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回歸18年，一國兩制在香港實施遭受連番重大挫折。是時候要問，一國兩制是個壞主意嗎？
近期有關一國兩制的討論，聚焦於一個國家與兩種制度孰輕孰重，及兩者的依存關係。其實，鄧小平在1980年代提出這憲法原則，要實現的最大目標是統一中國。所謂一國兩制，就是「一個中國，兩種制度」。容許兩種制度並存，是權宜之計，是為了完成統一國家大業不得不作的妥協、讓步甚至犧牲。
這個令天開的妙想最高明之處，是將一個本來無法想像，更難以說服當事人和國際社會的提議（把500萬享有高度自由的殖民地子民交給一個共產政權）變成一種可信、可能成功和可以接受的安排。鄧小平以和平、理性和文明的方式收回香港，在這個過程中沒有用過一兵一卒，卻創造了一個三贏的局面：洗雪國恥，壯大中國人的民族自尊、給予「被回歸」的香港人希望，又讓英國人可以有體面地撤退。德國的鐵血首相卑斯麥說政治是可能的藝術（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鄧小平以不凡的政治想像力完成一個幾乎不可能的任務，在這件事情上，稱他為政治的藝術家並非過譽。
可是，權宜之計畢竟只是權宜之計。一國兩制能否經得起50年的考驗，仍然是懸而未決的問題。前總理溫家寶在任的時候多次提到香港的「深層次內部矛盾」，其實香港的深層次內部矛盾與一國兩制的深層次內部矛盾是分不開的。一國兩制是一個絕妙的主意，但也是一個有嚴重缺陷的主意。
香港被英國殖民統治150年，香港人必須下決心正視和處理長期被殖民遺留的問題，否則被殖民的後遺症會陰魂不散地對這個城市纏擾不休。簡言之，這就是回歸之後，香港人「房間裏的大象」（the elephant in the room）：一個人人都看到但沒有人肯承認和面對的問題。
問題既關主人 又關宗主國
這可以說是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造成的意識形態後果（ideological consequence）。本質上，殖民主義是一套殖民者用來支配和統治被殖民者的經濟制度和政治架構。要推行有效的所謂「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必然要重新審視前殖民地制定規則、執行決策、運用資源、分配權力和瓜分利益的方法；並往往要從組織、制度和架構上作重大的改革和做大手術。
97之後，香港可以繼續擁有自己的政治制度、法律體系與經濟政策，「馬照跑，舞照跳」的生活方式不變，這是一國兩制言明的原則。沒有言明的原則，是支撐着「馬照跑，舞照跳」這種生活方式的權力關係和遊戲規則也不會改變。從這個角度看，香港回歸後擺脫的只是殖民地之名而非殖民地之實。很多香港人所過的生活仍然是殖民地子民的生活。舉個例，地產發展商對香港經濟以至香港人生活的支配，完全可以用「殖民化」（colonize）來形容。研究後殖民主義的學者發現，殖民統治結束之後，大多數社會仍然受制於種種或明或暗的「新殖民剝削」（neo-colonial exploitation）。香港正是這類情况的矚目例子，只是她的問題並非單單來自它的前殖民地主人，也跟她的宗主國奉行的政策有關；委實充滿諷刺意味。
一國兩制的特色在於它的相容性和包容性，回歸之後不翻香港人做殖民地順民的舊帳，是管治香港的定調和主旋律。結果，香港人只看到中國共產黨的「罪」，沒有反省自己的「責」。這造就了他們道德上的優越感。一般而言，當漫長的殖民統治結束，後殖民社會最強烈的衝動就是尋找一個屬於自己的身分，學者稱這種強烈的欲望為「the post-colonial desire」。香港人被他們的殖民地主人拋棄，卻又無法接受管治他們祖國的政權，於是他們對身分的追求變成了一種對「自我」和「本土」的捍衛甚至執迷。
身分的追求 變成「本土」的執迷
提出「東方主義」（Orientalism）學說的理論家薩伊德（Edward Said）說，後殖民主義是一個不斷抗爭和重建的過程（Post-colonialism is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resistance and reconstruction.）。在香港不再是殖民地的這18年來，不少香港人也在不斷抗爭。然而他們抗爭的對象究竟是誰，着實是耐人尋味的問題。
林沛理
專欄作家
新聞類別
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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