雜,中央內部對政改是通過好,還是不通過好的看法其實也並非鐵板一塊。
港普選問題 牽連海峽兩岸
不難預見的是,政改方案遭否決後,香港社會的民主運動及連帶的各種抗爭包括激進本土派的崛起恐將持續下去。倘若香港普選問題無法軟着陸,社會出現長期動盪不安的狀况,不僅給北京帶來「連這麽小的香港也搞不定」的壓力,同時也將進一步強化台灣社會對北京的「離心力」,並產生直接將蔡英文送進總統府的效果。而港台「離心力」加劇,也必然對北京目前正在強勢推動的「中國夢」與「一帶一路」新國家戰略帶來「拖後腿」的負面影響。
更重要的是,習近平政府會願意在歷史上留下「治港無方」的惡名嗎?總而言之,在現階段就斷言香港普選問題無法軟着陸或香港民主發展無望,還言之過早。
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第一種選擇是中央和特區政府當作什麽都沒發生過,梁振英繼續當他的特首,「8.31」人大決定原封不動,特區政府在這波真假普選攻防戰告一段落後,在適當的時機,根據現行的「小圈子選舉」規定,準備2017年的特首選舉。
不過,此一選擇有個前提,即反對派也不再有較大的抗爭行動,市民的心情逐漸撫平,特首梁振英逐漸恢復來自社會的信任,特區政府繼續正常運作。然而,持續多年的特區政府的管治危機,經過「雨傘運動」已達至臨界點,而梁振英特首的認受性更因其推出的政改方案被否決而跌至谷底則是不爭的客觀事實。因此,要期待以梁振英為首的特區政府繼續帶領香港,推動社會發展與進步,幾乎不可能。這點北京心知肚明,別忘了之前有董建華的前車之鑑。
北京的第二個選擇就是在短期內換掉梁振英,同時擱置推進普選。此一選擇會有一定效果,而且對北京而言成本最低。問題是,如今無論是特首梁振英的人氣,還是其所面臨的管治危機,都遠比當年的董建華後期來得嚴峻。再者,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遭到否決,突顯特區政府無能力成功整合香港社會,讓政改方案通過,負有最直接的責任。
簡言之,起用形象較開明的建制派替代梁振英,多少會為社會帶來一定的期待,減緩對特區政府的壓力。然而,此一選擇並不能根本解決特區政府的認受性問題,屬於治標不治本的辦法。
對北京而言,難度較大的是第三個選擇,也就是對症下藥,盡早重啓政改,同時修正「8.31」決定,盡快讓普選問題軟着陸,讓已嚴重撕裂的香港社會恢復和諧。誠然,一年來從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到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再到對「佔中」與「雨傘運動」的定性及5月31日港澳辦、基本法委員會、中聯辦3位主任代表中央政府在立法會表決前與泛民議員最後一次集體會面時的強硬口吻來看,北京不太可能在普選問題上作出大幅度的修正。
不過,根據「國家最高法律權威」的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所制訂的政改方案遭到地方議會否決,造成中央政府的威信遭受前所未有的傷害,是嚴重的歷史性事件,北京最高層必定會要求下面提交責任所屬清晰的報告書,了解問題出在哪裏。
另一方面,儘管人大常委會、港澳辦、中聯辦對外口徑一致、強硬到底,但是普選問題複雜,中央內部對政改是通過好,還是不通過好的看法其實也並非鐵板一塊。
港普選問題 牽連海峽兩岸
不難預見的是,政改方案遭否決後,香港社會的民主運動及連帶的各種抗爭包括激進本土派的崛起恐將持續下去。倘若香港普選問題無法軟着陸,社會出現長期動盪不安的狀况,不僅給北京帶來「連這麽小的香港也搞不定」的壓力,同時也將進一步強化台灣社會對北京的「離心力」,並產生直接將蔡英文送進總統府的效果。而港台「離心力」加劇,也必然對北京目前正在強勢推動的「中國夢」與「一帶一路」新國家戰略帶來「拖後腿」的負面影響。
更重要的是,習近平政府會願意在歷史上留下「治港無方」的惡名嗎?總而言之,在現階段就斷言香港普選問題無法軟着陸或香港民主發展無望,還言之過早。
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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