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最近，有機會碰到立法會議員、政府高官和智囊，以至消息靈通人士、知情人士和有識之士，我都會問他們同一問題：「為什麼北京處理香港事務，經常給人考慮不周、判斷不當和不了解實際情况的印象？」回歸18年，從23條立法的滑鐵盧到國民教育科的滿盤落索到政改方案的鬧劇收場，掌管香港事務的京官處處落後於形勢，給人的感覺是既信息不足和資料不夠（ill-informed）又所託非人（ill-advised）。
我得到的答案永遠是「北京準確掌握香港的情况」，駐港的中聯辦運作良好，京官也會不時來港直接「收風」。我不知道北京在接收、分析和詮釋香港信息的過程中出了什麼亂子，但若從管治的成效看，滑不溜手的香港顯然不在北京的掌握之中。
問題究竟出在哪裏？癥結也許是中國共產黨的用人政策。中國的君主每多善於用人，所謂善於用人，關鍵在於發揮一個人的長處。可是，在「善用」之前首先要「知人」—— 知道誰是人才，以及人才之所長。這才是完整的帝王用人之術，歷史學家所謂的治道。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出身社會下層的君主劉邦，最大的長處就是知人善用。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他不如張良。管理國家，安撫百姓，他不如蕭何。戰必勝，攻必取，他不如韓信。他得天下，全因對這幾位當世豪傑委心任用。當然，一如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駱玉明在《權力玩家》所言，劉邦的用人之道，還包括怎樣利用一個人的短處來控制他，但這是後話。
靠革舊制度和老祖宗的命來建立新權威，深信槍桿子裏出政權的中國共產黨，對自己管治的合法性有揮之不去的焦慮。在這股根深柢固的不安全感驅使下，中共用人的首要考慮不是人的能力和才幹，而是他們願意效忠和可以信任的程度。
知人不是為了善用，而是要確保自己不會被出賣。於是，人才制度變成奴才制度：多有用的人只要是「疑人」或「外人」都堅決不用，多沒用的人只要夠忠心和可靠都會得到重用。沒用的人當然會犯錯，並且常常犯錯，甚至犯大錯；但不打緊，只要他們的心「是在正確的地方」，那什麼都可以包容，什麼都可以原諒。
簡言之，這就是北京靠港人治港的用人政策。31位建制派議員在表決的關鍵時刻集體離場，致使政改方案「不得善終」。這是愧對歷史，為世人所笑，令香港蒙羞的嚴重政治失誤；更不要說它帶來的政治後果。然而彷彿對建制派的包容不設上限的北京，只是透過中聯辦為他們送上「安慰與同情」（tea and sympathy）。也許北京早已決定，治港的港人只要是誓死效忠北京的支持者（Beijing loyalists），其他的一切都無關宏旨。
北京用人﹕不可有二心
政改表決鬧劇結束之後，犯錯的建制派議員第一時間到中聯辦，不是要交代而是要交心——重申他們對北京忠心耿耿。至於中聯辦，也不急於找錯，更無意問責；最重要的是肯定集體離場的議員並非別有用心，所作所為沒有不可告人的動機。「你可以犯大錯，但不可以有二心」是北京用港人和港人為北京所用的潛規則。這當然有例外，50萬人上街之後曾蔭權接替董建華出任特首，是北京重用「疑人」的兵行險着；但這是處理非常情况採取的非常手段。有這樣的例外，才足以證明常規存在（the exception that proves the rule）。
香港的建制派也許不乏人才，但治港的人才愈來愈凋零，漸漸為只懂得對北京唯唯諾諾、阿諛奉承的奴才所取代，確是事實。97至今18年，中共似乎仍然沒有「弄懂」香港。
港人注定與忠心無緣
香港人懂得怎樣從身處的環境之中得到好處，知道做什麼事情是有用、有益和有建設性。追求自身利益和善於把握機會 ——姑且稱之為「self-interested opportunism」——是這個小城屢屢締造奇蹟、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關鍵。經濟學家視香港為展現資本主義優越性的櫥窗，資本主義與香港人如魚得水，因為啟動資本主義的發電機——牟利動機（the profit motive）——存在於香港人的基因。這所以在香港的建制派尋找對中共真心效忠的所謂「Beijing loyalists」是多勞少功。香港本來就不是盛產忠心愛黨和愛國人士之地，它的歷史、環境和氣候根本注定了香港人與忠心耿耿無緣。
林沛理
專欄作家
新聞類別
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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