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遊柬埔寨，紀念品店到處有賣一種叫krama的廉價圍巾，它以硬身棉布製成，呈藍紅色格仔花紋。
當我離開吳哥窟附近的酒店時，女服務員從大堂追出來，把一條圍巾掛在我脖子上，祝我旅途愉快。
明顯是酒店待客的商業點子，我裝模作樣跟她合十告別，登上巴士離開。
從吳哥窟位於的暹粒市，坐七個小時巴士就到達首都金邊。
到此一定會參觀赤柬於七十年代虐待政治犯的tuol sleng監獄。
我沒想過，在這裏會重遇「柬埔寨特色圍巾」。
一名倖存者Chum Mey在回憶錄裏說，獄卒虐待囚犯前，會把受害者蒙眼，他本來戴着一條圍巾，被搶過來成為蒙眼工具，其後他在監獄被毒打、電擊、扯甩腳甲，逃命時更目睹妻兒被殺。
在這監獄裏，約有一萬四千人受虐而死。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形容，「柬埔寨是個對比強烈的國家，旅客被兩個景點吸引，吳哥窟象徵它的輝煌過去；赤柬的殺戮場象徵它的創傷。」在旅客眼中，「兩個柬埔寨」對比太大了。
然而細看究竟，又可以從古蹟看到今日柬國千瘡百孔的國情；從異國的暴政，也能窺見到放諸四海皆準的人性。
古城 過去的繁盛 現在的吸金
因為王家衛一套《花樣年華》，「吳哥窟」在香港為人熟悉，不少人慕名去尋找梁朝偉把心事埋藏的樹洞。然而吳哥窟所以聞名於世，全因法國殖民者。吳哥王國是千年前的遠古文明（公元九世紀到十五世紀），王室信奉印度教和佛教，於是用石頭興建多棟廟寺。至柬埔寨在一八六三至一九五四年成為法國屬地，法國探險家深入叢林把荒廢了的寺廟「再發現」，並向西方國家推廣。「吳哥」象徵的繁盛形象，讓近年多災多難的柬國可回望過去，追憶一個遙遠美好的神話。柬埔寨國旗上那三個佛塔，正是吳哥窟的身影。
中國客增長 懂普通話吃香
放在現代時空，吳哥窟成為了柬國旅遊業「吸水力最強勁」的資產，可謂靠佢「食老本」。每年有逾一百萬遊客到訪，佔全國遊客近半。其中，來自中國內地的遊客增長最快，在古廟裏，他們一團團來，豪氣地購買小販兜售的沉香手鏈和十美元一幅的風景畫。當地導覽員爭相學普通話，懂英語的賺二十美元一天，懂普通話可加價到四十美元。寺內不時有赤腳兒童向遊客兜售水果，小女孩猜我是內地人，跟我用普通話說﹕「姐姐，買水果嗎？」
有個說法，吳哥窟乃神聖之地，遊客不可衣著性感入場。近年有關吳哥最hit的新聞，就是有法國和美國青年，於寺內拍裸照，成為國際醜聞。在寺內，我也看到有遊客在古蹟倒立、做掌上壓等無聊行徑。但感覺是，當地人見怪不怪，窮得太久的國家和國民，或許更在意是遊客帶來的現鈔。參觀吳哥窟寺廟群，三天門票盛惠四十美元，由私人公司替柬國政府收，如潮水的旅客帶來可觀收入，但吳哥門票引伸的帳目混亂問題，一直為當地輿論詬病。專門研究柬國歷史的澳洲學者David Chandler批評，柬國貪污，吳哥門票收金縱多，卻未見造福社會。三天下來，我參觀了逾十間廟，發現修復工作主要倚靠「外國勢力」，每間廟均由不同國家出資協助保育維修，有日本、中國、瑞士、德國等，如同「八國聯軍護吳哥」。
「八國聯軍」保育吳哥
柬國古廟保育問題，在一個偏遠寺廟叫Beng Mealea表露無遺，該寺廟已被「半私有化」。原來通往寺廟的路破爛不堪，二○○三年，政府把這寺外判給一間叫kham someth的建築公司，簽訂三十五年合約，公司投資二千一百萬美元鋪柏油路，並有權在附近建酒店高球場，再向入場遊客收取五美元路費。然而寺廟的管理卻奇差。入寺後，有穿政府制服的阿叔表示可提供導覽服務，他衣著破爛，身上發出三日沒洗澡的味道。入目所見，整個廟已塌陷，亂石滿地，不像重點寺廟般有人進行保育工作。阿叔拉着我的手帶我爬進廢墟，像歷奇探險般爬來爬去，作出無厘頭的英語解說，並不斷替我拍照。說實在，能夠在千年古蹟裏像《奪寶奇兵》主角般探險，的確頗刺激，但想到千年古廟任我踐踏攀爬，實在有違保育常識。最後，阿叔問我拿了五美元小費，到了這刻，我已不想深究錢是他自己收的，替私人公司收，還是替政府收。在柬埔寨問這種問題，似乎太天真。
人民 赤柬過去 赤貧仍有
離開古寺，在出口看到一個牌，上寫「地雷地帶﹕自二○○三年於此範圍已搜出四百餘地雷，由聯合國聯同德國政府協助」。這牌子又再提醒遊客，柬國近年的浩劫。自七十年代，美國、越南和柬埔寨不同政權因戰爭於境內留下大量未爆炸藥。參觀吳哥的遊客，常在寺廟出口見到一班身體殘障的阿叔拉奏樂器，向遊客要求打賞，旁邊有個告示寫着「地雷受害者」。這種把「不幸展示」的籌款手法，在柬埔寨經常出現，叫人心裏有點難過。
在柬埔寨，旅客多坐由電單車改裝的tuk tuk作交通工具。我的tuk tuk司機Pros Bou今年三十餘歲，非常賣力，利用手機apps接待世界各地客人。他開車近十年，太太在旅遊區賣民俗服，女兒六歲。Pros Bou讓我看到新一代柬埔寨人的活力，他讀書不多，在私校學了兩年英文，英語說得很好，晚上還進修普通話﹕「我希望女兒讀多點書，將來不用像我們般靠勞力搵食。」在他身上，我看到一個「個體戶」如何透過市場經濟改善生活，對未來滿懷希望。
基層司機：社會向前須換領導
跟柬埔寨人聊天，你會發現，成年人都記得赤柬的歲月。Pros Bou說，他父親在赤柬期間於家鄉無辜被殺。七九年赤柬被越南打敗，其後十年越南統治生活仍然艱苦，至九十年代初聯合國介入舉行大選，社會才漸漸穩定。柬埔寨雖然有選舉制度，但多年來領導人都是洪森。Pros Bou雖只是個基層，但他對政治的理解讓我訝異﹕「社會要向前行，必須要更換領導人，我們多年來都是同一個政府，同一個政府做事方法就會一樣，事情就沒有改進。」
Pros Bou知道我要去金邊，提醒我那裏治安不好，叫我小心。從金邊市中心坐一小時車，會到達位於郊區的赤柬「亂葬崗」，有The Killing Field之稱的Choeung Ek Centre。沿途可見垃圾滿地，貧民區衛生條件極差，和吳哥窟旅遊區那邊的鳥語花香，相差很遠。雖然近年柬國因旅遊業和製衣業有可觀的經濟增長，我們女士買的fast fashion如H&M、Zara部分生產線在柬埔寨，西方國家多年來也提供巨額援助，然而該國貧富懸殊仍然嚴重，四成幼兒營養不良，三分之一人未有乾淨食水。
白骨 出賣「不幸」的模式？
赤柬暴政在一般人腦海留下的畫面，就是那堆從亂葬崗起出來的受害者頭骨，彷彿成為赤柬的icon。其中，有九千個頭顱展示在Choeung Ek的佛塔裏。我有點訝異，佛塔裏竟容許拍照。據知，國內偶爾有討論說，是否要停止展示骸骨，轉為將骸骨火化入土為安，但倖存者組織卻爭取保持展示狀態。因為，近看受害者頭髗，可看到子彈或斧頭打穿的痕迹，是追究暴政的有力證據。時至今日，雖然聯合國促成的「柬埔寨特別刑事法庭」自二○○九年開始，對赤柬領袖進行審訊，但由於今日的柬國領袖層和當年的赤柬關係千絲萬縷，要為赤柬統治下近二百萬亡魂尋冤，仍然路漫長。
導遊隨手拿人骨講解
去年我曾到訪紀念納粹受害者的波蘭奧斯威辛集中營，對這種另類「景點」已有一定心理準備。誰知，參觀完畢，對骸骨處理手法還是感到意外。這個四十年前曾經是亂葬崗的地方，今日已清理得七七八八，餘下一大片泥地，大部分骸骨亦已安放在佛塔裏。然而，原來泥土裏仍埋有不少人骨，隨雨水洗滌而漸漸出土。我跟着展館的指示步行，中途竟見「勿踏在人骨上」的指示，我垂頭細看，赫然發現，腳邊的泥土裏，隱約見到一條條白骨和破碎衣物，只要不小心，的確會踩在其上。場內另有一角擺放近年才出土的骸骨，當地導遊習慣隨手拿起一塊人骨跟遊客講解。我見到骸骨得到如此待遇，渾身不自在。我記得波蘭集中營所有逝者衣物和頭髮都被玻璃箱妥善保護。柬國容許遊人對骸骨近距離接觸，令我想起吳哥窟古蹟付五美元便任人攀爬的經歷。我不禁反省，自己是否用了西方價值審視這個第三世界國家，要求太苛刻？
學校成刑房 褪色的黑板
回到金邊市中心，另一個了解赤柬暴政的「景點」就是Tuol Sleng Museum，前身是一間中學。赤柬這政權和「學校」有點不解之緣，其領袖波爾布特本身是一名留學法國的老師，赤柬統治後，卻關閉學校，把知識分子趕絕。據說，只要戴眼鏡，手掌皮膚嫰滑，就會成為階級敵人。諷刺是，赤柬就地取材，原來是學生書桌的木材，被用作刑房間隔，今日參觀，褪色的黑板仍掛在牆上，凝視着千萬個無辜國民被虐致死的班房。
在Tuol Sleng的出口，有兩個阿伯在擺檔賣書。原來他們曾於此監獄受虐，是少數逃出生天的倖存者，他們都在此開檔賣自傳。其中一位叫Bou Meng的七十多歲阿伯，旁邊有名妙齡女親友替她推銷，用英語喊着﹕「十美元一本」。我有點猶豫，她加多兩錢肉緊，埋怨着﹕「政府每月只給他廿五美元生活費……」講到咁白，我不好意思，唯有從錢包掏出十美元，買完書還可與「倖存者」合照。我心想，又是柬埔寨「出賣不幸」的模式，雖感覺不妥，卻也不願意批判什麼。話說回來，回家細讀兩本自傳，內容不錯，只是印刷不精美而已。
向左走 向右走
赤柬在七五年到七九年統治期間，有近二百萬人死於虐待、患病、飢餓，平均每四個國民就有一個受害，是人類歷史上殺人最多的政權之一。赤柬參考了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把知識分子趕到鄉下，強迫勞動增加農作物產量，希望可以藉此建立共產烏托邦。澳洲學者Chandler指出，赤柬政權多年來最大的支持者就是的中國政府，中共一直提供大量軍事和經濟支援。後來柬國被越南於一九七九年入侵，赤柬成為流亡政府，中美等大國依然支持多年，只因為要與蘇聯支持的越共抗衡。中柬友好至今不變，今日柬埔寨市中心一條大街，就叫「毛澤東大道」。我讀了金邊的英文報紙，社評說道，寧可親中也不要親美，因為美國的財政支援要求柬國搞好民主和人權，來自中國的財政資助就沒有附帶條件。
大國的政治取態從來是利益先行。有時目睹一些香港人說，要求西方勢力支持香港爭取民主，回看柬國的悲劇就知道這想法未免太天真。然而即使是一介平民，也應緊記另一教訓，如何不會因為理想主義而成為了施暴者的共謀。
唱好赤柬者 公開說後悔
在Tuol Sleng監獄有一個七年前增設的展板，由瑞典官方人權組織The Living History Forum和柬國的非政府組織Documentation Center of Cambodia共同策展。內容提及，七十年代瑞典有一批左傾知識分子，對共產主義充滿期盼。他們一行四人在一九七八年被邀請到訪柬埔寨，還與赤柬領袖波爾布特在皇宮裏共晉晚餐。他們獲安排到工廠、村莊、學校參觀，雖然街道空空如也，醫院只有兒童飾演的「醫生」，但因為對共產主義充滿憧憬，認為赤柬是理想的烏托邦，回國後仍唱好赤柬。但這一年正是赤柬殘殺平民最厲害的時候。其中一個名叫Gunnar Bergstrom的男人，三十年後回到監獄舉行展覽，公開表示後悔﹕「我被一個謀殺人民的政權利用，成為宣傳機器一部分，我想向受害者道歉。我們被擺佈了，但同時，我們也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事。」
在柬埔寨這麼多天，目睹當地的經濟落後與貪污，或可說與港人無關；大國之間的鬥爭，小市民更可說自己無力左右。然而這名瑞典男的教訓卻震撼我良久。一個讀書人滿腔熱情，想讓社會變好，然而正正就是這種熱情和理想主義，蒙蔽了理智。Bergstrom在展覽的結語說﹕「歪曲的意識形態可以欺騙這麼多人，包括一些想令社會變得更好的人。每當有人說他看到真理，表示可以為社會問題提供快捷解決方法，我們務要有戒心。」正當香港的政治氣候變得敵我分明，情緒先行，表態多於檢視事實，這個來自異國慘劇的提示，讓我深切反思，要小心不要被狂熱情緒蒙蔽，即使是一介平民，也有可能站在wrong side of history。有時，愈聲嘶力竭表示自己代表正義，愈肯定自己動機純正的人，反而是被蒙蔽被利用而成為歷史的劊子手而不自知。
文、圖/ 譚蕙芸
編輯/方曉盈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新聞類別
副刊
詳情#
回應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