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人們在寫亞當．史密夫（Adam Smith）的時候，通常都會先提到他的巨著《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之後再談到他強調私利的《國富論》與強調同情的《道德情操論》兩書之間是否存在矛盾。不過筆者的專業既不是經濟，也不是倫理，所以就無謂在此班門弄斧了，反而想談談《國富論》與美國獨立戰爭的關係，以及作為蘇格蘭人的史密夫如何在大英帝國裏一展所長。
在亞當．史密夫發表《國富論》以前的兩個多世紀裏，西歐是由統稱為重商主義（mercantilism）的信念和實踐所支配。重商主義體系就是強權政權體系：在國內事務方面，它追求弘揚政府的權勢。在對外事務方面，它追求增長相對於別國的本國權勢。簡言之，重商主義旨在民族國家的統一，連同其工業、商業、財政和陸海軍資源的開發。為了達到這些目的，政府干預經濟事務，使得它的公民或臣民的活動可以被有效地轉入加強國家政治和軍事力量的渠道。
在重商主義的戰爭中，只有英國人以勝利者的姿態脫穎而出。英國實現民族統一早於任何其他歐洲國家，並且享有海島地理位置所提供的安全，因而在爭奪商業及政治霸權的鬥爭中獨佔鰲頭。在七年戰爭（1756年至1763年）中，英國成功取得加拿大及控制北美洲，到了1763年，英國已粉碎了西班牙、荷蘭和法國的商業、殖民地和海軍抱負，成為了世界強國。
重商主義賠上了美洲殖民地
亞當．史密夫對自由貿易深信不疑，他厭惡當時英國的重商主義實踐，因而《國富論》成為了針對重商主義的最經典反駁。1776年《國富論》出版時，在英國對重商主義理論和實踐進行批判性的重新評價的時機已成熟。美洲殖民地造反亦使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到英國殖民政策包含的整個貿易規章體系上去。
《國富論》與美國《獨立宣言》均在1776年出版與發表——這是一個巧合，但對英語民族來說是個饒有意義的巧合。自17世紀以來，英國從未輸過任何一場大國戰爭，然而她卻輸掉了一場對世界影響至深的戰爭——美國獨立戰爭（1775年至1783年）。所以某程度來說，《國富論》是一本針對英國的帝國問題的作品，而史密夫就在裏面思考如何解決帝國在大西洋的另一邊的13個美洲殖民地所勃發的危機。
儘管《國富論》出版時，美國獨立戰爭已展開，但如果英國可以早一點正視要求自由貿易的聲音，並重新檢視其重商主義實踐及殖民政策的話，那麼就可能毋須喪失其美洲殖民地，歷史亦會因此而改寫。
換言之，英國就是沒有重視史密夫的主張，才失去了「美國」，之不過隨後在她更弦易轍，相信並實行自由貿易之後，即使失去了美洲殖民地，大英帝國在1815年打敗拿破崙後，仍登上了世界強國的寶座，可見史密夫及其《國富論》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香港可扮演亞當．史密夫角色
我們不難從史密夫、英國及其美洲殖民地的關係裏，聯想到大陸跟台灣和香港的關係。目前中國就像以重商主義躋身世界強國之列的英國一樣，一開始無視史密夫的《國富論》和要求自由貿易的聲音，就算在美國獨立戰爭爆發後，也繼續維持了重商主義多年。但英國後來為了自己的利益，也得更弦易轍，放棄她較早前的限制性政策，因為她像俾斯麥所說那樣，已領悟到「自由貿易是最強者的武器」。
因此現在香港的角色就像亞當．史密夫，而港人所擁抱的自由、法治、人權及民主精神，其實跟《國富論》無異——一開始肯定是不中聽的，但只要日後國家意識到它們與自己的利益相符的時候，她也得採用——即使是選擇性採用也好。因為假使她毫不採用，結果就會像英國丟失了美洲殖民地一樣，將失去台灣。但比英國較為幸運的是，中國還未永久地失去台灣，只要今後她持續改革她的制度的話，實現台海和平統一並非絕望。
港人也須明白，固然是英國沒有重視史密夫的主張，才令她失去了美洲殖民地，但沒有了英國，史密夫的主張也一樣無法在世界上作大規模實踐。香港雖是彈丸之地，但只要我們的想法是管用的話，還是可以在國家、在全世界通用，情况就有如蘇格蘭人為大英帝國作出了眾多貢獻，因而在世界各大洲幾乎都有以蘇格蘭地名命名的地方——港人同樣可以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記。
國家亦須了解，史密夫在描述英國與美洲殖民地的關係時，他認為北美人事實上沒有因為母國施加的限制而受苦受難，然而此類限制是「對人類最神聖權利的一種顯著侵犯」，同時也是英國官僚和商人階級強加於北美的「傲慢的奴役象徵」。國家也必須慎重處理這一點，否則恐怕會像英國失去美洲殖民地那樣，失去台灣，令港人離心。相反，只要能適當地放棄這些限制，她將如大英帝國般，擁抱世界。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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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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