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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戰後以來，日本歷史教科書內容與編寫成為東亞地區戰後關係的關注點之一。不過，戰爭回憶除是戰爭一代人的心靈創傷外，他們以及戰後一代的對戰爭回憶有着多元的心理反應構成社會上大眾集體回憶的一個重要部分。研究戰爭回憶與論述的學者T.G. Ashplant 在The Politics of War Memory and Commemoration 就認為要研究戰爭回憶除了從官方戰爭論述外也應該了解社會大眾的心理發展。戰後70年，我們不妨站在更廣闊社會發展來思考戰後的東亞關係。戰爭回憶非常複雜，動輒觸發日本社會爭論。先由此談起。
戰後日本並未像德國那樣承擔戰爭罪責關係到美國於1950年代對日政策的調整，當時美國視建立強大日本作為美國圍堵共產中國後援比建立民主非軍事化日本更為迫切，加上昭和天皇並沒有接受戰爭刑責，讓日本錯過了一次深刻反省的機會。 戰後以來，日本的戰爭回憶除了由參與或經歷戰爭一代來塑造之外，於戰後出生的一代亦參與其中，前者是親身感受講述戰爭回憶，後者則從戰爭一代口述及透過學校課程來認識戰爭事迹，這兩個世代都對戰爭回憶有着不同感受或看法，為戰後日本多元戰爭論述定下了格局。社會主流意識出現往往從兩方面凝聚起來，一是由個人回憶發展成集體回憶，二是由戰爭一代把集體回憶傳遞給戰後一代。主流意識形成並支配着民眾思想，令社會大眾深信不疑，例如英國於二次大戰時期對德國作戰已被論述為對邪惡納粹黨，軍事行動被道德化了。
戰後的3種史觀取態
反觀日本，戰後社會出現不同史觀的政治立場，各自爭相爭奪大眾的認同，爭取社會認受性，當中大致可分為3種取態：（一）支持確立日本民主化、批評自民黨歷史觀的進步派；（二）認為日本犯下侵略行為，但同時認為1941年太平洋戰爭中日本也是受害者的保守派；（三）不承認侵略也認為日本戰事行為合理的右翼分子。同時不同的社會團體也在戰爭回憶論述裏互相爭奪話語權，例如神社本廳傾向保守與自民黨關係密切，推動政要參拜靖國神社、由二次世界大戰日軍官兵的遺屬組成的日本遺族會同樣主張參拜靖國神社，被視為日本右翼團體、日本教職員組合則傾向反對自民黨控制日本歷史教科書、日中友好協會就希望日本政府承認侵華作為基礎推動中日友好合作與致力推動和平的日本戰沒學生記念會立場分明，各自推廣日本戰爭回憶版本互相爭奪話語權，於是可以把這個分裂的戰爭回憶稱之為記憶裂縫（memory rifts）。
而加深這個社會分裂的是日本政府在多元論述社會氣氛上又嘗試透過組織大戰紀念活動及掌控歷史教科書來建立一套官方戰爭主流論述，以此來影響社會意識。在資訊發達、全球互動的年代，新生代從多元媒體裏接收到中國、韓國及台灣等地有異於官方及戰爭一代的歷史觀，更深化了戰前與戰後兩代的意識對立。
代際的戰爭回憶分歧
經歷戰爭的一代與戰後新生代兩代之間的戰爭回憶同樣呈現巨大的分歧，使日本社會戰爭回憶與論述呈現多元缺乏共識。1990年代發展起來的日本嘻哈文化常以批評時政為題材，可以說是對官方或戰時一代的歷史觀與外交方針全面批評的最佳寫照。嘻哈組合Rhymester早於1990年代以批評日本戰時侵略及政府控制歷史教科書編寫為題目創作歌曲，而日本嘻哈代表人之一的 Zeebra更受到北野武2001年電影《BROTHER》啟發，以批判戰後美國對日本操控提出指控，作為一股影響日本青年文化的音樂力量，日本嘻哈界的批評意識反映新一代的青年對上一代的戰爭論述早已大為不滿，出現了代際的戰爭回憶分歧。
雖然自1955年以來，自民黨擁有相當大的政治權力及影響力，透過影響教育方針及學校課程傳播右翼史觀，但民間及地方就呈現不同的戰爭論述，例如廣島及長崎的原爆紀念館在描繪中日戰爭期間南京被佔領，以發生「南京大虐殺」字樣來標誌這件事件，更運用侵略來描繪日本軍隊的行動。顯然中央 （執政黨）與地方的戰爭論述早已出現分歧，未如中港傳媒所指日本政府修改美化歷史教科書，蒙蔽日本大眾，社會缺乏反省。事實上，日本社會上呈現的是多元而分歧的看法。
總言之，日本歷史教科書內容與編寫的確存在很大的爭議性，但日本社會對戰爭責任並非存在單一論述，所以認識戰後70年來日本社會思想發展脈絡是打開東亞戰後互相溝通的關鍵。希望戰後70年可以發展促進東亞溝通的新論述。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 日本研究系博士研究生
戰後日本並未像德國那樣承擔戰爭罪責關係到美國於1950年代對日政策的調整，當時美國視建立強大日本作為美國圍堵共產中國後援比建立民主非軍事化日本更為迫切，加上昭和天皇並沒有接受戰爭刑責，讓日本錯過了一次深刻反省的機會。 戰後以來，日本的戰爭回憶除了由參與或經歷戰爭一代來塑造之外，於戰後出生的一代亦參與其中，前者是親身感受講述戰爭回憶，後者則從戰爭一代口述及透過學校課程來認識戰爭事迹，這兩個世代都對戰爭回憶有着不同感受或看法，為戰後日本多元戰爭論述定下了格局。社會主流意識出現往往從兩方面凝聚起來，一是由個人回憶發展成集體回憶，二是由戰爭一代把集體回憶傳遞給戰後一代。主流意識形成並支配着民眾思想，令社會大眾深信不疑，例如英國於二次大戰時期對德國作戰已被論述為對邪惡納粹黨，軍事行動被道德化了。
戰後的3種史觀取態
反觀日本，戰後社會出現不同史觀的政治立場，各自爭相爭奪大眾的認同，爭取社會認受性，當中大致可分為3種取態：（一）支持確立日本民主化、批評自民黨歷史觀的進步派；（二）認為日本犯下侵略行為，但同時認為1941年太平洋戰爭中日本也是受害者的保守派；（三）不承認侵略也認為日本戰事行為合理的右翼分子。同時不同的社會團體也在戰爭回憶論述裏互相爭奪話語權，例如神社本廳傾向保守與自民黨關係密切，推動政要參拜靖國神社、由二次世界大戰日軍官兵的遺屬組成的日本遺族會同樣主張參拜靖國神社，被視為日本右翼團體、日本教職員組合則傾向反對自民黨控制日本歷史教科書、日中友好協會就希望日本政府承認侵華作為基礎推動中日友好合作與致力推動和平的日本戰沒學生記念會立場分明，各自推廣日本戰爭回憶版本互相爭奪話語權，於是可以把這個分裂的戰爭回憶稱之為記憶裂縫（memory rifts）。
而加深這個社會分裂的是日本政府在多元論述社會氣氛上又嘗試透過組織大戰紀念活動及掌控歷史教科書來建立一套官方戰爭主流論述，以此來影響社會意識。在資訊發達、全球互動的年代，新生代從多元媒體裏接收到中國、韓國及台灣等地有異於官方及戰爭一代的歷史觀，更深化了戰前與戰後兩代的意識對立。
代際的戰爭回憶分歧
經歷戰爭的一代與戰後新生代兩代之間的戰爭回憶同樣呈現巨大的分歧，使日本社會戰爭回憶與論述呈現多元缺乏共識。1990年代發展起來的日本嘻哈文化常以批評時政為題材，可以說是對官方或戰時一代的歷史觀與外交方針全面批評的最佳寫照。嘻哈組合Rhymester早於1990年代以批評日本戰時侵略及政府控制歷史教科書編寫為題目創作歌曲，而日本嘻哈代表人之一的 Zeebra更受到北野武2001年電影《BROTHER》啟發，以批判戰後美國對日本操控提出指控，作為一股影響日本青年文化的音樂力量，日本嘻哈界的批評意識反映新一代的青年對上一代的戰爭論述早已大為不滿，出現了代際的戰爭回憶分歧。
雖然自1955年以來，自民黨擁有相當大的政治權力及影響力，透過影響教育方針及學校課程傳播右翼史觀，但民間及地方就呈現不同的戰爭論述，例如廣島及長崎的原爆紀念館在描繪中日戰爭期間南京被佔領，以發生「南京大虐殺」字樣來標誌這件事件，更運用侵略來描繪日本軍隊的行動。顯然中央 （執政黨）與地方的戰爭論述早已出現分歧，未如中港傳媒所指日本政府修改美化歷史教科書，蒙蔽日本大眾，社會缺乏反省。事實上，日本社會上呈現的是多元而分歧的看法。
總言之，日本歷史教科書內容與編寫的確存在很大的爭議性，但日本社會對戰爭責任並非存在單一論述，所以認識戰後70年來日本社會思想發展脈絡是打開東亞戰後互相溝通的關鍵。希望戰後70年可以發展促進東亞溝通的新論述。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 日本研究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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